古蜀先民的故事就像雾霭一样，一直在四川盆地盘桓。
胡小石先生在《屈原与古神话》里认为：“神话传说是起源于我国西南——巴蜀的神话。”这一结论，在嫘祖的故乡——四川盐亭，得到了充分的佐证。当地出土的“嫘祖圣地碑”就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老师、韬略家赵蕤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为金鸡乡民修葺嫘轩宫告成而作的碑序。碑文记载着：“女中圣贤王凤，黄帝元妃嫘祖，生于本邑嫘祖山。”当代学者杨超根据这一史料认为：“嫘祖文化是传说的文化，是上古时的正史。赵蕤这个碑，客观总结了唐以前几千年的嫘祖文化和远古文明的历史。”
关于嫘祖的家乡，一直存有争议，一说在湖北宜昌，一说在四川盐亭。出现争议应该说很正常，反映了人们对这些拥有“半人半神”伟力人物的崇敬与爱戴。
嫘祖和炎、黄二帝一样，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也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伟大母亲的代表。用现在的话说，她又是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家，为创造我国古代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
黄帝时代是上古的文明开化时代，嫘祖以发明丝帛而称雄于西陵，并受到黄帝的仰慕。后来嫘祖与黄帝联姻，从此辅弼黄帝，“施惠存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内和平”。有关学者指出：“中华民族的团结和整体统一，在我们的祖先黄帝、嫘祖那时就已经开始。留给我们炎黄子孙一个光荣传统……通过蚕丝文明实现了中华一统富耕桑，促进了各部落、各民族的大融合，因此，中国文明史的开端应从黄帝、嫘祖时代算起。”
四川的盐亭县古时是巴蜀的分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雨量充沛，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当地的蚕桑丝绸文明源远流长，蚕丝业一直是盐亭人世代赖以为生的生计来源。《盐亭县志》记载，隋代盐亭县令董叔封大力劝民栽桑养蚕，蚕丝称盛新城郡 ；唐代时，盐亭生产的“鹅溪绢”是“皇家画院之贡品”；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及著名诗书画家文同都有许多赞美“鹅溪绢”的诗；在清代，盐亭蚕丝业更是兴盛，“比户机声轧轧，所产甚饶”。
从历史谱系来看，距今约4500 年前，一支生活在岷江上游，以“蜀”为号的部落迁徙到了成都平原，后来还出现了蚕丛、柏灌、鱼凫这些流芳千古的大人物，三星堆遗址便极有可能是他们施展伟力的杰作。帝颛顼（史前“三皇五帝”之一）是黄帝和嫘祖的孙子，他把他的支庶分封于蜀。这一时期，正与史载“三代蜀王”争雄局面的结束、川西平原政治一体化的时间相吻合，表明一个根植于社会，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的产生。这个政权，便是早期的蜀国。
帝禹的最大功绩，是创造性地使用大规模水利工程治理肆虐的洪水。大禹改变了以往单纯用堤坝围堵洪水的方法，强调开渠疏导洪水使其顺利宣泄入海，重现江山如画之景。这种或堵或疏的工程理念，对中国历代统治者的国家管理理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凡是和谐或较为和谐的朝代，对民众的利益和欲求通常都采取了疏导的政策，而不是堵压。
禹生石纽是关于大禹出生地的神话传说，是古代羌人对民族祖先大禹崇拜的产物。岷江上游的羌人是迁徙定居的族群，他们需要用大禹神灵来建构族群认同。历史上禹生石纽的汉川之争，反映的是岷江上游羌族部落的历史记忆。羌人对华夏大禹神话的羌族化改造与诠释，显示了秦汉时期大禹崇拜多元化的特点。早在西汉蜀人的记载中，就开始出现大禹诞生于蜀地之说。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说：“禹本注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这是禹生石纽说的原始记载。由蜀人扬雄倡言的大禹诞生地的说法，多为历代史籍所沿袭。刳儿坪位于九龙山第五峰下，其地“稍平阔，石上有迹，俨然人坐卧状，相传即圣母生禹遗迹”（《四川通志》）。沿刳儿坪溪流而下，有一巨石，其状如盆，其“水色金赤，四季不变，相传禹母诞禹后洗儿处也”（中华民国《北川县志》），因此得名。
大禹神话在羌人中的流播，反映出汉文化在羌族社会中的影响。羌人“刳儿坪”的地名，其实是羌人根据历史文本建构的大禹遗迹。岷江上游高山峡谷多断壁石崖，羌人造“禹生石纽”自有丰富的天然资源。石泉九龙山第五峰下的刳儿坪，其地形犹如人坐卧之状，不难被羌人比附为圣母生禹的遗迹。
洗儿池以下的溪流中，“白石累累，俱有血点浸入，刮之不去。相传鲧纳有莘氏女，胸臆坼而生禹，石上皆是血溅之迹”（《锦里新编》）。令人称奇的是“血石止禹穴一里许”（《三边总志》），距洗儿池稍远即无此奇观。不远处的绝壁上刻有虫篆体“禹穴”二字，字大二尺见方，“传为大禹所书”（《四川通志》）。古时禹穴沟尚有禹之采药亭。《升庵外集》云：“其山药气触人，往往不可到。”传说大禹幼年，随母采药于此山，故乡人谓之采药山。
龙显昭所撰《夏禹文化与四川的禹庙》一文中称，禹庙兴起于秦汉，盛行于唐宋，遍立于明清。唐宋时期，四川各地禹庙兴起，其中以忠州、成都和石泉（今北川）的禹庙最为有名，都江堰、遂宁、射洪、黔江、南充、绵阳等地的禹王宫历史也较为悠久。
汉字总是像魔法石一样藏有玄机。“蜀”字最早见于商代的甲骨文，《说文解字》指出，蜀，是“桑中虫”的意思。学者们推断是商朝人最先发明使用“蜀”字，并且有20 多种写法。每一种写法上，都有一个大大的“目”字，意思是“纵目”。最早，“蜀”字下面没有“虫”，“虫”是后来加上去的，金文将它固定下来，直到汉隶才固定为现在的“蜀”字。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3000 多年前的古蜀王国，不仅开国时间扑朔迷离，每个王朝最后的去向，也无人能晓，只留下一点点零星的蛛丝马迹，任凭后世揣度。就拿第一个古蜀王国来说，一说是来自岷江上游的蚕丛建立的；另一种观点却认为，来自嘉陵江畔的黄帝才是立国者。而接下来的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每一个王朝国破后，最后的国王和众多子民流落到了什么地方？如果说古蜀的历史是一条长河，那么一代代的蜀王便如同河流的转弯处般，决定着长河的走向。这些蜀王彼此交替、延续，他们到底拥有着怎样的命运和结局呢？
蜀山氏是最早以“蜀”为族称的部落。在《史记》、《山海经》等史料中，还记载着一个最早以“蜀”为国名的国家，这也和蜀山氏有关。《史记》记载，西陵国（今四川盐亭一带的一个古蜀部落）的嫘祖最早与黄帝结亲，并生有青阳和昌意二子。昌意娶蜀山氏女昌濮为妻，生下高阳。高阳后来继承帝位，就是颛顼，并把他的支庶分封在蜀。从此，蜀便成了中原的一个属国。后世蜀人常对外人自豪地说“我们是黄帝的子孙”，渊源便在于此。
从蜀山氏开始，古蜀历史的脉络逐渐清晰，进入了半信史阶段。人SICHUAN20天府之国的前世今生们熟悉的三代蜀王，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登台亮相。一种说法是，蜀向家蚕的转变过程，也就是蜀山氏向蚕丛氏过渡的过程，蜀山氏部落最早以“蜀”为号，蜀变蚕后，他们便以“蚕”为号，改称蚕丛氏。证据有两条：一是蚕丛氏的“蚕”就是“蜀”进化而来的；二自从古籍中出现蚕丛氏以后，原本频频出现在史料中的蜀山氏似乎就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在四川的许多地区，至今流传着蚕丛将蜀驯化为家蚕的传说。蚕丛氏部落居无定所，随着首领蚕丛到处迁徙。所到之处，举族养蚕，而那里也就马上成为热闹的集市。据说蚕丛王常穿一件青色的衣服，巡行郊野，教民养蚕，他死后人民尊他为“青衣神”，四川青神县也因此得名。传说蚕丛的生辰是农历六月二十四，一直到20 世纪50 年代，民间仍然有在这一天拜祭蚕丛的民俗。
南宋学者罗泌在《路史》中认为，蚕丛、柏灌、鱼凫这几位蜀王各活了数百岁，部落名就叫蜀山氏。他们是蜀山氏的蜀王，原先生活在岷江上游汶川、威州、姜维城一带，后来逐渐迁徙到成都平原上。两晋时期的绵竹（今绵阳一带）先民，还有过蜀山氏生活的痕迹，而他们最终在广汉一带立国。今天的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众多可能与蚕丛、鱼凫有关的文物，使蜀山氏在广汉三星堆建国的历史，变得可信。
古蜀王国到了杜宇王朝，正是中原的西周时期；开明王朝则是中原的春秋战国时期。前316 年，秦国趁蜀国和巴国发生战争之机，派大将司马错率军南下，一举灭掉了蜀国和巴国，古代蜀国的历史就此结束。
在巴国定都江州（今重庆）之初，蜀国国力之强是毋庸置疑的。常璩在《华阳国志》里说，杜宇施政西川，同时泽惠巴国，正所谓“巴亦化其教”。加上《太平广记》、《路史· 国名记》中记载的“昔蜀王栾君王巴蜀”，都表明当时的蜀王统辖着巴国。但此后巴国日益强大，开始蚕食蜀国的地盘。有学者推论，战争极有可能源于对食盐资源的争夺。巴、蜀两国固有平衡的打破，在《华阳国志》中被记录为“巴与蜀仇”和“巴蜀世战争”。
巴蜀二国的拉锯战最终由第三方消弭，因为二者的力量尚不足以剿灭对手。从北方长驱南下的“渔翁”秦国，成了巴、蜀这两只“鹬蚌”之争的终结者。直接控制这场利益博弈的人，是大名鼎鼎的张仪和司马错。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高级幕僚都可谓颇有远见，通过置郡之法，使其为己生利，更因此获得了巴、蜀二城奠基者的光荣和名声。
为了更加有效地控制巴蜀之地，开辟通道是当务之急。从现有的考古发现和地形地势推断，由于秦岭山脉难以穿越，蜀国与商周的早期交往是经白龙江或西汉水河谷，转道今甘肃境内的。当周人东迁以后，甘肃一带为戎人所占，这条交通线就被切断了。因此，秦蜀双方要联系或扩张，就必须开辟新的通道。如果没有越过秦岭天险的道路，就无法实现秦蜀间的联系，秦国要出兵灭蜀也就无计可施，所以秦国千方百计要开通道路。同时，筑路工程艰险异常，在此过程中曾发生多次事故，造成大量人员的死亡。
历史学家葛剑雄认为，“蜀道”的开通导致了秦国灭蜀的结果，但闭塞的地理环境依然是蜀地统一于以关中或关东为中心的中原王朝的天然屏障。因此，在秦灭蜀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秦国一直在通过安置移民和流放罪犯等手段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这一移民过程持续到了西汉初年。尽管如此，在秦汉之际、两汉之际和东汉末年，蜀地又分别三次成为割据的基地。由四川盆地向西南和南方的开拓也面临巨大的地理障碍，所以秦朝只有开通了由今四川宜宾至云南的“五尺道”，才能在沿线诸国“置吏”。汉武帝时为了控制西南夷地区，也不得不征调巴蜀四郡的人力和物力用以筑路，后来才利用出兵南越的机会，打通了与西南夷地区的联系。
从战国末年到南宋末年，四川共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移民。第一次移民是秦国灭蜀以后，对巴蜀地区的移民，加上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迁六国贵族到四川定居；第二次移民是东汉末年动乱中，先是刘焉，后是刘备带领的中原世族进入四川；第三次移民是唐末动乱中，四川接受大批避难的中原世族。三次移民的共同特点是，移民的文化水准高，并能把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带进四川，促进了巴蜀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飞跃，入汉以后，繁华程度超过关中地区而被誉为“天府之国”值得一提的是，秦国灭蜀之后，筑起四面城墙将成都围成一个大城。紧贴大城西面城墙又砌了三道城墙，围出一个小城，叫“少城”。平时“少城”辟为集市，战时则成为大城的前哨与屏障。清朝时期，成都的守军便驻扎于此。包括现在的成都军区，都设在少城一带，也是有传统的。清朝以来少城是八旗子弟及贵族的居住地。辛亥革命以后，成都的达官显贵也来这里置建公馆别墅。如今闻名遐迩的“宽巷子”就是“少城”仅存的街道之一，这条街上有很多极具代表性的川西庭院建筑。
汉初，封建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并继续向蜀地移民。蜀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但文化事业相对落后。汉景帝（前156 ～前141）末年，文翁出任蜀郡太守，首创官学，将兴办教育列为治蜀首要目标。从此蜀郡学风大盛，可与文化发达的齐鲁地区媲美。文翁兴学传到巴郡和汉中郡，“巴，汉亦立文学”。汉武帝时，更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
汉武帝时期（前140 ～前87）在巴蜀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开发西南夷，最终将西南的大部分地区划入汉朝版图并设立益州以统辖，治成都县（在今成都市）。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不仅促进了西南各族人民、各地区间的相互交流与共同进步，而且还有利于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西汉末，公孙述占据益州（今四川），自立蜀王，国号“成家”，建都成都，这是自秦并巴蜀后四川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封建割据政权。东汉时四川复归汉有。东汉末又为刘焉、刘璋父子割据（189 ～ 214）。而后，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改年号章武，史称“蜀”或“蜀汉”（221 ～ 263）。蜀汉的疆域包括今四川、云南的大部分，贵州全部，陕西汉中和甘肃白龙江流域的一部分。
政治上，诸葛亮以“北定中原，兴复汉室”为己任，实行联吴抗魏方略，并亲自率师六出祁山，攻略曹魏。内政上，厉行法治，而用心平明。经济上，注意务农植谷，闭关息民，重视手工业生产，促进了盐、铁、锦业的发展。诸葛亮的另一大业绩是平定南中，不仅使“夷汉粗安”，而且推动了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为蜀汉提供了稳定的物质基础。
四川以拥有大量三国时代的古迹而自豪。沿“蜀道”分布着众多的名胜古迹，主要有古栈道、张飞柏、三国古战场遗迹等等，而分布在成都平原的三国文化古迹更是难以计数，多至上百处，使游人流连忘返。
成汉灭亡后，其旧部起兵反晋，被桓温击败。桓温率军离蜀后，成汉旧部又反，攻入成都。347 年，成汉故臣范长生之子范贲被拥立为帝，东晋振威护军萧敬文亦乘乱起兵攻陷涪城（今绵阳市），占领巴西全郡，自称州牧。益州形势顿时陷于动荡之中。
两年后，东晋益州刺史周抚率兵平定益州，桓温于351 年派军协助平定萧敬文叛乱。365 年，周抚卒后不久，梁州刺史司马勋举兵反叛，自称益梁二州州牧、成都王，引兵进围成都。桓温命朱序于次年击破司马勋围成都之军，擒获司马勋及其党羽，平定了这次叛乱。
373 年冬，北方前秦苻坚出兵攻夺梁、益二州，东晋命毛虎生父子统兵攻蜀，不克。375 年5 月，蜀人张育、杨光起兵反秦，与巴僚共5万余人进克成都，求晋兵出援。不久，张、杨及晋援军皆败，益州复归前秦。385 年，前秦益州刺史率部奔还陇西，成都守备空虚，东晋终得复取益州。
郭崇韬占成都后，为庄宗之子所杀，庄宗派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入川定乱。934 年，孟知祥在成都即位，国号蜀，史称后蜀。孟知祥在川免除苛税，减轻人民负担，并缓和了与中央政权的武装冲突。其子孟昶即位后，实行“赋役俱省”政策，与民休息，使农业得以继续发展，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后，四川一度成为全国最为安定繁荣的地区。
然而孟昶晚年，却疏于朝政，纵情作乐。他命人在成都城上遍植木芙蓉，成都自此又称“芙蓉城”。964 年，宋太祖赵匡胤命将伐蜀。次年年初，孟昶降宋，后蜀灭亡。581 年隋朝建立，隋文帝以其第四子杨秀为益州刺史、总管，并封为蜀王。次年设置西南道行台尚书，以杨秀为尚书令，总揽四川的军政大权。蜀王杨秀骄奢淫逸，残害人民，任用小人干预军务，又大兴土木扩充宫殿。隋文帝于是在601 年召回杨秀，改派总管。隋炀帝即位后，横施暴政，引发了农民起义。但隋末农民起义基本上未波及四川，使这里成为全国少有的安定地区。
617 年，李渊得长安后，派员招抚四川，四川各地长官、豪族纷纷归附唐王朝。唐朝时期，四川的行政建制变易甚大，最终在766 年分剑南道置东、西两川，以剑南东川、剑南西川和山南西道合称为“剑南三川”，此为唐代四川的主要行政区划。
值得一提的是，隋唐时期，四川民风崇重道教，盛极一时。前蜀杜光庭赐号广成先生、传真大师，晚年隐居青城山，号东瀛子，著有《广成集》、《仙传拾遗》、《道教灵验记》等多部著述。其中《道门科范大全集》对道教教仪则详加规定，自此以后，道教各科始有醮仪。由于唐代四川是景教的流行地区之一，成都大秦寺极为富丽壮观。汉州刺史房倡导景教，“房公石”即其遗迹之一。
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张献忠于1633 年首次率师入川，次年年初由湖广第五次入川，号称有众60 万，以“澄清川岳”为旗帜，溯江而上，节节胜利。6 月克重庆，8 月克成都，结束了明王朝在四川的统治。644年11 月16 日，张献忠在成都即位，国号大西，建元大顺，自称西王。大西农民政权建立了中央机构和地方各级政权组织，并开科取士，补充官员。大西政权没收明地方政府的库金和王朝宗藩的财产，向富民大贾征收赋税，发放金银赈济贫民。又铸货币“大顺通宝”以供流通。
1646 年，清军入关两年后攻入四川，张献忠率军迎击，不胜，在西充县凤凰山多宝寺前太阳河畔遭清军突袭，中箭身亡，时年仅41 岁。大西农民政权归于失败。
张献忠本来指望“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但看到李自成兵败，清兵气势如虹，自感大势已去，绝望之下，在四川进行了空前绝后的烧杀。他以开科取士为名，杀知识分子于青羊宫，又坑埋成都民于中园，杀卫军98 万，并迫不及待地遣四将军分屠各县，将亿万宝物藏匿于锦江，决水放流，自谓“无为后人有也”。
按照常理，一般的杀人，目的大概是为排除异己。张献忠在川杀人，却并非如此。他的《七杀碑》上这样写着：“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从这些话看来，他要这样杀人，是替天报复的。照《蜀碧》和《蜀龟鉴》所记载，他常常把小孩子掷向空中，任凭其落下戳在枪尖上，看着小孩子流着鲜血狂叫乱动的情形以为快乐。可见他的杀人，还寓有游戏的意义。
在民间传说中，明末张献忠兵败四川，曾经“江口沉银”，大量金银财宝随船沉入江底。四川省彭山县岷江河道中近年发现的一桶明代官银，又勾起了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并掀起了民间的“寻宝热”，很多人猜测当年的“沉银”地点极有可能就在彭山县江口镇。
鸦片战争以后，四川历史上发生过许多引人注目的大事件：19 世纪60 年代初的李、蓝起义与石达开入川；60 ～ 90 年代的两次重庆教案和成都教案；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四川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和与此相关的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前的一系列武装起义；20世纪初地方官推行的包括近代教育、近代实业在内的各项“新政”，川省商会的广泛设立（至1911 年达98 个，数量居全国第一）与联合及资产阶级立宪运动；资产阶级立宪派和革命派领导的四川保路运动与保路同志军大起义……一波又一波的近代历史大潮，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向封建主义压迫与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发起冲击，最后虽然没有使四川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却结束了清朝在四川的专制统治，教育并锻炼了包括近代知识分子在内的各族、各阶层民众。
晚清时期，四川的行政区划有一些变化，一方面是开重庆和万县为对外通商口岸，并允许日本在重庆开辟租界，使四川门户洞开；另一方面清王朝加强了对四川西部高原的少数民族的镇压和统治。清王朝以平定巴塘县为契机，开始逐步在川边推行“改土归流”、“以流为主”的政策，建制州县。“改土归流”政策，即将少数民族地区本民族世袭的“土官”，改为清王朝所设的“流官”，从而废除了旧有的土司制度，把各民族地区的政区建制统一在清王朝的政区建制之内。
清同治二年（1863），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兵入川，在大渡河紫打地（今四川石棉县安顺场）被清军诱俘，6 月13 日入清营谈判，在洗马姑被诱捕，全军将士被骗缴械后均遭杀害。石达开于25 日被解至成都。他在官府引诱面前，“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气不卑不亢，不作摇尾乞怜之语”。8 月6 日在成都科甲巷被凌迟处死，“临刑之际，神色怡然”。
石达开被害后，四川民间还长期流传着关于石达开没有死的说法，说被扣押的是与他相貌酷似的养子，若干年后，还有人遇见过隐居四川的石达开等，足见民间对他的怀念。
如今，游人漫步在繁华的科甲巷，如果遥想起石达开在此地就义的一幕，那种被唤醒的蓦然回首的感觉，大概就是所谓的历史感吧。
不需记得太多，但石达开《入川题壁》却是值得铭记的，因为它一直被誉为“中国最有气势”的作品而广为传——
天府之国的前世今生
黄金若粪土，肝胆硬如铁。
策马渡悬崖，弯弓射胡月。
人头做酒杯，饮尽仇雠血……
西康建省，早在明末清初就有倡议。1935 年7 月22 日，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成立，刘文辉任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在其努力之下，西康省政府于1939 年1 月1 日正式成立，刘文辉任主席，省会设在康定。1949年12 月9 日，西康省主席、第24 军军长刘文辉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在四川彭县通电起义，宣布西康省和平解放。1950年4 月26 日，在雅安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西康省人民政府，廖志高任省主席，省会设在雅安。1954 年西康省人民政府改为西康省人民委员会，廖志高当选为省长。1955 年9 月西康省被正式撤销，金沙江以东各县划归四川省，金沙江以西各县划归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从中华民国到新中国，西康省的建制共存在了16 年零9 个月。
作为西康省省会的康定是西部地区重要的历史名城，古为羌地。据说蜀国丞相诸葛孔明在准备第七次释放孟获时，双方协定，孟获退出一箭之地，并永不侵犯蜀国边境。孔明暗中派将军郭达星夜兼程，来到今康定安炉造箭，并把所造之箭插在一个山顶上。后迫使孟获退至打箭炉以西的地方，后以郭达造箭之地取名为“打箭炉”。
值得注意的是，费孝通先生认为，康定远古文化的遗存应当说就是“民族走廊”文化遗存。表现得较为清晰的主要有：石棺葬文化、高碉文化、古老的木雅语和鱼通语等语言现象，以木雅和鱼通服饰为代表的服饰文化，古老的民风民俗等。这些现象都是由于远古部落、部族乃至民族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并不断发展、变化的结果。
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政府在西昌设立行辕，到1946 年3 月撤销，前后存在了7 年，是蒋介石所有行营行辕中历史最长的。它当时的任务是”建设抗战基地”，“宣扬中央德意”并“辅导西康省政”。
行辕在西康做出的最大“功绩”，一是扩建西昌小庙机场。动员了一万多名汉、彝民工，耗时近一年，把一个临时性军用小机场，扩建成西康境内唯一的军民两用机场，开辟了西昌对外航空运输线，以后又成为中印航线的重要场站。二是督修川滇西路。这是联结四川内地和滇缅国际公路的战略公路，动员了十几万民工，历时两年多才完成的。主办是交通部公路局，行辕负责督修。但建成后，滇缅路即被日寇切断，在抗日战争中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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