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世英對日外交風雲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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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石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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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藏天下牌匾館現有一塊民國四年（1915）的重大歷史匾額，其匾體樸素，黑底金字，上書“樸厚可風”四個主題大字，題匾人為時任福建巡按使的許世英。
在民國初年，巡按使的官職稱謂曾被短暫使用，同樣短暫使用過的相似職位稱呼還有民政總長。不管是民政總長，還是巡按使，其實就是後來的省長一職。可見，題匾人許世英，當時就是福建省的一把手。
民國四年（1915）年【樸厚可風】許世英 題 福建品藏文化有限公司收藏
許世英當然是民國曆史上的大腕級人物了。實際上，許世英的大腕角色，歷經晚清、北洋、民國三個時期，可謂叱吒風雲了五六十年。
清末的時候，許世英的官場巔峰大概在八國聯軍侵華時期。當時慈禧太后、光緒皇帝為躲開炮火，避到了西安，後來戰事平息，兩宮回京時，許世英以刑檢大員的身份護駕隨行，一時風頭無兩。
許世英
許世英的官場大半生涯，都在司法領域。1907年，許世英跟隨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到了奉天（瀋陽），擔任高等審判廳廳丞，相當於法院院長。
在瀋陽的兩年多時間裡，許世英跟日本駐華領事館（駐地瀋陽）的領事廣田弘毅、副領事友田八郎來往密切，經常在一起喝酒吟詩，由此成了好基友。
其中廣田弘毅此人，後來成為日本侵華的關鍵決策人或實施人，也是日本戰敗後，1945年東京大審判中被處以死刑的七名日本戰犯中的唯一文官。可見，廣田弘毅在中日戰爭中，屬於罪大惡極的戰犯分子。
廣田弘毅
但在清末的瀋陽，作為日本領事的廣田弘毅，給人的感覺完全是一副文質彬彬的模樣，所以許世英拿他當好朋友看待。正是因為這種私人關係的存在，多年後，許世英被迫出任民國政府駐日本大使，從而在外交第一線見證了日本軍政府的侵華野心，是如何一步步演變至“法西斯”狀態的。當然這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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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清政府的倒臺，歷史進入北洋政府時期（1912-1928）。雖然民國的歷法就是從這時候開始起算的，但北洋時期只能算是“假民國”，狗血一樣的混亂政局，大總統、臨時大總統滿天飛，換了一茬又一茬，讓我們記憶猶新。
但就是在如此混亂的局面下，許世英卻混得風生水起、如魚得水。為什麼說“混”呢？許世英在北洋時期的任職經歷，也是變化無窮，今天干這個，明天干那個，職務頭銜多得數不過來。
許世英與巡視艦船員合影
福建巡按使這個職位，許世英算是幹得比較長久的，歷時兩年多。後來他自己辭職不幹了。他為什麼辭職？因為袁世凱當了大總統後，準備清算一批不聽話的官員，其中福建官場是重災區。
於是乎，袁世凱的“打手們”網羅了一堆許世英及其他福建地方官員的罪狀，準備拿他們開刀。
那麼袁世凱為什麼要拿許世英開刀呢？因為袁世凱上臺後，頂著國內壓力跟日本達成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條約，這是一項日本帝國主義妄圖滅亡中國的秘密條款，而它的日方起草人，恰恰就是許世英的老朋友廣田弘毅。正是從這時候起，廣田弘毅進入了侵華戰略的快車道，權勢日盛。
袁世凱也知道“二十一條”萬惡不赦，但他為了圓自己的帝王夢，還是妥協了。問題是，國內很多人由此反對他，罵他。其中許世英就旗幟鮮明地反對“二十一條”。所以袁世凱要參劾他的福建巡按使職位。
1915年5月“二十一條”簽字時中日代表合影
但在關鍵時候，袁世凱變通了，他想與其樹敵，不如拉攏人心。所以呢，明明他的“打手們”已經準備好了許世英的黑材料，但袁世凱臨時起意，大張旗鼓地放了他一馬。
你瞧，三十六計攻心為上，袁世凱很懂得中國厚黑學。許世英從此對袁世凱死心塌地了，進入了他的政治核心圈子。從歷史角度看，這也算是許世英的政治生涯汙點。
自從攀上袁世凱後，許世英就成了軍閥政治時期的紅人，他先後在袁世凱、黎元洪、段祺瑞等軍閥政府中歷任大理院院長、民政總長、國務總理、內閣內務總長、交通總長、司法總長等。任職履歷令人眼花繚亂。
但是，許世英作為一個深具司法思維的人，他也並不是盲目追崇袁世凱。他公開說過類似這樣的話：“我們用自己本人為籌碼，拍袁大總統的馬屁，但我們不會用國家利益、國家制度為籌碼拍他的馬屁。”由此可見，許世英是有底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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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起，民國全面進入蔣介石專制時期。這期間的演變過程，十分複雜，就此不表。重要的是，許世英作為北洋時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在政治慣性的帶動下，他在蔣介石掌權時期仍有不少高光時刻。
許世英太多的經歷，我們掠過不表。在此著重說一說他作為對日外交官的經歷。
1936年，距離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還有一年多，這時候的中日關係已經十分緊張，這條線上的外交官日子也不好過。這不，原國民政府駐日大使蔣作賓在一次回國述職後，徹底撂挑子了，說什麼也不願意重返東京。
蔣作賓
在此節骨眼上，誰是擔任駐日大使的最合適人選呢？蔣介石很快想到了許世英。許世英本人也很想挑戰一把外交官的職位。
他和蔣介石都有一個相同的幻想：許世英的老朋友廣田弘毅，時任日本首相兼外相，由許世英任駐日大使，或許可以緩和中日關係，避免戰爭。
但幻想畢竟是幻想。3月份，許世英來到東京，赴任大使後，第一件事就是跟廣田弘毅會晤。許世英開門見山表明自己的立場：“日本的強權違背公理，我必須要跟你據理力爭。”而廣田弘毅也同樣用一句話澆滅了許世英的幻想：“我們為公事吵嘴打架都沒關係，不影響私人友誼。”意思是說，日本照樣會沿著侵略中國的節奏走，誰的面子也不看。
許世英一看公關廣田弘毅沒戲，轉而去拜會日本天皇，向後者表達了一堆有關世界和平、人類公義之類的主張。此時的日本天皇，表面上還是願意以和平的面目示人，所以忽悠許世英說：“和平是中日雙方的意願，我們一起努力。”
過了一個月，日本外相換人了，新上任的友田八郎也是許世英的老朋友，沒錯，就是當初追隨廣田弘毅在瀋陽任副領事，從而一起跟許世英交好的那位。
友田八郎
既然是廣田弘毅的追隨者，友田八郎當然也是信奉“法西斯”思想的人。許世英隨著跟他深入接觸，也發現了一點：日本軍國主義的窮兵黷武，已經不可遏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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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世英看清了日本國內的形勢，一邊心急如焚地不斷髮密電回國內，向蔣介石彙報情況，強烈建議中國要做好應戰準備；一邊他又試圖曲線“救國”，三番五次向友田八郎建議：為應對世界形勢，希望簽訂中、日、蘇三國互不侵犯協定。
友田八郎口頭上忽悠許世英說：“中日或中蘇互不侵犯協定，值得考慮，我們再等等看；但日蘇協定是絕不可能的，日本方面不考慮。”
什麼是大忽悠？友田八郎這種軍國主義政客就是。後來的事實證明：他說的“可考慮”的中日協定遲遲落地不了，恰恰是他說“絕不可能”的日蘇中立條約，最終卻達成了。
現實面前，許世英終於丟掉了幻想。1937年3月，許世英回國述職，專程上廬山面見了蔣介石，向後者強烈建議中國方面要做好戰事防備。
6月份，已經升格為日本軍國主義重臣的廣田弘毅，重新掌權外相。但按他的外交思路，日本對中國已經不存在“外交”了。種種跡象表明，日本準備動武。
許世英徹底急了，他再次向蔣介石彙報建議，做好戰事防備，隨時準備反擊。但蔣介石回了一句讓天下愛國人士心涼的話：“攘外先安內。”
至此，許世英對中日外交和國民政府的戰事防備深感絕望。他立即向蔣介石提出了辭職。
但許世英的辭職狀態，並沒有延續多久。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中日戰爭爆發，許世英奉命立即返回東京，開展外交斡旋工作。
許世英第二次赴東京，在日本待了半年左右。期間他一方面廣開記者會，向世界揭露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的所作所為，並代表中國向日本發出各種警告和聲明；另一方面，他在等待蔣介石聯絡的德國方面介入中日調停。
1938年1月，德國宣告對中日之間的調停失敗。期待同樣是法西斯的德國政府調停，這本身就是蔣介石策劃的一大笑話。
事已至此，中日戰爭已經剎不住車了，中日外交全面中止。許世英徹底放棄調停工作，回國卸了職。
以上就是許世英的對日外交全過程。實事求是地說，雖然許世英的外交斡旋工作，在不可遏制的日本軍國主義侵略野心下，沒有起到實質性的阻擋作用；但許世英自始至終都在為和平而努力，在這點上，他值得我們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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