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用幾句話來表達家庭教育學的全部精華，那就是要使我們的孩子成為堅定的人，能嚴格要求自己。我在這裡似乎有點誇張地說:若請他參加婚禮，即使那裡所有的人都喝成醉鬼，他母親相信自己的孩子會清醒地回家。——蘇霍姆林斯基
他，是天才鋼琴家；
他，是國際藝術家；
他，是中國對外的一張音樂名片。
朗朗，明亮、灑脫、自信是他名字給人的第一印象。
無數的演出，無窮的讚譽，無限的遠方，無盡的坦途。
“四無”音樂人朗朗終於用他的厚積薄發成就瞭如今活躍於國際的一顆耀眼明星。
很多人崇拜他，更不乏嫉妒者。但他們的崇拜與嫉妒卻同出一脈——
他，何以優秀至此，成功至此？
我們看到的總是成功者的光輝燦爛，而他們背後的故事卻鮮為人知。
若不是數十年飲冰臥寒，何來桃李春風一杯酒？若不是茫茫歲月孜孜的追尋，何見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若不是經歷了冷眼與輕看，何換一日看盡長安花？
箇中辛酸可見一斑。
在朗朗的自傳裡，他記錄了自己的成長，虎父賢母的人設必不可少。
都說每一個成功的男人身後都有一位偉大的女人，而同樣的，每一個成功的孩子背後也有一對深謀遠慮，捨得犧牲，懂得教育的父母。
1981年，郎朗還尚未出世時，父親郎國任就買好了鋼琴。郎國任覺得，既然要學，就要學得高，學得遠。笛簫、二胡是民族樂器，不易走向世界。
鋼琴是樂器之王，他一定要讓孩子在更廣闊的平臺上展示才華，因此在國際音樂界佔得一席之地是他們一家一直以來的追求。為此，他們還對朗朗實行了胎教，讓他在孃胎裡就認識了貝多芬、肖邦等一系列鋼琴大家，為日後的發展奠定了意識基礎。
在培養朗朗的歷程中，父親朗國任不單單是規劃者，更是引領者與實踐者。
朗朗從小對音樂就很敏感，郎國任為了培養兒子的興趣，就開始自學鋼琴，小郎朗當然不負眾望，他一聽見父親彈琴，就手舞足蹈，十分興奮。
小郎朗喜歡看卡通片，尤其喜歡《貓和老鼠》。朗朗兩歲半的一天郎國任聽見他居然把《貓和老鼠》裡面的音樂彈了下來，然而誰也沒有教他，更沒有譜子。這時他堅信兒子是鋼琴天才！
朗朗三歲手指尚按不住琴鍵時就開始了他的音樂生涯。為了讓郎朗坐得住，郎國任開始訓練他“坐琴”。父親抱著郎朗坐在大腿上彈琴，剛開始只坐5分鐘，慢慢到10分鐘，15分鐘，一直增加到40分鐘。
小孩子剛開始肯定坐不住，郎國任那時候也比較暴躁，想嚇唬他，就把郎朗往床上一扔，郎朗嚇壞了，大喊：“爸爸，我練琴，我練琴，我好好練！”眼裡含著淚坐在琴凳上，邊抽搭邊彈，一個音也不帶錯。
教育朗朗時，父親也採取了一些激勵的方式。郎國任在鋼琴上放一顆巧克力，告訴他只要彈得好，就可以獲得獎勵。郎國任培養孩子的體會是：做家長的，必須有“四心”，就是愛心、耐心、恆心和信心，缺一不可。
當時第一位鋼琴老師對他極為讚賞，對他表現出的驚人天賦表示震驚，並勸告朗國任和妻子送孩子去北京從而得到更好的資源，在更廣闊的天地裡盡展才華。
優秀的父母在培養子女方面從來都不計一切代價。這並非是孤注一擲，而是他們能分辨孰輕孰重。有舍才有得，既然選擇了攀上成功的高峰，便不懼風雨，不必猶豫。認定了一條路，跪著也要走完！
得到老師的忠告後，郎國任辭去公職，陪兒子遠赴北京。而母親留在瀋陽，掙錢維持一家人的生計。
郎國任從來不對兒子說“你是天才”這類話，而是要求他永遠爭第一。郎朗每天雷打不動練琴，大年三十上午還在練琴，下午去看爺爺奶奶。
後來朗朗因為卓越的表現而出國深造。到了美國，郎國任為了省錢，能不花錢就不花錢，常常花一兩美元買一大堆便宜的菜。學校每個月提供600美元生活費，在郎國任的精打細算下，一年下來結餘2000美元。
在朗朗求學的路上，阻擋在他與其父母面前的無數大江大河、高山峻嶺都被一個個地跨過、征服。
正如赫本所說：“世界上沒有‘不可能’，只有‘不，可能’”
當一個人，一個家庭願意用全部心血澆灌一株夢想的花兒，並且願意永遠為之奮鬥，為之拼盡全力時，那這就已經不單單是夢想，而是不久的未來，真實的遠方。
“虎父式教育”一直存在爭議。擁躉者眾，反對者也眾。
但雖同為”虎父“，也各有不同。朗國任的”虎“，是高瞻遠矚，是以身作則，是賞罰分明，是甘於奉獻。
而反觀如今社會上一些不顧孩子客觀情況而任意加以”培養“與”矯正“的人，實在是讓人痛心、寒心。
正是因為不懂教育，讓忝稱”教授“的楊永信用反人性的”電擊療法“給無數正常青春期的孩子留下一生都難以磨滅的心理陰影；
正是因為妄加干預，讓”狼爸“蕭百佑以“三天一頓打,孩子進北大”的教育口號俘獲了不少只汲汲於孩子學業父母的芳心，從此，不合理的體罰成為中國家長愛的表達，“都是為你好”成為中國孩子噩夢的源頭。
這究竟是愛還是傷害？是培養子女還是暗戳戳地滿足自己的暴力傾向？恐怕那些大談“育兒經”的父母們自己也說不清楚。
孩子的健康成長是從良好的家庭教育開始的。倘若想要為孩子鋪平道路，就多學一學朗朗的父母，不是心血來潮，不要陰晴不定，不可半途而廢，不做事後諸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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