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的墓在鳳凰縣城南邊沱江畔的聽濤山。樸素的五彩石上刻有沈從文的一句話：照我思索，能理解“我”；思我思索，可認識“人”。沈從文是從“照我”思出發，去理解“我”與“人”的。他的“思”，與法國哲學家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很不同。沈從文不是僅僅從懷疑和理性出發去“思”，“我”不是他“思”的目的。他在“照我思”上還有重要的一層“思我思索”，為的是認識“人”。而沈從文書寫的“美”，是由人的“善”始，寄希望向“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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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五一國際勞動節，沈從文在上海。在給張兆和的信中，他畫了一組速寫。那天早晨，外灘的渡橋上出現了轟轟隆隆而過的遊行隊伍，時代的潮流正彙集和裹挾著人群。這樣一個時刻，沈從文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東西。他的速寫寥寥數筆，清虛寥廓，是詩的意境。
第一幅，是一扇半開的窗戶之外的江景圖。他寫道，“帶霧的陽光照著一切，從窗口望出去，萬千種聲音在嚷、在叫、在招呼；船在動、水在流，人坐在電車上計算自己的事情，一切都在動。流動著船隻的水，實在十分沉靜”。
在這個帶著夢幻色彩的詩意描述裡，水的沉靜打開了沉思的空間。第二幅，他在畫上註解到，“五一節五點半外白渡橋所見——江潮在下落，慢慢的。橋上走著紅旗隊伍。艒艒船還在睡著，和小嬰孩睡在搖籃中，聽著母親唱搖籃曲一樣，聲音越高越安靜，因為知道媽媽在身邊”。
第三幅，“艒艒船還在作夢，在大海中飄動，原來是紅旗的海，歌聲的海，鑼鼓的海（總而言之不醒）”。到最後一幅，“聲音太熱鬧了，船上人居然醒了，一個人拿著個網兜撈魚蝦，網兜不過如草帽大小，除了蝦子誰也不會入網，奇怪的是他依舊撈著”。橋上太熱鬧的一切，在畫中化成了一縷青煙。
沈從文不是從黃浦江邊某幢高樓的窗口望出去，“看”到的那番景象。小小的艒艒船，用小網兜撈魚蝦的小人，已將窗外的都市風景化境為湘西的風物。半開窗戶的窗稜分隔開一座山和一座城，城的房子層疊錯落，分不清是上海還是湘西。
沈從文曾站在鳳凰那座山城的重山裡看山看水，現在，這個“鄉下人”用看重山看水的目光來“看”這座城市，現實之城與記憶中的故鄉融合重疊在一起。他的目光並不卑微，也並不居高臨下。他就是從那樣一個開闊的視野，在向遠景的凝望中思考“我”與“人”的。遠景中的人，因為距離太遠，沒有差別，而“我”也在那遠景之中，並不大一分，也不小一分，同時也用他的目光打量著橋上的人群。沈從文的寫作也有個手與心之間的“境”，“在遠景中，清虛寥廓”，能夠“反照反省”，消化現象與意象，正與這幅畫互相映照。
沈從文的文學就是在這樣的“目光”下生長的。
鳳凰城內的橋下（於楚眾 攝）
“我”是誰？對沈從文那一代經歷了“五四”和普遍有自我發展經歷的知識分子和作家來說，這是核心命題之一。復旦大學研究沈從文多年的張新穎先後寫了《沈從文的後半生（一九四八-一九八八）》和《沈從文的前半生（一九O二-一九四八）》兩本書。他說，“這個經歷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覺醒和啟蒙的經歷：接受了現代觀點，發現以前的‘我’不是我，覺醒以後的‘我’才是我，新‘我’要拋棄舊‘我’來生活”。
對那個時代的很多人來說，新時代的新“我”是斷裂的，在外來思想觀念的刺激下覺醒，過了幾年，那種思想觀念被否定，自由民主變成了階級鬥爭，又開始新的覺醒。張新穎說，這樣的“我”沒有自己的歷史，只是隨著時代潮流不斷變化，沒有辦法形成河流般的東西，無法累積。但沈從文不是這個意思。對他來說，“現在的‘我’不是覺醒後與過去斷裂而形成的‘我’，而是過去的‘我’一點一滴地形成了現在的我，再往後走也是‘我’。這種所有經歷一點一滴形成的‘我’是累積的，從生命源頭一直流下來。這個不斷積累的‘我’在自己身上生長，是他的強大所在”。
這組封面文章的出發點正是沈從文的內生性。這個內生的“我”此後不斷從廣闊世界和周圍人的身上吸取養分來成長，也使得他做出從文學到文物研究的選擇，雖有特殊原因，但也承前繼後，相互關聯，過渡自然。
1981年，沈從文和張兆和夫婦在寓所中（理想國 供圖）
踏訪鳳凰的重山與水回來後，再讀《從文自傳》，感到這其中發現和確立的不僅是個“獨特”的“我”。這個“我”非常豐富，不僅是過去現實的回憶和積累，還充滿想象，是沈從文創造出來的“我”。在開篇《我所生長的地方》中，想象與現實的重疊就出現了。沈從文不僅說鳳凰這個小城“古怪”，而且這樣寫道：“這一個地方，卻以另外一個意義無所依附而獨立存在。
”這“另外一個無所依附的意義”是什麼？他繼續寫，“試將那個用粗糙而堅實的巨大石頭砌成的圓城作為中心，向四方展開，圍繞了這邊疆僻地的孤城，約有五百左右的碉堡，二百左右的營訊”。接著他寫清朝暴政、反抗和這裡的血流成河。然後他寫道：“這地方到今日，已因為邊城另外一種軍事重心，一切皆用一種迅速的姿勢在改變，在進步，同時這種進步，也就正消滅到過去一切。”他印象中的鳳凰，開始處於“進步”之下。這是現代性所開啟的線性時間，實際上也是沈從文提出的另一個核心疑問。這個疑問和“我是誰”一問，緊密交織。
1934年，沈從文在故鄉拍攝的虹橋景象，“這也是他唯一一張攝影作品”
沈從文的解答與眾不同。他首先描述一個想象中的鳳凰，具有神話色彩。他說“追隨了屈原溯江而行沅水”的人，由陸路入黔入川，都要在“鎮簞”落腳。那裡有兵卒、土匪、農民和商人。他對兵卒的描寫很有意思，“純善如平民”。這個描述把他早年所見的砍頭殺人的死亡和殘酷，用“純善”包裹了起來。接下來這個句子就在想象中飛揚了：“地方統治者分數種：最上為天神，其次為官，又其次才為村長同執行巫術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潔身信神，守法愛官”。隨屈原溯江，時間開始倒流，回到“天神”和“巫術”的神話時代。
這後面的描述，勾勒出一座善美之城，它不是沈從文印象中或現實中的鎮簞，而是“歌舞娛神”之地。然後，一條環繞“鎮簞”的河流下駛，匯入辰河，直抵洞庭，就是鳳凰。
這裡，對鳳凰的描述又回到了民國，“中國綠營軍制唯一殘留之物”。這個“辰河”，是他第一次出門離家“混日子”的辰州河段，也是1934年1月間他在寫《湘行散記》時，在沅水行船看水，“心中忽然好像徹悟了些”，“愛了世界，愛了人類”的地方。從這個地方，倒流的時間流入鳳凰，留住“進步”之前的過去一切。
《從文自傳》的書寫，就是從這個記憶與想象中的故鄉，開始創造作家的“我”的。其中，沈從文在一九七九年十月《附記》中有個句子，堪比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中開頭的那一名句“多年以後，面對行刑隊，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將會回想起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在本文末尾，我曾對於我個人工作作了點預言，也可說‘一切不出所料’”，在這之前，他說本文“作縱的敘述”。我是在鳳凰山水間走過，理解了他文字中的虛與實，才逐漸理解了這句話中的時空的。
鳳凰的沈從文故居（於楚眾 攝）
1961年，沈從文在青島寫了《抽象的抒情》一文。文中有這樣幾句話：“生命在發展中，變化是常態，矛盾是常態，毀滅是常態。生命本身不能凝固，凝固即近於死亡或真正死亡。惟轉化為文字，為形象，為音符，為節奏，可望將生命某一種形式，某一種狀態，凝固下來，形成生命另外一種存在和延續，通過長長的時間，通過遙遙的空間，讓另外一時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無有阻隔”。對生命的愛，正是他文學創作的源頭。
在他反覆提到“寄希望於未來”時，他是非常嚴肅地將其作為意義來論證的。《邊城》不僅是一部純美的愛情小說，其間其實有著非常內在的悲劇性，並向深淵發展。對於這樣的悲劇性，沈從文給出的解答既與他所創造的“我”有關，也與“人”有關，更與他對人性之善的永恆期待有關。這些，又都融入了他對民族長遠未來的希望。
這期封面的文章中，沈從文對“我”與“人”這個命題的回答，對現代性的破解，將在一個比較漫長的敘述中呈現出來。丘濂的《沈從文的後半生：孤寂中，創造一條新路》寫了沈從文從文學轉向文物研究後的經歷。這一期的編輯曾焱這樣評寫道：“這篇讓我們看到沈從文是如何在困境中創造，保持‘我’的一部分的”。“他明白生命的隔絕，理解之無可望，但還是選擇了他所認同的一種意義”。艾江濤寫了《陳渠珍：半新半舊的引領者》和《郁達夫：“零餘者”的熱忱》兩篇文章，書寫了兩位對沈從文影響深遠的人物。曾焱評語：“沈從文不盲從時代大變革的‘保守’和對複雜人性的認識，受陳渠珍影響很大；郁達夫與離開湘西后沈從文的關係，補充了我們對沈從文和他背後一個時期中國社會的瞭解”。傅婷婷則寫了丁玲，和沈從文發生重要交集的第三個人物。
1972年，沈從文從湖北幹校回北京後拍攝（理想國 供圖）
沈從文這個生命個體，在那個時代，奮力鑿通生命的頭與尾，把一切安排託付給他之後的未來時間，留下一份給後代的東西，以期通過遙遠的時空，彼此生命流注。1949年，他的文學空間已不存在，他寫下《一個人的自白》。“將來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見出一個‘人’的本來”。在那樣一個時刻，他想到的仍是“將來”會有那麼一天。今天，沈從文所矚目的“生命”，或可成為這個時代重新思考“現代性”的重要維度。如果以“惡”和“慾望”來界定“人性”，並以之為人性的底層，那麼就將陷入它的自我驗證預言中。沈從文這個從地獄中活過來的人，從人性之“善”出發，相信人“神性”的一面，並以之期待和希冀未來。這樣的力量，看似柔軟至極，細思卻極為強大和感人。
布羅茨基曾在《文明的孩子》中寫道：“抒情是語言的倫理學，而這種抒情優越於人類互相作用所能產生的任何成就，不管用來衡量這成就的標準是什麼——正是這種優越性產生一件藝術作品並使它流傳下去。任何一首詩，無論其主題如何——本身就是一個愛的舉動，這與其說是作者對其主題的愛，不如說是語言對現實的愛......是一種偉大對弱小、永恆對短暫的愛”。沈從文富有詩意的文學，就是這樣一個“文明的孩子”。
在鳳凰尋找沈從文時，我看了一場當地大型的“森林實景劇”《邊城》森林劇。開場，老船伕的聲音呼喚著，問翠翠：“翠翠，你還在等嗎？等得石頭都流血了。”於淚水中，我仿若看見了沈從文用血肉之軀的生命澆築的那座石頭小廟。“選小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對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這廟供奉的是‘人性’”。劇終，翠翠仍在期待，“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那是沈從文的微笑。
如果你還意猶未盡——在本期封面故事中，我們請來封面大使陳丹青來聊一聊他對沈從文的印象與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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