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新冠肺炎，對中國和世界經濟的傷害是巨大的。
一開始還有人隔岸觀火，但如今確診病例已經遍及除南極洲之外所有大洲。疫情2月26日出現了很多人意料之外的“拐點”——在中國境外確認感染病例數字首度超過中國國內。
東亞的韓國和西亞的伊朗都成為新的“重災區”。意大利北部眾多城鎮也出現疫情激增現象。美國華盛頓州進入緊急狀態。另外非洲和南美洲也開始出現確診病例。
世界衛生組織（WHO）要求世界各國做好迎接疫情的準備；美國則直接警告說，疫情全球大爆發已“難以避免”，只是遲早問題。
一方面要抗擊疫情，另一方面要保就業保經濟，怎麼辦？
過去的思路是凱恩斯主義的傳統，搞大基建大項目，例如08年金融危機和汶川地震後的“四萬億”。
截止到3月2日，中國已有至少11個省份發佈了2020年重點項目投資計劃，總投資金額接近30萬億人民幣。估計到3月8日這周結束，計劃總投資金額將超過40萬億。
關於大基建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棟，我就不多說了。
不過，本次抗疫，和上次抗災，外部環境和內部環境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僅僅只有“大基建”這一手遠遠不夠。
還應該輔之以“全民消費碼”+“DCEP數字貨幣”為核心的“新基建”和“新內需”體系。
什麼是“全民消費碼”？
對每個成年中國公民來說，就是每月都會獲得由中國政府發放的以人民幣計價的消費額度，只能在經過認證的消費場所（例如超市、菜場、飯館）掃碼消費，或者在經過認證的電商渠道刷臉消費。每個公民的消費額度定期清零（月底或季度底），不能轉讓。
全民消費碼只是用戶界面，中後臺則是ABCDE，也就是AI人工智能、Blockchain區塊鏈、Cloud雲計算、Data大數據、EPayment電子支付，這五種武器組合在一起的新一代國家治理基礎設施。
老人或殘障人士等不會手機掃碼的人怎麼辦？
得益於微信和支付寶的燒錢紅包大戰，我的母親快八十了都會使用掃碼支付。極少數老人或殘障人士由社區或網格授權代購併送上門。以武漢為例，如今大爺大媽們在社區買菜團購群裡面搶紅包不亦樂乎，根本不用擔心中國老百姓的學習能力。
“全民消費碼”相比香港發現金和澳門發電子消費券的好處是什麼？
針對疫情，2月26日，香港財政司公佈2020-21財年《財政預算案》，其中就包括一項，向18歲及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發放10000元港元（約合人民幣9000元），預計惠及約700萬人。
此前，2月13日，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表示，除了每年的現金髮放，疫情緩和後，特區政府將向澳門居民每人發放面值為3000元的電子消費券。消費券必須在本澳的餐飲、零售、生活百貨等行業消費扣帳；以三個月為期限。通過消費券推動本地消費，提振內需。
首先，我們認為從保就業促內需的角度來說，澳門的電子消費券比香港發現金效果要好。
為什麼呢？
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凱恩斯提出了一個概念，叫做“邊際消費傾向”。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人額外得到1元的可支配收入時，會把其中多少用於消費。如果邊際消費傾向是0.2，會消費0.2元；邊際消費傾向是0.8，會消費0.8元。
凱恩斯認為，邊際消費傾向數值為正，但小於1，而且收入越是增多，用於消費的佔比就越低，這是一條基本心理規律。現實中也是如此，沒有哪個政府發放10000元現金，就指望老百姓真的花掉10000元。
除了消費傾向，凱恩斯同時引入了“乘數效應”的概念。大意是說，收入增加，會導致總消費需求成倍地擴大。
假設所有人的邊際消費傾向都是0.8，一位貓九叔收到1000元，用其中800元購買口罩；這不算完，賣口罩的貓八叔得到800元，用其中640元購買方便麵；食品店老闆貓七叔得到640元，用其中512元買了一臺遊戲機……
消費鏈條一直傳遞下去，政府給一個人1000元的現金，將帶動全社會總計4000元的消費（800+640+512+409.6+……）。
經濟學把增加的消費與增加的收入之比，稱為邊際消費傾向，這個數值通常小於1，用1減掉它，再取倒數，叫做支出乘數。前面的例子中，貓九叔、貓八叔、貓七叔等人的邊際消費傾向都是0.8(80%)，支出乘數則為1/(1-0.8)=5。也就是說，國民收入的增加量，是政府初始投入的5倍。在剛才的例子中，80%也就是4000變成了消費，20%也就是1000變成了儲蓄。
不難看出，邊際消費傾向越接近1，乘數效應越大。如果全民的邊際消費傾向提升到0.9，那麼1000元的現金紅包，將帶動9000元的全民消費。假定2000全民消費能夠產生一個就業，發1000現金紅包帶動9000全民消費也就解決了4.5個新增就業。
越是在繁榮時期，邊際消費傾向越大（大家更願意花錢），乘數效應也越大；而衰退時期，邊際消費傾向會低到令人髮指（大家更願意存錢）。
在現在全世界都對未來悲觀的情況下，如果給老百姓發現金，很多人拿到現金也不消費，存起來，假如所有人的平均邊際消費傾向從0.9變成了0.5，政府發了1000現金紅包，只能帶動1000全民消費，也就只能產生0.5個新增就業，還有4個人沒有工作繼續失業。
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認為，由於消費傾向和乘數效應的存在，政府可以通過財政政策，管理經濟體系的總需求，從而調節經濟週期。
但是，凱恩斯的時代是粗放的時代，沒有AI人工智能，沒有Blockchain區塊鏈，沒有Cloud雲計算，沒有big Data大數據，也沒有EPayment移動支付，無法智能精準刺激用戶需求，只能搞“大基建”，通過銀行等金融機構出錢給企業僱傭勞動力的辦法把錢撒下去。
這種“大基建大放水”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坎蒂隆效應”。
理查德·坎蒂隆是第一個認識到貨幣量增加會導致不同商品和要素價格漲幅程度不一致的經濟學家。他進而認為貨幣量的變化對實體經濟的不同影響取決於貨幣介入經濟的方式，以及誰是新增貨幣的持有者。這被後人稱為“坎蒂隆效應(Cantillon Effect)”。
根據坎蒂隆的理論，貨幣和信貸供應量的變化通過相對價格之變動而會對經濟產生重大影響。貨幣增量並不會在同一時間等量地作用於所有價格，而是像在水裡投下一枚石頭一樣，會一圈一圈地擴散，因而，增量貨幣會對經濟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取決於貨幣注入的方式和渠道。增發貨幣未必會有利於所有人，相反，這可能會伴隨一個再分配過程。先獲得貨幣的人會推動商品價格的上漲，產生通貨膨脹，而對於社會上的另一部分人來說，通貨膨脹政策是對他們的一種掠奪。於是通過經濟週期過程，完成了收入的再分配。
或者，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局長和行長的小舅子包工頭又要發大財了。包工頭髮了財錢太多吃喝不掉咋辦？要麼買北上廣深的大房子推高房價，要麼通過地下錢莊換成美元資本外逃。或者更高明更過分的是王健林那樣“錢進國外，債留中國”。
這種局面，不是中國政府的政策初心，也不是中國人民滿意的結果。
因此，只有公平透明均勻的地把“必須當期花掉的錢”發放到每一箇中國成年公民的手上，才能減弱“坎蒂隆效應(Cantillon Effect)”，降低大基建引發通貨膨脹“劫貧濟富”的不利影響。
“全民消費碼”為啥要結合大數據、人工智能和DCEP中國國家數字貨幣呢？
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他們使用“全民消費碼”的體驗和微信掃碼支付寶掃碼完全一樣，特別是和支付寶上的醫保掃碼功能極其相似，除了支付寶醫保掃碼只能在醫院藥店使用，“全民消費碼”只能在超市、菜場、飯館等指定類型場景消費之外，在用戶端體驗上沒啥差別。
但是，就像“醫保套現”是一個無法完全杜絕的灰色現象一樣，“全民消費碼”也不能完全杜絕“不消費只套現”的黃牛黨。我們在制度設計和技術實施時，可以儘量低成本提升“黃牛黨”、“套現黨”的違規和犯罪成本。
首先，“全民消費碼”是一種實名非隱私消費，每次消費時的消費者、收款方、消費明細全部記錄在案，再加上手機型號、地理位置、IMEI、基站信息等數據，甚至可以強制要求每次消費時留存掃碼付款影像記錄（實際操作中隨機抽查降低數據量）。
有了這些原始數據進行交叉比對，大數據人工智能就有了用武之地，“黃牛黨”、“套現黨”的消費行為消費數據很容易被識別出來，再輔之以部分人力抽查複核，就可以“不冤枉一個好人，但也不放過一個壞人”。
DCEP中國國家數字貨幣系統的作用是啥呢？這個系統中流轉的資金，從區塊鏈技術的角度來說，是全程可溯源可追蹤可凍結的，即便“黃牛黨”、“套現黨”甚至“黑客”們鑽了空子，想撈一把就跑，他們也沒辦法輕易地將非法所得進行“洗錢”或者“轉移境外”。由於所有在這個鏈條上幫助實施犯罪的機構和個人，都能很容易被審計識別並定位，威懾作用明顯，犯罪成本大大提升，體制內外勾結共謀的概率也會大大下降。
ABCDE，也就是AI人工智能、Blockchain區塊鏈、Cloud雲計算、Data大數據、EPayment電子支付，這五種武器組合在一起，即便無法完全避免“黃牛黨”、“套現黨”，也可以把全民邊際消費傾向提升到事先期望的水平上。
也就是說，在初期的試運行（例如先試行武漢或湖北人民消費碼）獲得經驗後，政府在投放“全民消費碼”額度之前，可以事先預估能夠提升就業率多少個點，根據當期就業數據來靈活調控投放額度，而非墜入“福利國家”或者“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養出一堆懶漢。
寫到這裡，好像“全民消費碼”全稱應該是“全民消費就業碼”才對，不過“消費內需拉動就業”的因果關係是清晰的，特別是如今外需出口熄火、基建投資邊際效應遞減的情況下，保內需就是保就業就是保穩定會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共識。
自我2019年8月28日發表“智能社會主義與深圳數字政府數字貨幣先行示範區”一文開始，這半年來，國際國內政治經濟局勢，已經讓ABCDE五種武器支撐的“全民消費碼”進入到了“箭在弦上”的階段，如能早日討論實施（先試行武漢或湖北人民消費碼），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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