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漢娜·阿倫特向《紐約客》雜誌主動請纓，作為特約撰稿人去耶路撒冷參加納粹將領阿道夫·艾希曼的審判。阿倫特就此審判撰寫的文章《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分五次在《紐約客》上連載，引起了持續而激烈的爭論。這些爭論某種程度上改寫了我們對納粹與大屠殺的研究，正是從此開始，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也都著手對阿倫特提出的“惡的平庸”這個概念現象進行探索。
這其中就有在耶魯大學任教的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進行的一系列著名實驗。在米爾格拉姆看來，在人類歷史上，以服從的名義犯下的罪行，遠遠大於以反抗之名的罪行。惡人作惡似乎理所當然，但世界上並無絕對大奸大惡之徒，我們平時所接觸到的也都是普通人，正如阿倫特對艾希曼的觀察，這就是一個普通的官僚，缺乏激情，平庸無奇，但是經他之手卻有成千上萬名猶太人被屠殺。阿倫特的提出的“平庸的惡”的概念已經超出了納粹這個特殊的群體，經過對艾希曼的審判，她的觀察已經深入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這個才是最為重要的部分。米爾格拉姆的心理學實驗有個重要的啟示：“這可能是本研究最根本的啟示：那些只是做著分內事、內心並不帶有特別的敵意的普通人，可能會在可怕的毀滅性活動中充當幫兇。”
這就是如今我們得以在《對權威的服從》這本實驗報告中看到的：米爾格拉姆招聘四十名來自不同職業的市民，告訴他們參加一項名為“懲罰對學生學習影響”的研究。讓他們充當教師，在實驗者的指令之下，對犯錯的學生施加不同程度疼痛的點擊。這個實驗最初只是在耶魯大學內部施行，而後為了更加確認普遍性，從學校普及到社會，從學生擴展到各種職業的人群，實驗對象也從最初的四十多人多達上千人。關於實驗結果在1974整理出版後震驚了全世界。正如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對米爾格拉姆實驗的評價，關於大屠殺最為恐怖的事情在於，不是這些會不會在將來發生在我們身上，而是想到我們這些看似善良的普通人也能夠去進行屠殺。戰後對納粹的審判讓許多人都以為這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只能發生在特定的國家和文化狀態之下，尤其是許多美國人都有一種文化與民主上的優越感，他們認為大屠殺絕對不可能在美國發生。但是米爾格拉姆的電擊實驗徹底打破了他們的幻想：我們過去能夠這樣做，只要條件合適，這樣的大屠殺仍然會發生。
大屠殺是人類文明的衍生物，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鮑曼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他看來，導致大屠殺的每一個因素都是正常的：“‘正常’所指的是完全符合我們熟悉的文明、它的指導精神、它的精髓、它內在的世界觀等等——‘正常’還指追求人類幸福和完美社會的正確方式。”大屠殺見證了文明的進步，把屠殺變成了現代流水生產線上的每一個絲絲入扣的生產環節。大屠殺甚至最為符合馬克斯·韋伯筆下的現代官僚制度、理性精神、效率原則、科學思維、賦予主觀世界以價值等等理論。
米爾格拉姆的實驗進一步把大屠殺的情境正常化和日常化。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從服從開始，我們對權威和權力的頂禮膜拜同樣可以導致殘酷的傷害。這個實驗中最值得提及的一個細節，最為震撼力的發現在於，我們發現人性的殘酷程度與受害者的接近距離之間成反比。很簡單，要傷害一個我們認識或者接觸過的人難以下手，但是對一個我們沒有看見過或者只是遠遠見到的人施加痛苦相對容易。從心理學上講，與受害者保持一定的距離使傷害變得相對容易的原因似乎很明顯：傷害者可以免受其行為結果帶來的痛苦和良心煎熬。但這並不是唯一的解釋，除了這種心理上的自我安慰之外，這個行為更加具有社會學上的意義。
因為服從權威導致的情感和道德轉嫁只是一方面，更為重要的體現在於，保持距離可以把受害者當成一個外人，而傷害者與發佈指令者因為他們之間的合作產生了一種群體的責任和團結。這種群體的情感產生於共同的行動，以及因為這樣的行動帶來的獎勵和讚譽。這種虛假的群體情感延伸出了一種可怕的心理演變，那就是把受害者當成了一個不具有感情和人性的冰冷客體。換句話說，他們逐漸把受害者進行客體化，把他們看作不具有任何生命特徵的物體，對他們施加的傷害自然就沒有任何負罪感。
服從導致的邪惡無處不在。這就是米爾格拉姆的實驗得出的重要結論，但是這同樣是一個現代性的悖論，因為社會的秩序需要服從，只有服從才能更好地建構世界，但是單純的服從也會導致邪惡叢生。現如今，這些邪惡就藏在我們的每一個人普通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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