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親王奕劻在波雲詭譎的晚清政壇中，堪稱是“權勢熏天”的人物。他之所以能在晚清政壇的驚濤駭浪中始終如魚得水只因備受慈禧太后寵愛。哪怕奕劻的貪腐人盡皆知，並引發清末反腐敗的臺諫風潮，他也始終在權力的中心屹立不倒。
“中國最有權勢的總理，因腐敗而受到了彈劾！”1907年5月8日，《泰晤士報》的這條電訊，迅速傳遍了全世界。報道說慶親王奕劻受到彈劾，被指控收受黑龍江署理巡撫段芝貴的鉅額賄賂；同時被彈劾的，還有慶親王之子、擔任商部尚書的載振，及直隸總督袁世凱、奉天巡撫唐紹儀。報道也說，岑春煊出任郵傳部尚書，並開始安置自己的人馬。《紐約時報》在轉發該文時，用了大字標題《慶親王被彈劾》。
載振出差路過天津時看中了名歌姬楊翠喜，候補道段芝貴隨即用重金為美人贖身，獻給載振不久，段芝貴便被破格提拔，一躍成了黑龍江巡撫。御史趙啟霖得知後即彈劾奕劻貪汙受賄、其子載振納妓，成為轟動一時的官場花案。趙啟霖指出，段芝貴為夤緣奕劻父子，獻十萬壽金於奕劻,並將天津名妓楊翠喜獻於載振，段芝貴因為獻賄獲得黑龍江巡撫一職。此案一出，輿論譁然。
廷派醇親王載灃、大學士孫家鼎查辦，結果“查無實據”，趙啟霖因所奏失實被革職查辦。載振自知不容於眾論，引咎辭職。這激發了輿論及御史們公憤，最後，趙被複職，段芝貴被免職。然而風暴中心的奕劻毫髮無傷。
三年後，另一御史江春霖又向奕劻發難，彈章的題目就是《劾慶親王老奸竊位多引匪人疏》，列出奕劻貪汙受賄、結黨營私等諸多罪狀，火藥味很濃，震動朝野。然而江春霖因“汙衊親貴”去職，輿論再次掀起高潮，御史們群起效仿“不讓江氏一人獨為君子，訪查中外大臣劣跡，聯名入奏，以盡職責”，逼得奕劻只好請假躲避。
但也僅僅如此，事態平息後，奕劻聖眷不衰，不僅得到了“鐵帽子”，而且其妻妾中還封了6位“福晉”，超出了清制規定的親王只能封5位福晉的限額。
坊間傳言慈禧在咸豐年間與其弟桂祥通信，常由奕劻捉刀，因此受慈禧重用，恩眷不衰。然而他真正得到提拔是在1852年，奕劻因其年輕時辦事認真而從一眾紈絝弟子的宗室裡脫穎而出。他從襲爵最末的輔國將軍到貝子，3年間，跨越了5級，這種光速提拔與當時尚未妃子的慈禧太后無關。
慈禧與恭親王奕訢的博弈與爭鬥中，奕劻被捲入其中，差點被驅逐出政壇。但他也學會了最重要的一課——“榮辱忽焉，皆在聖意”。
所謂“皆在聖意”，就是奕劻善於揣摩“聖意”，這“聖意”自然是慈禧太后的。
不論是戊戌變法還是義和團運動期間，奕劻行事都不曾違背太后心意。這樣的做法，不僅讓他成為晚清政壇的不倒翁，更是確保了仕途上的一路升遷，乃至公然斂財卻在慈禧太后的庇護下安然無恙。
如果早幾十年，如此行事或許並無大礙，然而此時是晚清。這個時代不僅是帝國列強加速瓜分世界的時代，而且也是中國劇烈變革的時期，是近代中國由專制轉為民主政體的過渡階段。晚清重臣李鴻章直至過世都在為飄搖的大清做最後的努力，而奕劻一心向太后，對晚清局勢沒有任何益處。
庚子事件後，慈禧太后深受打擊主動進行變法，這或許是滿清最後的一線希望。然而權力中樞裡的奕劻雖熱心新政，但無大開大合的變革之志，如在官制改革之時，就因為袁世凱反對削減地方督撫權力，便立刻妥協，宣佈只進行中央官制改革，並且還規定“軍機處事不議，內務府事不議，八旗事不議，翰林院事不議，太監事不議”，官制改革於是形同虛設。
在清末最後十年中，奕劻與袁世凱沆瀣一氣，一個掌朝，一個掌軍，不折不扣地完成了一個“大北洋”政治框架，朝野軍政，大半北洋。甚至於袁世凱在1909年下臺，也沒有從根本上打破北洋系在軍事上的壟斷地位，這無疑是為清朝的滅亡備好了掘墓人。
由於與袁世凱的親密關係，武昌起義後，在奕劻的推舉下，攝政王載灃再次啟用袁世凱。袁世凱也任奕劻為內閣總理大臣，重新組閣。這之後，就是袁世凱用武力威逼宣統退位了，這其中，奕劻起了重要作用。清帝退位後，奕劻遷居天津，用多年貪腐的鉅款，在滿清遺老的仇恨中，度過了優裕閒適的6年時光，於1918年病死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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