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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石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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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九年（1794）正月中旬，福建省武平縣城區依舊張燈結綵，年味還沒有散去。
這天，武平知縣或稱縣正堂周永保，懷著複雜的心情在平川河（武平城區護城河）沿岸踱步賞花燈。
周永保題【奎壁聯輝】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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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保之所以心情複雜，是有原因的：
一是年剛剛過完，他心懷新年大計，精神頗振奮，而且眼前的正月花燈美景也著實令人賞心悅目。
二來周永保的心裡也壓著一塊石頭：本縣朝廷要犯李亭、林合、陳奕雄、方治、林扶光等（注：逃徒名單來源於乾隆年間官方史料），在逃不知所蹤，朝廷上峰兩次要求“縣長”周永保限期完成緝拿任務，但兩次限滿，均告失敗。
按照大清朝廷的例律，對於朝廷要案，負責此案的地方長官如果達到四次參報限期緝拿失敗（即四參限滿），那麼他就要丟官了，通常的規矩是官降一級，另調他用。所以說，周永保是急在心裡，並沒有多大心思真的觀賞花燈。
武平觀獅山
武平風景圖
作為一個純客家人居住的縣份，武平在大清版圖中雖然屬於比較偏遠的一個山區縣，但它氣候適中宜人，森林覆蓋率在所有縣域中名列前茅，空氣清新，文化底蘊深厚。
所以，在清代，對於心態比較浮躁或野心勃勃的官員來說，武平固然是個閉塞落後的小地方；但對於追求寧靜致遠的人來說，武平卻是個養生的好去處。
周永保是江蘇人，舉人出身，“學歷”條件所限，也容不得他有太多的仕途野心；但求偏安一隅，造福一方百姓，同時自己也能有一個養生式的仕途生涯，是他內心所想。
所以，對於千里迢迢來到武平任知縣，他是心滿意足的，並期待在這裡長期幹下去。
緝拿逃徒不力，並不能說明周永保真的無能，畢竟緝拿案犯是一件刑偵層面的事，他一介文官只是起一個象徵性的領導作用。
相反，在其他民生治理領域，周永保能力出眾，幹勁十足，成績斐然。
截止眼前，周永保上任武平知縣不足一年，倒也受當地百姓好評。
周永保一邊心情複雜地思考著眼前的仕途困局，一邊漫不經心地觀看沿街的花燈。他是微服上街散步來的，身邊的隨從不過三兩人，淹沒在人海中，幾乎沒有人認出他。
就在這時，縣衙派人火速來報：“巡撫部院派要員前來宣告聖上旨意，現已到上杭境內，請知縣大人速回迎接。”
聽得此言，周永保大吃一驚，然後直接就懵逼了：“好端端的朝廷中央給我下達什麼旨意？難道是要將我革職處理嗎？也不對呀，我固然緝拿逃徒不力，但也還沒觸到四參限滿的降職或革職高壓線啊……”懵逼歸懵逼，周永保趕緊小跑著趕回衙門去了。
2
根據“劇情”需要，這裡有必要“科普”一下幾點事項：
其一，“巡撫部院派要員前來”，說白了就是省裡的巡撫大人派重要官員來了，用今天的標準來看，相當於省委省政府派人來通報公務。
其二，在中國古代大部分時期，對於縣令或知縣一級的官員任免，省級官員（巡撫、總督等）只有提名權或建議權，待逐級上報朝廷中央後，由皇帝親自批覆，並以聖上旨意的形式發出任免職之政令。
皇帝批閱奏摺劇照
由此可見，在古代封建帝制下，朝廷中央保留了對縣域長官的直接任免權。尤其在宋以後，縣官更被納入“京官”管理範疇。
其三，秦漢時期，管理萬戶以上的縣官稱為縣令，萬戶以下的稱縣長。因此，“縣長”之稱謂古已有之。直到後來，這一稱呼才逐漸取消。
明清時期，統一稱為知縣或縣正堂。本文稱周永保為武平“縣長”，是基於歷史語境下的泛指代稱。
話說周永保回到武平縣衙門後，沒多久，省巡撫部院派來的官員也抵達了。
簡單的寒暄之後，省府官員正式向周永保通報：“宣聖上旨意，著知武平縣正堂周永保改任臺灣彰化縣正堂，欽此。”
周永保一臉懵逼地謝過皇恩，心裡卻是喜出望外，因為海峽對岸的寶島臺灣，於他而言，原是個可望不可及的神奇之地，他常心嚮往之。
與此同時，周永保內心也有一百個疑惑：
彼時臺灣府和汀州府固然同屬福建省域，汀州府武平縣和臺灣府彰化縣當然也同屬福建省內縣份，官員在兩地之間調動也算正常。
但畢竟周永保上任武平知縣尚不足一年，尤其是他正處於緝拿朝廷通緝的逃徒不力的節骨眼兒，此時將他直調臺灣彰化縣，如果不是既成事實，料誰也會覺得這是天方夜譚，這對周永保來說可是雪中送炭之舉。
那麼，在這一紙調令的背後，有著怎樣的玄機呢？
原來，乾隆皇帝之所以將因緝拿逃徒不力而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周永保調往臺灣彰化縣，源於兩件事：
其一，彰化縣原知縣宋學灝辦事不力，達到了“四參限滿”的降職標準，從而被就地免職，使得彰化知縣一職出現了空缺。
其二，針對彰化知縣職位空缺，閩浙總督愛新覺羅伍拉納極力推薦周永保前往彰化縣接替宋學灝，並經和珅、劉墉等內閣人士同意，上奏乾隆帝本人，最終獲得了乾隆皇帝的頷首認可。
3
關於宋學灝這個人，有關歷史文本沒有過多的記載，惟有寥寥幾筆記述了他在臺灣的大致任職經歷。
宋學灝出身於大清漢軍鑲紅旗，早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他就被清朝廷中央派往臺灣府任淡水廳同知，官職從五品。但到了乾隆五十九年，宋學灝卻在彰化縣知縣任上被就地免職，按例降一級，另留他用。
這中間發生了什麼？歷史沒有給我們留下更多的線索。
從淡水廳同知到彰化知縣，顯然早前宋學灝已經遭受了降職處分；如今再從彰化知縣任上被降級處理，無疑又經受了一次降格。
難道是宋學灝做官的能力不足，所以多次出現降級嗎？這個可能性不是沒有，但綜合清中期臺灣地區頻繁出現匪患、叛民暴動等事件來看，宋學灝有很大的可能是栽在緝拿暴徒不力之上，這跟武平知縣周永保的遭遇如出一轍。
既然如此，乾隆為何還要派周永保由武平知縣改任彰化知縣呢？畢竟周永保在“武功”治理方面也業績一般哪。
根本的原因在於，時任閩浙總督愛新覺羅伍拉納極其信任周永保，而他的推薦在乾隆看來也很有說服力。
伍拉納畫像
根據清乾隆五十九年吏部官方文件記載，愛新覺羅伍拉納在奏摺中大致是這麼說的：“彰化縣是臺北的扼要之區，大陸移民和當地土著雜處而居，情況比較複雜，政事繁多。彰化知縣，必須由精明強幹的官員才能勝任。惟有現任武平縣知縣周永保才是最合適的人選。此人年五十五歲，有才識，為人幹練，辦事也溫和。不如就派他去吧。”
按大清慣例，大凡知縣級別的官員，如果任職不滿三年，又沒有特別的功或過（官方設有清晰的評價標準體系），是不允許調動的。
那麼，伍拉納急著推薦周永保，好將他從武平知縣位上調離，所為何來？
筆者有一個大膽的歷史假設：周永保除了自身確有較強的治理民生之為官能力之外，更關鍵的是他情商高，會做人，所以深得伍拉納信任和賞識。伍拉納將周永保從武平知縣任上調離，可避免他最後落得跟彰化原知縣宋學灝一樣的下場：緝拿逃徒不力，四參限滿，降職處理。
由此可進一步推知，伍拉納對周永保的舉薦，遠不像一般的古代省級長官對縣級下屬官員工作賞識那麼簡單，恐怕含有更深的私人交情因素。這種官員越級“社交”現象，在古代封建帝制朝廷體系中，也算司空見慣。
4
為了佐證周永保的情商之高，或者說他跟省級官員的私人關係之密切，我們再來鑑賞一遍周永保的題字牌匾【奎壁聯輝】。
周永保題【奎壁聯輝】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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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匾額文字內涵，簡單詮釋如下：“奎壁”，按照古代天文學和風水學的解釋，是二十八宿中奎宿與壁宿的並稱。古時這兩宿被認為主文運，所以奎壁常用以比喻文采。所謂“奎壁聯輝”，無疑是用來讚譽受匾人學識淵博、才華橫溢。
周永保題【奎壁聯輝】匾額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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匾額中最關鍵的信息是題匾人落款，除了武平知縣周永保，還有另一個人：“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加五級 伊”，此人就是清乾隆後期的福建布政使伊轍布。
這就很有意思了：布政使是僅次於巡撫的官職。伊轍布甘願跟周永保這樣一個清政府縣級官員聯名題匾，足可見他們的關係之密切，完全超越了一般的上司和下屬的關係。
更有意思的是：福建布政使伊轍布和閩浙總督伍拉納，兩人不僅是親密的工作搭檔，兩人分別還是內閣大V和珅的門生和親戚。不消說，伊轍布和伍拉納是同屬和珅陣營裡的人，而周永保無疑也是這層關係網中的小角色之一。
僅僅在周永保調往彰化任知縣一年後，即乾隆六十年（1795）三月，閩浙總督伍拉納和福建布政使伊轍布，就因聞名歷史的倉儲貪汙案被查辦，在和珅棄卒自保的主張下，伍拉納被處決，伊轍布則在被流放途中暴斃。
1786年閩浙總督伍拉納，福建巡撫浦霖因索賄被誅
那麼，周永保作為該關係網中的小人物，命運如何呢？歷史文本沒有記載。但據歷史上臺灣彰化縣知縣任職記錄來看，周永保擔任彰化知縣的時間並不長。因此，大抵可以推測，周永保可能受到了伍拉納貪汙案的牽連。
從一塊牌匾鑑證歷史痕跡，這就是品藏曆史文化之魅力。
結語
在清朝中央直接掌管縣官任免的大背景下，知縣一級官員跨地區甚至跨省域調動均屬稀鬆平常。歷史上汀州武平縣和臺灣彰化縣，雖然分屬不同地區，但同屬福建省；並且兩者在清朝政治版圖上都是福建省內較為重要的縣份，因此，武平和彰化兩地間的官員調動，自古以來就不乏先例。
早在乾隆十七年，武平知縣吳士元就在任期上被乾隆皇帝親自下令調往臺灣彰化縣任知縣。這比周永保從武平知縣調任彰化知縣足足早了四十多年。
下期品藏曆史，講述吳士元在武平和彰化兩地任知縣的故事，敬請關注。
吳士元題【雲谷肇瑞】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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