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一批因特朗普政府“零容忍”政策而骨肉分離的危地馬拉移民被遣送回危地馬拉城。（圖片來源：美聯社）
【僑報綜合訊】週三，雖然特朗普人在布魯塞爾出席北約峰會，當他仍不忘在自己最愛的推特上就自己最愛的移民話題發聲。
據美國中文網報道，當天中午，特朗普在推特上寫道：“國會里的民主黨人，必須不得再阻礙我們投票修補可怕的移民法。我正從歐洲觀察正在發生的一切，修補（移民法）可以十分簡單。法官們管理這個體系，那些人口販子和非法移民知道怎麼鑽空子，他們就是利用兒童。”
近幾個星期以來，特朗普因為其邊境“骨肉分離”的“零容忍”政策，遭受多方猛烈抨擊。本週二，他啟程前往歐洲時，試圖減少自己揹負的有關“骨肉分離”政策的責任，對媒體說，解決這個問題的最佳方式，就是不許非法移民進入這個國家。
“告訴人們，不要通過非法途徑來我們的國家。這就是解決問題的辦法，”特朗普在登上“空軍一號”飛往比利之前對記者們說，“讓他們像其他人一樣，用合法的方式來美國就好了。”
特朗普再次把非法移民與美國不斷上升的犯罪率聯繫起來，同時稱讚了聯邦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打擊犯罪的努力。他說，“他們打擊MS-13黑幫團伙和其他非法移民的事蹟證明了我們應當支持移民與海關執法局，而不是做民主黨正在做的事情。”
特朗普還說：”民主黨想要敞開的邊境，而且他們不在乎犯罪。“
雖然民主黨激進人士呼籲廢除移民與海關執法局，但民主黨溫和派卻認為不應該這麼做，並且試圖與那些激進的民主黨人劃清界限。近日，在是否撤銷移民與海關執法局的問題上，民主黨內部出現了日益擴大的分歧。
《經濟學人》雜誌和“你來掌管”（yougov）本月初進行的聯合調查發現，46%的民主黨人和54%的自由派人士都表示支持ICE，而支持廢除它的美國成年人只佔29%。
上週出爐的《華盛頓郵報》的民調結果顯示，有37%的人認為特朗普在邊境安全問題上處理得比較好，比民主黨人的佔比高了10個百分點，表明共和黨人在移民政策方面得到了較多的支持。
他讓美墨邊境移民家庭重新團聚
據僑報記者蘇晚報道，那個下令讓美墨邊境移民家庭重新團聚的聯邦法官原來是是日本移民的兒子。
據《今日美國報》報道，加州聖地亞哥聯邦地區法院法官達納·薩布魯（Dana Sabraw）上個月命令特朗普政府在14天內讓非法入境者5歲以下孩子與家人團聚，其中一些孩子已與家人分離數週；30天內讓5歲以上孩子與家人重聚。那麼，這位法官究竟是何許人？
1、母親是日本移民
薩布魯的父親是朝鮮戰爭期間在日本當兵時認識他母親的。他們在日本結婚，後來在加州聖拉斐爾定居。1958年，薩布魯在那裡出生，被賦予了一個日本的中間名Makoto，以紀念他母親的家族。這個名字可譯為“真”或“真相”。
2、運動員和大禮官
薩布魯在高中期間打棒球、摔跤和跑步，曾擔任沙加緬度年度茶花節遊行的大禮官。1980年，他從加州聖地亞哥州立大學畢業，休息一年又進了法學院。他曾從事個體工作，1995年成為市政法官。2003年，小布什總統提名他為聯邦法官，任命獲得了參議院批准。
3、夫人是資深檢察官
薩布魯的妻子薩默·斯蒂芬（Summer Stephan）當了近30年檢察官，1年前被任命為聖地亞哥縣臨時地方檢察官，今年6月當選。他倆在法學院相識，育有3個孩子。
4、讓被分離母女團聚
今年3月，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對聯邦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提起訴訟，薩布魯審理了此案。一個“L女士”和她7歲的女兒剛逃離剛果的暴力威脅，到了美國卻被分開，關押地點相隔兩千英里。幾個月前，特朗普政府敗訴，這對母女得以重逢。
移民為何遭到敵視 種族憎惡遠超經濟焦慮
克萊姆森大學（Clemson University）政治學家米勒（Steven V. Miller）近日發表的一篇論文指出，美國白人對移民的消極態度主要是由種族偏見、而非“經濟焦慮”驅動的。
據《華盛頓郵報》和其它媒體報道，包括特朗普在內的移民政策強硬派表面上常以與種族無關的呼籲來構建他們的論點，比如公共安全或經濟利益，就像特朗普2015年7月所說的那樣，墨西哥人“正在奪走我們的工作。他們奪走了製造業工作。他們奪走了我們的錢。他們殺害了我們”。這導致許多評論家得出結論：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對移民問題的態度主要是經濟層面的，而不是種族層面的。
政治學家隨後對這個理論進行了測試，發現至少對特朗普的支持者來說，這種理論並沒有依據。而米勒的論文尤為有力，因為它移除了2016大選年這個特定背景，而是置於更普遍的政策領域。
對此，米勒借鑑了國家選舉研究和選民研究小組的全國代表性調查數據，這是兩項關於選民態度和行為的完善調查。為了衡量受調查者對移民的看法，他們被問及是否應該增加、減少或保持目前的移民水平。
調查使用一系列關於“種族憎惡”問題來衡量受調查者的種族態度。政治科學家通常將此定義為“一種道德感覺：非裔沒有遵循個人主義和自力更生這些美國傳統價值觀”。這是通過詢問受調查者是否同意某些陳述來測量的，例如“這真的是因為一些人不夠努力。如果非裔肯更努力，他們會像白人一樣”，以及“愛爾蘭人、意大利人、猶太人和許多其他少數族裔克服偏見並努力奮鬥。黑人應該做同樣的事，沒有任何特殊待遇”。
調查同時測試了受調查者的“經濟焦慮”，比如對國家經濟健康狀況的評估，以及受調查者在其社區、縣和州的就業狀況和就業市場狀況。
米勒還控制了一些常見的經濟和人口變量，如收入、教育、年齡、政黨和性別。受調查者的種族不包括在其中，因為該研究僅考察白人受調查者的觀點。
這項研究對一系列調查結果進行統計，以確定白人的種族態度和經濟態度如何與他們對移民政策的態度相關聯，例如，失業是否會使白人選民較多或較少地支持減少移民？對經濟力量的信仰如何？隨著受調查者的種族憎惡增加，他們對移民的看法有何影響？
總而言之，最後結論是，研究結果“毫不含糊地顯示，種族憎惡是對移民態度的最大和最準確的預測因素”，“種族憎惡是對合法移民影響最大的因素”，種族憎惡的影響是“經濟焦慮”影響的“近6倍”。米勒在論文結尾寫道：“1盎司的種族憎惡等於1磅的經濟焦慮。”
雖然種族憎惡問題只提及非裔，絲毫沒有提及西語裔和其它族裔，然而，米勒發現，白人對非裔的態度是他們對移民整體感覺的有力預測。他寫道：“對非裔美國人的種族憎惡是一種更大綜合症的一部分，在這種綜合症中，族裔/種族廣泛地影響了對政策的看法。”
米勒提醒說，該論文仍處於早期階段，尚未經過同行評審。但是，他的研究結果與之前關於種族憎惡和特朗普支持者的大部分研究結果相吻合，而且這些態度也會蔓延到更普遍的政策領域。
最後，米勒還得出另一個不足為奇的結論：限制移民的理據站不住腳。例如，研究發現，移民與犯罪沒有聯繫，移民對經濟的淨影響往往是積極的，特別是從長遠來看。
此外，生育率下降的國家需要移民來抵消人口下降、填補職位空缺、併為稅收做貢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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