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偶憶昔日所擬輓聯，兼及師友行止，一顰一笑，歷歷在目。隨手錄出，輓聯共八副，遂題曰《八挽錄》。”
《八挽錄》作於2016年，未曾刊發。此為上半部分，憶王力先生、吳組緗先生、王瑤先生、馮鍾芸先生。
挽王力先生
大筆淋漓茹古涵今生前一代雕龍手
絳帳肅穆滋蘭樹蕙身後三千倚馬才
1986年5月3日王力先生仙逝，系主任嚴家炎命我代表北大中文系擬一副輓聯，以供在八寶山追悼會上懸掛。我擬好後系裡請商務印書館總編輯、王力先生的研究生李思敬學長書寫出來，幾天後在八寶山舉行追悼會，這幅輓聯就懸掛於王先生遺像的兩側。
王先生是1954年從中山大學語言學系調到北大的，一到北大就開設了漢語史課程，從上古講到中古，再講到近古，包括語音、詞彙、語法三個方面，這是從未有人開過的新課。第二年我讀三年級，正趕上聽他講第二遍。整整一學年，每週4學時，唐作藩先生任輔導教師。上課的地點在一教的階梯教室，坐得滿滿當當的。王先生總是不慌不忙地走上講臺，拿出講稿，用帶有一點粵語腔調的普通話慢條斯理地開講。講完一段，便說以上是第幾段，這是為了學生好記筆記。下課鈴響正好下課，從不拖延。
王力先生
因為王先生是漢語教研室主任，而我妻子是漢語教研室的助教兼秘書，所以後來我們常常去王先生家，得以近距離地接觸他。這才發現他的笑容十分親切，而且帶著幾分甜蜜和幽默，跟課堂上的肅穆不一樣。他曾寫過一篇小文章，登在1982年4月出版的《語文學習》上，題目是《談談寫信》，教青年如何寫信封。他說信封上收信人的姓名，是告訴郵遞員將信件送給誰，因此不應稱“伯伯”“姐姐”這類私人間的稱呼。有人寫“父親大人安啟”就更可笑了。可以泛稱“先生”“教授”“同志”。不料這善意的提醒引起一名讀者強烈反對，這人寫信給王先生居然稱他“老不死的”。王先生談起此事不僅面無慍色，而且笑得十分天真，我想他的雅量如果寫進《世說新語》，跟謝安等人相提並論也毫不遜色。
中文系的漢語老師都佩服王先生建立學術體系的本領，無論《漢語史稿》還是《古代漢語》教材，或是《古漢語字典》，一個又一個體系被王先生建了起來，於是一個又一個新的學科便有了規模。我還佩服他另一點，就是所寫的文稿和講義常用毛筆小楷，很少塗改，可見他是胸有成竹才動筆。客人來了就到客廳接待，客人一走立刻坐回到書桌前繼續寫，思維竟沒有中斷。聽師母說，王先生有個好習慣，星期天總是休息的。《王力全集》共25卷37冊，約1400萬字，如果不是這樣勤奮，而且有這樣好的寫作習慣，怎麼可能寫得出來！
《王力全集》
1982年4月，我應東京大學的邀請前往任教。臨行，王先生作了一首詩寫成條幅送我。詩是這樣寫的：
東渡憐君兩鬢斑，送行何必唱陽關。
細評月旦文壇上，坐擁皋比廣廈間。
興至驅車飲銀座，閒來躡屐訪嵐山。
明年今日重相見，名播扶桑載譽還。
這首詩收入《龍蟲並雕齋詩集》，於1984年出版。龍蟲並雕是王先生的齋號，“雕龍”取義做高深的學問，如上述幾本書；“雕蟲”意謂兼做學術普及工作，如《詩詞格律》。這齋號很俏皮，很睿智。1992年北大成立中國傳統文化中心，即國學研究院的前身，我即借用“龍蟲並雕”表示我們研究院的宗旨。
回過頭來再說我擬的那副輓聯，上聯“茹古涵今”是說他的學問涵蓋面之廣，他既著有《漢語史稿》講述古漢語的發展史，又著有《中國現代語法》，論述現代漢語的語法特點，在這兩方面都取得卓越的成就。下聯“絳帳肅穆”是用東漢馬融的典故，《後漢書·馬融傳》：“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我說“絳帳肅穆”，特別點出“肅穆”二字，意謂王先生既有馬融的才學，又不像馬融之侈飾。“滋蘭樹蕙”用屈原《離騷》的典故：“餘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比喻他栽培了許多人才，所以接著說“身後三千倚馬才”。我用這兩句話讚美他學術研究和培養人才的功績。
《漢語史稿》
寫到這裡不禁回憶起王師母夏蔚霞女士，“每一個成功的男士，背後都有一個偉大的女性”，這句話完全可以用到王先生和師母身上，王師母默默地為王先生操持家務，培養子女，關照學生。凡是接觸過王先生的人，無不欽佩她的風度，她的周到。王先生逝世後，她覺得自己一家住燕南園60號那座二層別墅太大了，便向系裡提出，準備讓出樓上的房間，並且希望我們家搬去住。我們不肯打攪她，一再婉拒，那座樓只有王先生才有資格居住，我們住暢春園已經很知足。這事拖了一年多也就作罷了。但我們常常去看望她，還是那間陳設簡單的客廳，中間的北牆上掛了梁啟超先生為王先生寫的一副對聯，是集宋詞的，想必是當年王先生在清華國學院時得到的，梁先生正當壯年，筆力遒勁，我百看不厭。王師母還像以往那樣親切地接待我們，有時還剪下院子裡的丁香花相贈。
王先生仙逝30年了，我遇到唐作藩先生時，常常提起他和師母來。我並不是他登堂入室的弟子，要論登堂入室首推唐作藩先生，他是1954年跟隨王先生從中山大學調到北大來的，後來成了中文系的名教授，中國音韻學會會長。他忠厚篤實，每年清明必去萬安公墓為王先生掃墓。還有與我同屆的南開大學向光忠教授，前幾年去世時囑咐家人一定要葬在萬安公墓，以靠近王先生。王先生得到學生愛戴的情形，於此可見一斑。
挽吳組緗先生
香山黃葉伊人應喜逢知己
小院紫藤弟子痛惜喪良師
吳組緗先生20世紀30年代以小說享譽文壇，《一千八百擔》是他在清華大學讀書時寫的，內容是家鄉皖南農村宗法制度的崩潰，成為他的代表作。他的家庭原來還算富裕，後來衰落了。聽他說過，在清華大學讀書期間，有時家裡供不上生活費，換季時卻可以在去年穿的衣服口袋裡發現一些鈔票。他從清華畢業後曾被馮玉祥聘為老師，教他國文。抗戰期間他在重慶，跟老舍等人結為好友，常常在防空洞裡聯句作詩，將一些作家的名字嵌在中間，作為消遣。後來回到清華中文系任教，1952年因院系調整轉到北大。
吳組緗先生
吳先生最受歡迎的課程有兩門，一門是現代文學作品選讀，另一門是紅樓夢研究。我讀本科時只聽過後一門，他的講稿寫在單頁的練習簿紙上，密密麻麻的，就連提醒學生的瑣事也寫在上面。他以小說家的眼光，對《紅樓夢》的人物性格和故事細節分析得入木三分，尤其是對賈家（官）和薛家（商）相互勾結，以及薛寶釵在官商勾結中的處境和她的性格、心思，具有獨到的見解。關於賈寶玉的典型性，以及林黛玉的困境和內心的委屈，吳先生也有深入的剖析。他的課成為北大中文系的典範。
“文革”前我兼過幾年教研室秘書，那時老師們家裡沒有電話，遇到教研室開會我便騎著自行車挨家通知。每位老師都要留我進門聊一會兒，我從閒聊中得到的薰陶不亞於聽課。吳先生家是常去的，如果隔了一段時間沒去，他開門後說的第一句話往往是“稀客，稀客”，臨走時他常說的是“騎車了嗎？”這就是他獨特的讓人感到很親切的歡迎語和送別語。有一次我在他家忽然流起鼻血來，師母沈菽園取出安徽的古墨研磨幾下，用棉花蘸了塞進我的鼻孔，很快就止血了。師母本來在衛生部工作，退休後在北大鏡春園宿舍居民委員會幫忙，沒想到“文革”時被人揪出來批鬥，還往她頭上扣一個字紙簍，這樣的奇恥大辱不知她是怎樣忍受過來的。此後我便再也沒有見過她。
那時候現代文學教研室還沒有獨立出來，更沒有當代文學教研室，統稱中國文學史教研室。教研室在文史樓二樓西頭的一間大屋子裡，周圍靠牆滿是書櫃，擺了整套的《四部叢刊》，中間是一張會議桌，長方形的。開會時教授、講師和資格較老的助教坐在桌旁，1957年我剛剛留校任助教時，屬於資歷最淺的，就坐在靠門邊資料員的位子上（常常是晚上開會政治學習，資料員不參加）。如果開教研室會議，主任遊國恩先生便坐在會議桌頂頭主席的位子上，如果開工會小組會議，小組長蕭雷南先生便坐在主席的位子上。會議桌邊那些長輩和學長如褚斌傑、裴家麟（裴斐）、傅璇琮、沈玉成等談笑風生，跟老師們互相遞煙敬茶，恍如神仙。吳先生和王瑤先生都叼著菸斗，吳先生常常從衣服口袋裡掏出事先搓好的紙捻，不斷地捅他的菸斗，以清理煙油，一面不斷輕輕地咳兩聲清清嗓子。那位資料員年紀不小了，是京戲票友，他的辦公桌玻璃板下邊壓著自己的幾張劇照，是扮武生的。我一邊聽人發言，一邊欣賞那資料員的劇照。會上說話最多的是吳組緗先生和王瑤先生，只要他們兩位到會就不怕冷場了。他們的交往多，消息也多，而且吳先生擅長比喻和形容，王先生擅長抓住要點加以渲染，聽他們發言不但覺得趣味盎然，而且增長許多社會知識。在這裡稍作一點補充，上文提到的四位學長，1957年都錯劃為“右派”，調離了北大。否則北大文學史教研室該是多麼興旺。在教研室討論“右派”處分時，遊國恩先生感嘆地說：“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這本是《離騷》裡的兩句，我想遊先生並不認為他們是“蕭艾”，只是表示惋惜和無奈而已。
《吳組緗文選》
1958年夏農村推廣深翻土地，把底層的生土翻上來，表層的熟土翻下去，深翻的尺寸是一尺五寸，據說可以提高產量，忘記是哪裡的經驗，報上一宣傳便忙著推廣。北大師生響應號召，到北京郊區平谷縣參加這項勞動，吳先生也跟我們一起去了。我們去的村子，一天兩頓飯，沒有早飯，所以頭一天晚上得多吃一些。勞動時兩人一組，一人翻第一鍬，另一人在翻過的地方接著翻第二鍬，兩鍬剛好是一尺五寸，勞動量相當大。我不記得吳先生跟誰一組了，只記得休息時，吳先生從衣袋裡掏出一個小瓶，將其中的維生素丸分給身邊的同事，以補充營養。我也曾接受過他的饋贈，未見得體力就好些，但他的細心和好意卻令人感動。如果寫小說，這個細節很能表現知識分子下鄉勞動的喜劇性。
吳先生愛說話，因言獲罪的次數不少，不知他說了些什麼，反右中被取消了黨員預備期。1958年“大躍進”中，學校鼓勵年輕教師上講壇，吳先生說年輕教師都很可愛，但學問還不夠，好比“糖不甜”。又批評有的老師上課是“四兩染料開染房”，缺乏足夠的積累。他的話正道出我的缺陷，我是心服口服。他也批評自己，說過去在兵荒馬亂中沒有機會多讀一些書，現在正補課。他還在私下說“大躍進”不過是“一篷風”，意思是很快就會過去，這話被揭發出來後受到批判。“文革”中吳先生進了牛棚，不過聽說星期六晚上看管他的紅衛兵常放他回家，讓他星期一帶幾本小說來給他們看。“文革”後期他仍然喜歡說些直率的話，例如聽說“文革”七八年就要搞一次，他便在會上說聽到這話“毛骨悚然”，為此又捱了一通批，其實這是說自己跟不上形勢，並沒有其他意思。
“文革”後期安排吳先生給工農兵學員講一次課，課中說到寫小說切忌籠統，他舉例說：“比如寫我吳組緗吧，說吳組緗是知識分子當然是對的，但不具體。要說吳組緗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還不夠。要說吳組緗是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才確切。”這幾句話吳先生是當真說的，不過語帶幽默，頗耐人尋味。他有時會有一些出乎意料的幽默，大概是1980年，我和他一起參加北京市作協代表大會（我不是作家，不知道為何請我出席），閉幕式由吳先生主持，各項議程進行完畢之後，吳先生忽然說：“現在報告一個諸位都不願意聽的消息”，大家都愣了，他停頓了一會兒，接著說：“現在散會！”大家笑得前仰後合。
難忘的是1979年我跟他一起去昆明參加第一屆中國古代文論研討會。會前他聽說我也收到邀請函十分高興，我便將自己的論文帶到他家讀給他聽，中間他幾次拍著大腿說好，我受寵若驚，他竟如此毫不吝惜地鼓勵後輩！我曾聽他說過：老舍有時也將自己的小說讀給他聽，讀到得意之處便拍著大腿說：“這一筆，除了我老舍誰寫得出來！”原來他們老一輩的作家有這樣交往的習慣，他們不會隱藏自己的看法，天真得可愛啊。
1988年4月他八十華誕，我們在臨湖軒為他開了一次小型的祝壽會，他在會上讀了自己的兩首詩。第一首題為《八十抒懷乞正》：
竟解百年恨，蹭蹬望慶雲。
燃藜嗔筆儉，忝座覺書貧。
日月不相假，經緯幸可尋。
老柏有新綠，桑榆同此春。
第二首題為《八十敬謝諸友》：
四豎三山除，神州振以蘇。
此心隨綠水，好夢到平蕪。
花發頻來燕，萍開富有魚。
蓮池何爛漫，滿目是璣珠。
祝壽會上臧克家、陳貽焮、程毅中、趙齊平諸位都有詩祝賀。我寫的賀詩是這樣的：
天為斯文壽我師，老松生就傲霜枝。
世間風浪憑吹帽，筆底煙霞自瑋奇。
肝膽照人光德布，齒牙吐慧雨露滋。
群賢濟濟添遐壽，正是桃花鬥豔時。
1992年北大成立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任命我做主任。次年，我鼓動他寫一部《吳批紅樓》，收入中心所編的《國學研究叢刊》中出版。他很高興地同意了，也認真做了一些準備，可惜沒做多少便一病不起。我們教研室的年輕教師輪班到北醫三院看護，輪到我去的時候他已經切開氣管，不能說話了，只見他用手勢索要紙筆，我將紙筆呈上之後，他顫顫巍巍地寫了兩個字，我反覆辨認，才認出來是“搶救”。他或許還惦記著那本書呢！我只好安慰他，醫生一定會盡最大的力量挽救他的生命。但醫生已無力迴天，幾天後他就遽歸道山了。
吳先生不以書法名家，但是他的書法結體嚴謹，精神內斂，實在是上乘的。他說有一段時間，他用毛筆寫日記，書法很有長進。他曾寫有《頌蒲絕句二十四首：蒲松齡誕生百四十三年紀念》，用毛筆小楷寫在稿紙上送我，詩好，字也好。例如其四：
繪聲繪影繪精神，狐鬼物妖皆可親。
紙上栩栩欲躍出，多情多義孰非人。
我寫的輓聯，上聯是說吳先生是曹雪芹的知己，曹雪芹在九泉之下見到他應該感到高興。“香山”是曹雪芹晚年居住的地方。下聯的“小院”指北大五院，中文系之所在，夏初開遍了紫藤。中文系的師生無不為他的逝世感到悲痛，一位敢說真話的人離開我們，怎能不傷心呢！
同事方錫德教授在吳先生晚年為他編輯了《說稗集》《宿草集》《拾荒集》《苑外集》，使我們得以較完整地瞭解他的成就，我很感謝的。
挽王瑤先生
率真曠達上追六朝人物
淵綜卓犖下啟一代學風
王先生是著名的現代文學專家，他的《中國新文學史稿》是現代文學的奠基之作。不過他也是中古文學的專家，20世紀50年代初，他的《中古文學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學風貌》出版不久我就拜讀了，十分佩服他蒐集資料、處理資料和提煉觀點的能力。而且從我與他接觸的過程中感到他頗有六朝人物的瀟灑，我為他擬的輓聯所謂“率真”“曠達”就是講他這個特點。他不善於掩飾自己的觀點，不管說出來對自己好不好，想說就說。他在全國政協小組會上的名言“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一方面表示經過“文革”，客觀的形勢已經允許各抒己見，同時也遺憾個人意見之無濟於事。有人補充了一句“白說也要說”，也常常在政協會議上流傳。
王瑤
大概是1987年夏，江西九江師範專科學校召開陶淵明研討會，王先生和我都在被邀之列。我們結伴先到武漢，好像是王先生受邀在武漢大學演講，停留一宿，再乘船沿江而下抵達九江市。會議期間遊覽了廬山，在東林寺隨喜，並參觀了陶淵明的紀念館和墓地，不過所謂墓地是清代陶氏所修的，我們興趣都不大。
《中古文學史論》
王先生對李白也有研究，他寫的《詩人李白》跟馮至先生的《杜甫傳》有異曲同工之妙。1985年安徽馬鞍山市召開第一屆中日學者李白研討會，我和他一起參加了會議，並住在同一個房間。那年他剛過七十歲，仍然十分健談。晚上我們對床夜話，古今中外，十分暢快，有一天談到凌晨，東方既白，王先生談興不減，我說：“王先生，咱們睡吧！”才睡了一會兒。原來熬夜對他來說是家常便飯，但那天睡得太少，白天開會他竟打氣盹來。最愉快的是會議組織坐船遊覽天門山、採石磯、太白樓，還到當塗縣參拜了李白的衣冠冢。吳先生興致勃勃，毫無倦容。
《李白》
1988年我擔任了一年副系主任，負責研究生工作。我曾請吳組緗、王瑤、朱德熙三位先生跟全系研究生座談，王瑤先生講學問的層次：第一等是定論，第二等是一家之言，第三等是自圓其說，第四等是人云亦云。他說大量的論文不過是自圓其說，這就不錯了，千萬不能人云亦云。這段話是他多年做學問的深刻體會，對我本人也是一個警示。
關於他的逝世，許多文章中都提到過，我在這裡就不贅敘了。他是1989年冬在蘇州參加現代文學年會時得了肺炎，到上海某家醫院醫治無效，撒手人寰的。我所擬的輓聯，出自我本人對王先生的認識。上聯講他的為人，他是一位“率真曠達”的學者，堪比魏晉人物。“文革”初期他作為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受到批鬥。有一天在中文系所在的五院的庭院中鬥他，不知是誰找來他家的保姆，揭發他對毛主席不尊敬，被紅衛兵毆打。聽說有一個紅衛兵竟然提著自行車鏈條，那天他吃了許多苦。他親自跟我說過，“文革”後那名提鏈條的紅衛兵到他家道歉，他說“不記得了”，這四個字柔中帶剛，既不失老師的尊嚴，並對那段浩劫表達了不屑，又原諒了毆打他的紅衛兵。他的雅量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下聯說他在現代文學方面的成就，他開啟了一代學風。如今現代文學已成為一門顯學，他的弟子都是這方面的中堅力量。他的弟子們對他在現代文學方面的貢獻講述很多，我只想補充他在古代文學研究方面的一些情況，他沒有指導過古代文學的研究生，此文權作一點補充吧。
挽馮鍾芸先生
華星乍隕舉目尚餘幾元老
霽月高懸傷心最是老門生
馮鍾芸先生是北大中文系的女教授，此所謂先生，是北大對老師的慣稱，無論男女，只要是老師就稱先生。馮鍾芸先生是哲學家馮友蘭和文學家馮沅君的侄女，地質學家馮景蘭的女兒，哲學家和古典文獻學家任繼愈的夫人。我於1953年考入北大時，她是我們的班主任，同時擔任寫作實習這門課，那時候寫作實習由三位老師共同教，林燾先生教語法修辭，葉兢耕先生教寫作理論，馮鍾芸先生教作品選讀，我們的作文由他們三位分別批改。這一年我們共寫了九篇作文，我的文章分到林燾先生那裡，他用毛筆沾著紅墨水塗塗改改，遇到好句子便在旁邊畫圈圈，出現一個錯別字罰我重寫五遍，一年下來我的作文大有長進，我猜想馮先生也是這樣做的。那一年中，馮先生常常在晚飯後到文史樓前的梧桐樹下輔導我們，帶著她的女兒任遠和兒子任重，他們大概只有三五歲。她毫無教授架子，我們對她有一種格外的親切感。一年後她借調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輯高中語文教科書，這就是將漢語和文學分成兩本的那一套，1955級和隨後的一兩屆學生便是學這部教科書長大的，他們的語文程度很好，無疑是得力於這套教科書。
等馮先生再回到北大時，我已經留校任助教了。
馮鍾芸與任繼愈
1958年她為中文系本科生開講隋唐五代文學史，我當輔導老師，對象是1955級的學生，馮先生以其親切和藹的颱風，簡明樸實的語言贏得了他們的讚揚。那時候時興到學生宿舍去輔導，我經常利用晚餐後的時間去敲一間間宿舍的門，瞭解他們的學習情況，解答他們的問題。有的學生在讀《杜工部集》，遇到難懂的詞語便問我，有時我覺得並不是我在輔導學生，而是學生在考我。每逢問題回答得不完善，便事後請教了馮先生再轉告學生。
就在這年五一節後的第二天，馮先生忽然一早就到集體宿舍敲我的門，告訴我葉兢耕先生失蹤了，似乎留有遺書，恐怕是自殺了，讓我到學校附近一些荒野之處尋找。我先到蔚秀園、承澤園，那時這兩座園子還沒蓋樓房，有大片池塘、土坡，樹木蔥蘢。找遍這裡沒有任何發現，又跑到白石橋，沿著河道找了半天，還是毫無結果。中午趕回學校，聽說警察已經找到他的屍體，確實是自殺了。那時葉先生也就四十歲出頭，好好的，為什麼忽然自殺呢，至今仍然是一個謎。他自殺後葉師母的經濟拮据，便將家裡的書籍送到系裡出售，他的藏書不多，其中有一部同文書局石印的《全唐詩》，標價五十元，馮先生力勸我買下來，但我一個月的薪水不過四十六元，還要接濟我的姐姐，實在買不起，只好作罷。另外，如果真買了這部書，便會常常想起葉先生，心裡也不是滋味。我之所以說這件事，一來因為現在已經沒有人提葉先生了，他身後太寂寞，二來從這件事可以看出馮先生是一個熱心腸的人。她表面上對人不是很熱情，似乎總是跟人保持一點距離，但相處久了就知道她的心是熱的。馮先生當時似乎並沒有擔任行政職務，她對葉先生的關心，完全出自一片友誼。葉先生跟她本是清華大學的同事，1952年院系調整時一起來到北大，他們又是同住在中關村宿舍的鄰居，她出面張羅此事，可見她的熱心腸。
她的熱心腸還表現在對學生的態度上，她在清華時有個學生是馬來西亞歸國求學的華僑，後來跟她一起轉到北大。解放初期東南亞愛國華僑送子弟回國求學的很多，香港的《大公報》和《文匯報》還刊登祝賀廣告，親朋好友為華僑子弟歸國求學表示祝賀，當然這多是有錢人家的舉動。這些華僑學生的經濟狀況較好，從國外帶回一輛英國產鳳頭牌自行車，騎在上面頗為氣派。但這位學生家境不佳，不但沒有鳳頭，連生活也難以維持，為人卻十分忠厚老實。馮先生便常常接濟他，他視馮先生如同自己的母親，他和馮家的關係一直維持著，每年總要親自做些豐盛的菜送到她家，直到馮先生和任繼愈先生逝去。我也受到過馮先生恩惠，1958年我姐姐患病，沒有錢醫治，我想把她接到北京來卻沒辦成。正為此著急時，馮先生主動拿出三百元借給我，讓我馬上寄去以救燃眉之急。因為我姐夫隨國民黨去了中國臺灣，之後杳無音信，而我姐姐帶著一個幼小的兒子沒有工作，身邊還有上小學的弟弟，她不肯改嫁，生活沒有著落。我念本科時在北大職工業餘學校兼課，每月將兼課費12元全部寄給她，當助教後每月從薪水裡省出30元給她，自己只留16元。這窘狀馮先生是看到眼裡的，所以沒等我開口（我從未開口向人借過錢），便將錢送來了。那時她的月薪也不過二百多一點，一下子拿出這麼大一筆現款並不容易。但她將錢遞給我時表情很平淡，既沒有多餘的話也沒有一絲憐憫，好像是一件平常不過的小事。這使我更加感動。當我1964年得到《歷代詩歌選》（林庚先生主編，我負責初盛唐部分註釋）的稿費後，立刻如數將這筆錢奉還了馮先生，她依然淡淡的，沒說什麼，這更增加了我對她的感情。
《芸葉集》
1958年秋我跟中文系二年級學生到京西煤礦半工半讀，兩個月後又轉到密雲縣鋼鐵公社勞動，在密雲的同伴主要是中文系的教師，吳小如先生也在其中，不過他沒過多久就因為編《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而返校了。還有一位從北歐留學回來的先生，曾輔導我們學習漢語方言學的。再就是跟我輩分差不多的年輕教師。另外還有東語系、俄語系的幾位年輕教師。奇怪的是還有一名技術物理系的小夥子實驗員，一名後勤的工人。我不明白這支雜牌軍是按什麼標準挑選組成的。我們去的地方名曰公社，但是見不到農民，也見不到工人，這怎麼向工農學習呢？大概在1959年春，學校領導派東語系主任季羨林先生和中文系馮鍾芸先生前來看望我們，也許還有一位俄語系的領導，但我記不清了。季先生和馮先生並沒有講什麼大道理，也沒有給我們鼓勁兒，只是默默地跟我們一起幹活兒。不知道他們向校領導彙報了什麼，這年夏天鋼鐵公社還沒解散，我們就被接回學校來了。我敬佩他們的這種作風，在盛行浮誇風的時候，像他們這樣的領導越發顯得可貴。
此後，我又到西郊白虎頭大隊勞動，八個月後才回校。而馮先生受邀赴保加利亞索菲亞大學執教，前後兩年，我們見面的機會不多。等馮先生回國，我又赴湖北江陵縣農村參加“四清”運動，1965年夏才回校，那時北大已轟轟烈烈開展社教運動，接著是“文化大革命”。時光荏苒，1969年我們都去了南昌鯉魚洲“五七幹校”。在那集體化的生活中，難得有個人之間的交往。1970年鯉魚洲作為北大分校招收了第一屆工農兵學員，馮先生和我都被選為五同教師，跟學生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學習、同訓練。次年春我們前往井岡山修鐵路，在鄱陽湖大堤上翻了車，我和幾名受了輕傷的學生留下來養傷，馮先生則隨大隊先到了永新縣工地。等他們傷好後再趕往那裡，在離工地大約十里的路口，馮先生跟陳貽焮大師兄迎接我們，搶著揹我們的行李，那時她已經是五十多歲的人了，步履仍舊很年輕，她走在前面的樣子我至今記憶猶新。
“文革”以後，她們全家搬到南沙溝的宿舍，我們見面的機會少了。教研室開會她是必到的，但很少說話。在2004年林庚先生九十五歲華誕的祝壽會上，她和任繼愈先生一起出席。只見她的雙眼添了一圈暈，兩頰也陷了下來，顯得蒼老了許多，但沒聽說患有什麼重病。沒想到第二年她就溘然長逝了。我在第一時間趕到她家，聽任先生說，她是晨練後覺得有點累便躺下休息，竟然沒醒過來。救護車趕到後搶救未能成功，就直接送往醫院太平間了。她走得很平靜，沒受太多折磨，這是她一輩子做好事修來的福氣。從南沙溝回家後，我隨即擬了這幅輓聯，將最想講的話寫了下來。
馮先生在西南聯大畢業後就留校任教，當然屬於北大的元老了，她去世那年，西南聯大中文系的元老如遊國恩、浦江清、王瑤、朱德熙、季鎮淮等諸位先生均已逝世，馮先生一去，幾無其他元老在世了，所以說“舉目尚餘幾元老”。她走得那麼突然，所以說“華星乍隕”。但她的善良、她的從容、她的嫻雅仍然留在我們心中，特別是像我這樣的老學生更是傷心不已。所以下聯說“霽月高懸，傷心最是老門生”。
感謝張世林兄趁馮先生健在時，為她編了一部自選集，名《芸葉集》，收在名家心語叢書中，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日期在2002年1月，為她的老門生們留下一份永久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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