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言可畏在哪？

1935年的婦女節，民國影星

阮玲玉因不堪輿論誹謗而自殺。魯迅憤怒地寫了《論“人言可畏”》一文，矛頭指向沒良心的小報記者，順帶揭露了群眾幸災樂禍的嘴臉。他說：“小市民總愛聽人們的醜聞，尤其是有些熟識的人的醜聞。”聽到別人自殺的消息後，他們內心更多的不是惋惜，而是不可思議的慶幸。“有的想‘我雖然沒有阮玲玉那麼漂亮，卻比她正經’；有的想‘我雖然不及阮玲玉的有本領，卻比她出身高’；連自殺了之後，也還可以給人想‘我雖然沒有阮玲玉的技藝，卻比她有勇氣，因為我沒有自殺’。化幾個銅元就發見了自己的優勝，那當然是很上算的。”

在強者腳下奴顏婢膝，在弱者頭上大秀優越，這是人性的弱點，這種弱點在群體心理中發揮得最為露骨。

每個人，在某個時候都是強者，在另一個場合下卻是弱者。“人言”對強者是沒有什麼殺傷力的，強者可以讓你閉嘴、讓你蒸發，而弱者卻只能默默地承受。因此，在你強大時，人們會報以掌聲、送上鮮花，對你頂禮膜拜；而在你形勢不利，處於弱勢時，他們又會放聲唾罵、幸災樂禍、拍手叫好。

群體就是“一個”反覆無常的小人，毫無道德可言。

為什麼群體喜歡幸災樂禍？

群體的情感與個體存在千差萬別，獨處的個人多少都會有自控能力，而群體卻像一隻野獸，受到衝動的驅使、任由刺激因素來支配自己。這是因為群體存在法不責眾的心理，他們認為只要人數越多，集體的力量就會越大，能夠不受限制地做任何事情。《烏合之眾》說：“在一個群體中，不管是多麼愚蠢的人，智力多麼低下，也不會覺得自己無能。他們從群體中獲得了一種強大的力量，雖然非常短暫。”

小市民的生活庸庸碌碌，平時他看到那些傑出人物享受榮譽時，驚羨之餘，也會察覺到自己跟別人的差距。可是一當阮玲玉這樣的人出了變故，形成一個集體討論的話題，他就會加入烏合之眾中，獲得一種虛幻的力量感。

“至少我沒自殺啊”，他眨巴著眼睛說；“至少我沒出軌啊”，另一個附和著——最後，結論是至少他們的道德比較高尚，沒做過什麼缺德事，是安分守己的人——當然了，消費死者是不包含在缺德事裡的，幸災樂禍也是安分的。

叔本華說嫉妒使各領域的英才俊傑橫遭抵制，而平庸之輩卻據此來拉幫結派。烏合之眾在群體的氛圍中獲得了集體的力量，覺得自己不再是無能廢物，而是最優秀的人物，可以實現打擊嫉妒對象的願望，對他們進行肆意的貶低，以此來滿足自己的優越感。因此，對於群眾來說，幸災樂禍是為了滿足心理的需要。

群體喜歡誇大情感

群體賦予每個個體虛假的力量，使他們情緒多變，見風使舵；同時這種力量往往會被他們給誇大，進而產生暴躁的情緒。勒龐說：“在個人獨處的時候，反感和反對的情緒一旦出現，就會得到遏制。但是在群體中並非如此。小小的反感和反對，很快就會通過傳染進行放大，變成令人震驚的仇恨。”

這在法國大革命中屢見不鮮，一個主張、一種觀點、一次演講，就有可能使一個黨派遭受群眾的憎恨。所以法國人民先後推翻了立憲派、吉倫特派和雅各賓派，他們的英雄在短時間內從內克爾變成拉法葉特，再變成丹東和羅伯斯庇爾，最後又把英雄們送上斷頭臺。

當有人在爭論學英語是否有用處時，這個問題馬上就會被誇大成學英語是否是崇洋媚外、西化思維，不學英語是否就是愚昧無知、眼界狹隘。烏合之眾們在互相謾罵中，偏離了問題的軌道，甚至演變成仇恨。勒龐說：“群體能夠誇大他們所接觸到的感情，但無法採用同樣的手段放大群體的智力。

”我們從這種爭論中沒有找到什麼有價值的東西。只要我們一脫離烏合之眾，成為獨處的人，我們就知道，大部分人學英語的直接目的就是為了應付考試——這就是它最大的用處；如果不考英語，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會主動去學英語——這就是它的無用之處。

群體不關心現實，只要是他們願意當成是真的東西，他們就會接受過來。他們偏好極端，所以有時候會誇大偉人、名人的形象，有時候又會貶損他們的價值。在波旁王朝時，拿破崙是一個淳樸、無私、倡導自由思想的人，他是窮人的救星，是人民的福音；可是，在30年後，他又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濫用權力，為所欲為，不折不扣的暴君。無論在任何時代，群體的情感總是如此的極端，如此的誇張，導致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出現多次的顛覆反常。

群體只畏服於強者

我們說群體就像一隻野獸，他們唯一屈服的對象是馴獸師。只有用鞭子抽打他們，讓他們感受到權威的厲害，才能壓服他們那種虛幻的力量感，不然他們就會無法無天地肆意破壞。這是因為強者可以制止群體無意識的衝動，一當這種衝動受到阻礙、停止下來，群體也就恢復了溫和。所以當拿破崙宣佈取消革命者的自由，並展示自己的鐵腕時，就連最桀驁不馴的雅各賓黨人也馬上從暴徒變成了順民。

獨處的人，即使遭受巨大的壓迫，他在內心深處仍渴望保持獨立的人格，不願屈服於強者的淫威。群體則不一樣，一當他們的力量受到挫折，遇到強者的打擊，很快就會選擇屈服。所以《烏合之眾》說：“群體認同權威，並且屈服於權威，但是卻從不傾聽自己內心的感受，不認同自己接受的教育所帶來的道德感。”

奴役一個人並不容易，奴役一群人卻不難。因為奴隸的思想很容易在群體的頭腦中進行傳播，卻難以在一個人的大腦裡自主生成。只要你持續的強加灌輸，群體願意接受任何荒謬的觀點。

群體畏服於強暴的馴獸師，卻不會愛戴仁厚的農夫。勒龐說：“寬容、仁厚的領袖，從來不是他們追捧的對象。他們熱愛暴君，並且屈服於暴君，給暴君至高無上的地位。如果群體有一天推翻了暴君，那是因為這個暴君失去了自己的權威，重新變成了弱者。群體會蔑視他，沒有人會再畏懼他。”

對於群體來說，他們所熱愛的是凱撒這種高大威武又有權勢的人物，而不是布魯圖這類為了共和國而犧牲自我的刺客。

群體究竟有沒有道德感？

群體之所以喜歡褒貶他人的道德，在於他們自認為自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點上。在他們看來，自己至少是安分守己的。但是我們知道，如果說最基本的道德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話，喜歡幸災樂禍的群體並不具有這種道德；其次，如果道德指遵守社會習俗和社會規則，壓抑自己自私衝動的話，那麼崇尚法不責眾，喜歡搞破壞的群體同樣也不具備。

但也不能完全說群體沒有道德行為，或者說素質低下。因為在群體之中存在某些非同尋常的優點，如忠誠勇敢、自我犧牲、大公無私等偉大的情操。群體可以為了國家榮譽、民族利益而前仆後繼地做出犧牲，也可以為了集體信念而拋頭顱、灑熱血。在法國大革命時，對內實行恐怖政策、搞大屠殺，與對外抵禦反法同盟、保家衛國的是同一群人。在革命中表現殘忍的屠夫，卻不貪圖錢財，願意將所獲得的財富全部上繳。“群體有時會按照低劣的本能行事，而有時也能夠變成高尚的典範。

”

但這不等於說群體具備有意識的道德責任感，他們那些高尚的行為並不是出於本心，而是一種無意識的行為。在古代，每次攻城略地之前，明智的主帥都要向士兵灌輸自己是仁義之師，不準侵擾民眾的主張，併發布各種嚴格的命令。把這種觀念灌輸到所有士兵的腦海裡，使他們不按低劣的本能辦事，假使沒有這種灌輸，他們必然要進行搶奪和殺戮。

“所以大多數心理學家認為群體的道德水平非常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