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言可畏在哪？

1935年的妇女节，民国影星

阮玲玉因不堪舆论诽谤而自杀。鲁迅愤怒地写了《论“人言可畏”》一文，矛头指向没良心的小报记者，顺带揭露了群众幸灾乐祸的嘴脸。他说：“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听到别人自杀的消息后，他们内心更多的不是惋惜，而是不可思议的庆幸。“有的想‘我虽然没有阮玲玉那么漂亮，却比她正经’；有的想‘我虽然不及阮玲玉的有本领，却比她出身高’；连自杀了之后，也还可以给人想‘我虽然没有阮玲玉的技艺，却比她有勇气，因为我没有自杀’。化几个铜元就发见了自己的优胜，那当然是很上算的。”

在强者脚下奴颜婢膝，在弱者头上大秀优越，这是人性的弱点，这种弱点在群体心理中发挥得最为露骨。

每个人，在某个时候都是强者，在另一个场合下却是弱者。“人言”对强者是没有什么杀伤力的，强者可以让你闭嘴、让你蒸发，而弱者却只能默默地承受。因此，在你强大时，人们会报以掌声、送上鲜花，对你顶礼膜拜；而在你形势不利，处于弱势时，他们又会放声唾骂、幸灾乐祸、拍手叫好。

群体就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毫无道德可言。

为什么群体喜欢幸灾乐祸？

群体的情感与个体存在千差万别，独处的个人多少都会有自控能力，而群体却像一只野兽，受到冲动的驱使、任由刺激因素来支配自己。这是因为群体存在法不责众的心理，他们认为只要人数越多，集体的力量就会越大，能够不受限制地做任何事情。《乌合之众》说：“在一个群体中，不管是多么愚蠢的人，智力多么低下，也不会觉得自己无能。他们从群体中获得了一种强大的力量，虽然非常短暂。”

小市民的生活庸庸碌碌，平时他看到那些杰出人物享受荣誉时，惊羡之余，也会察觉到自己跟别人的差距。可是一当阮玲玉这样的人出了变故，形成一个集体讨论的话题，他就会加入乌合之众中，获得一种虚幻的力量感。

“至少我没自杀啊”，他眨巴着眼睛说；“至少我没出轨啊”，另一个附和着——最后，结论是至少他们的道德比较高尚，没做过什么缺德事，是安分守己的人——当然了，消费死者是不包含在缺德事里的，幸灾乐祸也是安分的。

叔本华说嫉妒使各领域的英才俊杰横遭抵制，而平庸之辈却据此来拉帮结派。乌合之众在群体的氛围中获得了集体的力量，觉得自己不再是无能废物，而是最优秀的人物，可以实现打击嫉妒对象的愿望，对他们进行肆意的贬低，以此来满足自己的优越感。因此，对于群众来说，幸灾乐祸是为了满足心理的需要。

群体喜欢夸大情感

群体赋予每个个体虚假的力量，使他们情绪多变，见风使舵；同时这种力量往往会被他们给夸大，进而产生暴躁的情绪。勒庞说：“在个人独处的时候，反感和反对的情绪一旦出现，就会得到遏制。但是在群体中并非如此。小小的反感和反对，很快就会通过传染进行放大，变成令人震惊的仇恨。”

这在法国大革命中屡见不鲜，一个主张、一种观点、一次演讲，就有可能使一个党派遭受群众的憎恨。所以法国人民先后推翻了立宪派、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他们的英雄在短时间内从内克尔变成拉法叶特，再变成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最后又把英雄们送上断头台。

当有人在争论学英语是否有用处时，这个问题马上就会被夸大成学英语是否是崇洋媚外、西化思维，不学英语是否就是愚昧无知、眼界狭隘。乌合之众们在互相谩骂中，偏离了问题的轨道，甚至演变成仇恨。勒庞说：“群体能够夸大他们所接触到的感情，但无法采用同样的手段放大群体的智力。

”我们从这种争论中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只要我们一脱离乌合之众，成为独处的人，我们就知道，大部分人学英语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应付考试——这就是它最大的用处；如果不考英语，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会主动去学英语——这就是它的无用之处。

群体不关心现实，只要是他们愿意当成是真的东西，他们就会接受过来。他们偏好极端，所以有时候会夸大伟人、名人的形象，有时候又会贬损他们的价值。在波旁王朝时，拿破仑是一个淳朴、无私、倡导自由思想的人，他是穷人的救星，是人民的福音；可是，在30年后，他又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滥用权力，为所欲为，不折不扣的暴君。无论在任何时代，群体的情感总是如此的极端，如此的夸张，导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出现多次的颠覆反常。

群体只畏服于强者

我们说群体就像一只野兽，他们唯一屈服的对象是驯兽师。只有用鞭子抽打他们，让他们感受到权威的厉害，才能压服他们那种虚幻的力量感，不然他们就会无法无天地肆意破坏。这是因为强者可以制止群体无意识的冲动，一当这种冲动受到阻碍、停止下来，群体也就恢复了温和。所以当拿破仑宣布取消革命者的自由，并展示自己的铁腕时，就连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党人也马上从暴徒变成了顺民。

独处的人，即使遭受巨大的压迫，他在内心深处仍渴望保持独立的人格，不愿屈服于强者的淫威。群体则不一样，一当他们的力量受到挫折，遇到强者的打击，很快就会选择屈服。所以《乌合之众》说：“群体认同权威，并且屈服于权威，但是却从不倾听自己内心的感受，不认同自己接受的教育所带来的道德感。”

奴役一个人并不容易，奴役一群人却不难。因为奴隶的思想很容易在群体的头脑中进行传播，却难以在一个人的大脑里自主生成。只要你持续的强加灌输，群体愿意接受任何荒谬的观点。

群体畏服于强暴的驯兽师，却不会爱戴仁厚的农夫。勒庞说：“宽容、仁厚的领袖，从来不是他们追捧的对象。他们热爱暴君，并且屈服于暴君，给暴君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群体有一天推翻了暴君，那是因为这个暴君失去了自己的权威，重新变成了弱者。群体会蔑视他，没有人会再畏惧他。”

对于群体来说，他们所热爱的是凯撒这种高大威武又有权势的人物，而不是布鲁图这类为了共和国而牺牲自我的刺客。

群体究竟有没有道德感？

群体之所以喜欢褒贬他人的道德，在于他们自认为自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在他们看来，自己至少是安分守己的。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说最基本的道德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话，喜欢幸灾乐祸的群体并不具有这种道德；其次，如果道德指遵守社会习俗和社会规则，压抑自己自私冲动的话，那么崇尚法不责众，喜欢搞破坏的群体同样也不具备。

但也不能完全说群体没有道德行为，或者说素质低下。因为在群体之中存在某些非同寻常的优点，如忠诚勇敢、自我牺牲、大公无私等伟大的情操。群体可以为了国家荣誉、民族利益而前仆后继地做出牺牲，也可以为了集体信念而抛头颅、洒热血。在法国大革命时，对内实行恐怖政策、搞大屠杀，与对外抵御反法同盟、保家卫国的是同一群人。在革命中表现残忍的屠夫，却不贪图钱财，愿意将所获得的财富全部上缴。“群体有时会按照低劣的本能行事，而有时也能够变成高尚的典范。

”

但这不等于说群体具备有意识的道德责任感，他们那些高尚的行为并不是出于本心，而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在古代，每次攻城略地之前，明智的主帅都要向士兵灌输自己是仁义之师，不准侵扰民众的主张，并发布各种严格的命令。把这种观念灌输到所有士兵的脑海里，使他们不按低劣的本能办事，假使没有这种灌输，他们必然要进行抢夺和杀戮。

“所以大多数心理学家认为群体的道德水平非常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