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小可
如果有人多人認為“孔孟之道”是害人的，基本上這些人連“孔孟之道”是什麼都不知道，也不會思考為什麼會有所謂的孔孟之道，更沒有獨立的思維判斷能力，只是人云亦云，危言聳聽，譁眾取寵罷了。說實話，不是孔孟害人，是他們害了孔孟。
“孔孟之道”從狹義上來說應該就只是指孔子和孟子的學說和思想。從廣義上來講被用來指代“儒家”。但是“儒家”在中國古代的思想學派中可能又是最特殊的一個。
從春秋戰國的孔孟到宋明理學，這中間經歷了太多的變化，甚至可以說孔孟並不能完全地代表儒家。整個封建王朝的時代有很多統治者以孔孟或是儒家作為標榜自己的理由，但實際上又有多少真正按照孔孟的學說去嚴格執行作為治國理論的？事實上，幾乎沒有。
孔孟之道不是永恆不變的真理，有它存在的時代特點。孔子最嚮往西周，周公制禮作樂治理天下。問題是孔子嚮往中的西周也未必是真正狀態的西周，孔子描述中的理想治國狀態或許是已經努力在符合他心裡的周公時代，但與實際可能相差甚遠。
孔孟希望的境界太過美好，所以才屢屢碰壁，並沒有被真正施行在治國行動中。至於後世以儒家為基礎誕生的宋明理學，也當然有它的發展規律。當它是一種先進的思想時會推動社會進步，而當它已不再適應社會的發展時就成為一種阻礙。比如朱熹的思想當它成為一種阻礙社會發展的力量時不能因為這個就去遣責孔孟。
孔孟沒有害人，如果自己主觀上非要把已經不合時宜的東西拿來強加給孔子和孟子身上，那是你自己的問題，不是孔子和孟子的問題。另有章句腐儒，不理解孔孟真義，只會耗子鑽書箱咬文嚼字，那不是孔孟害人，是人害孔孟。
沅汰
孔孟之道的真正價值，只有在歷史的情景中進行對比才能發現，抽象的說一個思想或理論的好壞是沒有意義的，也說不清楚。唐代中國文化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禪宗興起了，禪宗強調個人體悟，教導人們體會佛理的方法是靈活多樣的，因此它的另一個特點是“簡易自由、生動活潑”（人民群眾喜聞樂見），這實際上是大眾文化興起的標誌，禪宗最初興起於民間，禪師最初產生於一批依賴遊民階層的遊僧階層中，帶有強烈的大眾文化的反智主義色彩，“不立文字”從根本上消解“知識”的意義，禪宗使大眾文化類型上升為中國文化的重要內容，禪宗在唐宋之際得到大量士大夫（知識精英）的喜愛，談禪成為士大夫文化生活的一部分，禪宗不但征服了佛教，也使大眾文化征服了精英文化。禪宗強調佛性即人性，平常心是道，這是佛教的速成法，崇拜的是聰明，輕視邏輯論證，講心不講理。而佛教本來講求思辨、修證，證道之路，千難萬難，人生難得，聞法難得，持戒難得……，所以勇猛精進且不可得，因此道才難能可貴。一旦行住坐臥都成了道，道就唾手可得了，誰還在乎道的可貴。偷懶取巧是中國文化（大眾文化）的大害，壞就壞在自作聰明上。禪宗消解了知識的神聖性，瓦解了理論的深刻性，長此下去必然造成中國文化的整體平庸。禪宗崇尚自由，推崇自然而然、行雲流水的狀態，這種自由強調隨心所欲、為所欲為，是任性。這種“自由”崇尚不守規則，越自由就越不守規矩，大家都來搞這種自由，結果就是不得自由，因為沒有規則的自由，就是亂來，這種情況下，做任合事情都必須去鬥智鬥力，必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這個時候，孔孟之道被程朱理學重起拾了起來，收拾中國的人心，孔子講“從心所欲而不逾矩”才是真正的自由，理學的價值在於樹立起一個絕對的規則——“理”，通過理給大家定了個規矩，使人人不敢亂來，確立起一個有秩序的自在狀態，這才使人人都可以享受到“自由”，對自由的追求才有意義，否則追求自由就成了追求權力、追求金錢了。理學達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精英文化）的最高成就，在觀念系統上它思考精密，氣象宏大，從理論上說，具有兩個特點：結構完整，思辨深刻，克服了中國文化中簡單粗暴的東西。

理學一反禪宗的反智主義傾向，樹立起儒學的知識主義取向，強調“理”的獲得，有學習的過程，提倡“格物致知”、“窮理盡性”，這樣才能掌握到至高無上的“理”，這樣建構起一個上至天地宇宙萬物，中至國家社會生活，下至個人生活的龐大的哲學體系，給中國文化建立起了知識的神聖性和理論的深刻性，這一過程就是精英文化對大眾文化的吸收和提升的過程。無極生太極，太極動，產生陰陽，陰陽結合五行，生成萬物。建立起了儒家的宇宙論，規模一下就大了，以前是隻論人事，現在是有比人間更大的宇宙萬物的規模。這裡面既有道教的，也有佛教的東西，是一個綜合。人是在這個宇宙生成過程中產生，但人得天地萬物精華之所在，這就是人之性，就是道德（仁），稱為人極，從太極發展出人極，太極、無極、人極同源，因此道德就具有根本性，這樣道德高尚的聖人就是可學的了。為什麼麼呢？因為天心人心相通，人心決定人性，人性就是天理，天理就是人性。所以理學家講“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天地之理。”朱熹講“合天地萬物而言，只是一個理，及在人，則又各自有一個理。”又說“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理變非常重要，獲得理有什麼方法呢？理學家對理的獲取採取了“知識主義”的路線，這是對中國文化傳統的一個突破，“窮理盡性”，強調的是把精神境界的追求和對知識的追求統一起來，明理，也就是知識的追求成為道德實踐的前提，把對知識的重視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是對中國傳統的心性論的一個突破，可以說具有改造中華文化的重大功能。但這努力可以說在理論上非常成功，而在實踐上並不成功，理學越到後來卻越受到各種的批評，到了現代，更成了反動的象徵了。人人都說“以理殺人，存天理滅人慾”，跟著也連累了孔孟之道成了害人的東西。這恰恰說明了有些人非常害怕“孔孟之道”，他們在怕什麼？這也恰恰說明了孔孟之道的真正價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