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作者：楊天石 著，出版社：重慶出版社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為什麼寧願選擇下野卻不下定決心抗戰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迅速佔領東北全境，蔣介石的對日政策受到普遍責難。同年12月15日，蔣介石被迫第二次下野。這是蔣介石一生中極為困難的時期。蔣介石其實極其痛恨日本的侵略，但是他為什麼寧願選擇下野，也下不了抗戰的決心呢？蔣介石怎麼也沒料到，他選擇暫時下野會導致國民政府最後的敗退的命運，這不得不說是時也，命也。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蔣介石正乘艦自南京赴江西“剿共”。他迅速感到了事變的嚴重性。21日，蔣介石回到南京，確定了“團結內部，統一中國，抵禦倭寇，注重外交，喚醒國民，還我東北”的方針。這一方針成為蔣介石調整國內外政策的起點。22日，南京市國民黨員舉行抗日救國大會，蔣介石在會上發表演說，聲稱“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同日，國際聯盟決議中日兩國停止戰事行動，雙方軍隊退回原防，聽候聯盟派員調查裁判，蔣介石認為這是外交的轉機，也是對內統一的好機會。
蔣介石依賴國聯，寄希望於“國際仲裁”，但是，日本帝國主義卻不把國聯放在眼裡。24日，日本政府覆函國聯，蠻橫地拒絕調查，聲稱“滿洲事件”不容國聯及第三國置喙，主張中日直接交涉，國聯態度因之軟化，轉而贊成日本主張。25日，蔣介石獲悉有關訊息後，曾有主戰的念頭。當日日記雲：“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則必無良果。我不能任其鴟張，決與之死戰，以定最後之存亡。與其不戰而亡，不如戰而亡，以存我中華民族之人格。”他準備將首都遷到西北，同時集中主力於隴海路。
蔣介石早年即具有民族主義思想，同情五四和五卅愛國運動。“九一八”時期，痛憤於日本侵略，有準備北上抗日的打算，這是他後來之所以能堅持長期抗戰的思想原因。但是，在很長時期內，蔣介石又怯於和日本作戰。10月7日日記雲：“國民固有之勇氣、之決心，早已喪失，徒憑一時之奮興，不惟於國無益，而且徒速其亡，故無可恃也。而所恃者，惟在我一己之良心與人格，以及革命之精神與主義而已。”由於日本肆無忌憚的侵略，中國人民中出現了愛國救亡的熱潮，但是，這在蔣介石看來，卻只是“一時之奮興”，“不惟於國無益，而且徒速其亡”。
蔣介石靠什麼呢？“惟在我一己之精神與力量”。當然，蔣介石不會認為他個人可以打贏日本，因此，他必然是悲觀論者。日記雲：“成敗利鈍，自不能顧，惟有犧牲一己，表示國家之人格與發揚民族之精神，不能不與倭寇決一死戰。明知戰無幸勝，但國家至此，亦無可再弱，決不至比諸現在再惡也。”11月24日日記又云：“餘不下野，則必北進與倭寇決戰。雖無戰勝之理，然留民族人格與革命精神於歷史，以期引起太平洋之戰爭，而謀國家之復興。”
蔣介石愛惜“民族人格”，準備與倭寇決一死戰，並預留遺囑，其抗戰決心可以說是壯烈的，但又是虛弱無力的。
這一時期，蔣介石的主要努力仍然放在外交上。當時，日本政府為了掩飾其侵略行為，欺騙國際輿論，擬訂了一份所謂《中日和平基本大綱》，表面上聲稱“尊重中國領土之完整”，同時則赤裸裸地要求“尊重在滿洲之日本既成條約”。10月15日，蔣介石決定堅決拒絕日方的這一大綱，他和戴季陶及外交委員會商量之後，決定另提《東亞和平基本大綱》以為對抗。《大綱》明確說明東三省是中國領土，但實行“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政策，“共同開發經濟”，企圖利用矛盾，吸引列強反對日本 2 。17日，蔣介石與各國公使談話，表示對日抵抗，不籤喪辱條約之決心。19日，再見各國公使，囑其電告出席日內瓦國聯會議的本國代表及其政府：如國聯失敗，則東方與中國之前途不可預料，望其切實注意。
國聯會議幾經曲折。10月23日，法國外長白里安向國聯理事會提出解決滿洲問題決議草案，限日軍在1月16日以前完全撤兵。24日表決，13票贊成，僅日本1票反對。中國在外交上打了一個勝仗，日本代表芳澤對新聞記者稱：“今日為餘有生以來最痛苦之一日。”3 25日，蔣介石日記雲：“國際聯合會決議，倭寇雖未承認，但公理與正義已表顯於世界。白理安之才能究為可佩，以決議方式甚為得體也。”
通過國聯，進行外交鬥爭，廣泛團結世界上一切反戰國家，在道義和輿論上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蔣介石的這一策略並非沒有可取之處，但是，國聯的決議並不能約束日本，對侵略者，必須還之以反侵略戰爭，才能制止兇焰，維護民族利益和世界和平。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曾稱：“事在自強，而不在人助。”但是，他還是過分相信並依賴了國聯。
另一方面，蔣介石面臨國內寧粵兩個政權分庭抗禮的局面。1931年2月底，蔣介石軟禁胡漢民。5月，汪精衛、孫科、鄒魯、陳濟棠、李宗仁等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形成寧粵兩個政權。“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意識到這種分裂的局面必須迅速結束。9月20日日記雲：
日本侵略東北，已成事實，無法補救。如我國內能從此團結，未始非轉禍為福之機也。故內部先當力謀統一。
22日，戴季陶即受蔣之命，前往湯山，勸胡漢民重新視事。23日，蔣介石又派蔡元培、張繼、陳銘樞到香港與汪精衛、李宗仁、孫科等會談，但是粵方卻要求蔣介石下野，蔣介石極為惱火。
11月2日，蔣介石發表演講，聲稱：只要團結能早日實現，任何委屈痛苦，都能忍受。此後，蔣介石一讓再讓。3日，蔣介石召開幹部會議，決定與粵方“無條件合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解決黨內爭端。
11月12日，南京方面以“團結內部，抵禦外侮”為主題，先行召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17日，蔣介石決定統兵北上抗日，以此表示“對內退讓，又欲使本黨挽救對民眾之信仰，非使代表放棄選舉競爭，誠意與粵方合作不可”。當日，蔣介石派陳銘樞赴上海邀請汪精衛來京主持會議。11月19日，蔣介石召集中央幹部會議，決定全部接受粵方所擬中執、中監委員136人名單，蔣介石的這一意見為四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21日，會議通過“追認恢復黨籍案”，承認在不同時期開除的李宗仁、李濟深、白崇禧、馮玉祥、顧孟餘、汪精衛、閻錫山等314人的黨籍。蔣介石作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風格的發言。他說：“以前黨員之叛變，使黨國益陷於艱危，皆非為中央與政府，而獨為中正一人之故。故從前一切錯誤，皆由余一人任之。”22日，會議閉幕，蔣介石自覺度過了對內的一個“難關”，日記雲：“增加奮鬥勇氣不少，令人發生對黨國無窮之希望也。”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蔣介石與粵方矛盾已深，緩和與化解都需要時間，蔣介石11月22日的日記顯然過於樂觀了。
在內外交迫的情況下，蔣介石不得不考慮自己的進退問題。
本來蔣介石想通過召開“國民大會”，是以民主的辦法解決矛盾；“改為軍事時期”，“聽命餘一人”，是以獨裁的辦法解決矛盾。然而這兩點當時都不可能做到，蔣介石想來想去，只有下野了。12月22日，蔣介石不顧出任監察院長的許諾，乘機離寧。
蔣介石返里後，曾進行反思，12月24日日記雲：今次革命失敗，是由於餘不能自主。始誤於老者，對俄對左，皆不能貫徹本人主張，一意遷就，以誤大局；再誤於本黨之歷史，容納胡漢民、孫科，一意遷就，乃至於不可收拾；而本人無干部、無組織、無偵探，以致外交派唐紹儀、陳友仁、伍朝樞、孫科勾結倭寇以賣國，而先事未能察覺。陳濟棠勾結左桂各派，古應芬利用陳逆，皆未能預為防制，乃遂陷於內外夾攻之環境，此皆無人扶翼之所致也。
“老者”，應指孫中山。蔣介石這一則日記批評了包括孫中山在內的許多人，而且將“革命失敗”的原因歸結為“餘不能自主”，這是一句反映蔣介石個人思想的高度性格化的語言，不過，這並不是他“失敗”的真正原因。前文曾談到，“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有開始調整國內外政策的動向。這一則日記說明，他的思想認識還遠遠落後於現實。真正將國內外政策轉軌到對日抗戰上來，還是幾年以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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