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霸凌的時候，我就會想起醫生說的那句“長大後這些都會好的”。我無比期待長大成人，後來我才知道，大多數妥瑞症患者一輩子都無法康復。
一
精神病院的大門在我身後緊閉。我坐在一把破舊的木椅子上，對面是戴著厚厚眼鏡的女醫生，我看不清她的眼神，只聽見她用尖細的嗓音問我母親：“你家小孩是怎麼啦?”
“她總是不由自主地抽搐，有時尖叫、大吼、搖頭，她自己剋制不了。”母親回答。
“怎麼個抽法，能形容一下嗎？”女醫生又問。
母親隨即讓我做出發病的狀態給醫生看。在醫生灼熱的目光之下，我極度難為情，神經也緊繃起來。
氣氛變得膠著，我始終未能做出發病的狀態，醫生有點不耐煩了，母親只好拿起相機，對醫生說，其實她已經偷偷錄下了我抽搐的樣子。
那是我一生中最羞恥的時刻，最醜陋的一面被媽媽悉數抖露給精神科醫生。在相機記錄的視頻裡，我的尖叫聲一陣陣傳來。醫生看完後，臉上一副不可置信的神色，她擺擺手，“你家小孩兒這個病我還真是第一次見，我們這小醫院沒法治，你還是帶她到大城市去看看吧。”
走出診室的大門，我在走廊裡遇見一個神情呆滯的女人，她散亂著頭髮，手中抱著保溫瓶，腿扭在一起，歪歪斜斜地走路。我彷彿明白我在世人眼中是什麼形象。
往前推一年，我九歲，是班上的三好學生和校慶晚會主持人。記不得從哪一天開始，我時不時嘰裡咕嚕地罵人，罵的大部分是我不喜歡的同學和老師，甚至討厭的親戚。母親以為，我那些不正常的表現都是在惡作劇，一次在我罵完人之後，她抬手扇了我一個耳光，眼裡充滿了失望。
劇照 | 《叫我第一名》
上五年級後，我終於不再罵人，我的病症演化成抽搐。有時候，我要抽很久很久，大概十幾分鍾，有時候只抽十幾秒，有時候隔半天才抽一次，有時候隔幾分鐘就要抽一次。在我出生的時候，母親曾夢想把我培養成一個外交官，為此，她特意讓我提早一年讀小學。毫無疑問，我使她的願望破滅了。
母親溫和的性情被我徹底改變，旁人報以指指點點和驚恐的神色，外公外婆無法理解，他們認為我得了精神病，催促母親趕緊帶我去醫治。否則，我會毀掉自己的人生，還會毀掉母親的人生。
長大以後，我明白“抽動穢語綜合症”更能精準地形容當時的我。這種又名“妥瑞症”的疾病，由法國醫生Tourette在1885年發現，它多發於兒童，發病原因複雜，用藥不明，目前沒有明確的治癒方案。那年我十歲，上四年級，我正式開啟了與妥瑞症的鬥爭史。
二
我是早產兒，生下來時不足六斤重，當時情況危急，醫生給母親打了麻藥之後就開始做剖宮產手術。麻藥勁兒過後，母親疼得直抓床單。因為青黴素的作用，我的全身嚴重過敏，整個人看起來皺皺巴巴的，醫生以為我會死掉。當醫生把小小的我遞到父親手中的時候，他哭了。哭的很激動，好久都停不下來。
我一天天地長大了，父親是個工作狂，生活被工作和應酬擠滿，職位也一直不斷上升，母親則本分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沒有太大的野心。不知不覺間，兩人的差距越來越大。
我有記憶以來，他們就沒有和顏悅色地相處過，家中的氣氛如同冰窖。與此同時，父親出軌了，打破了二人在外界維持體面的婚姻生活的最終防線。
一週之內，他們最少要爆發三次吵架，於我來說，最不幸的是，大部分的吵架我都在場，他們毫不忌諱、毫不避讓。
最激烈的一次，他們從客廳一直吵到了廚房，母親拿起一把刀，作勢要劈父親，父親佇立在廚房門口，眼神淡定。
我嚇懵了，全程抱著母親的大腿，她甩刀的一刻，我拉住她的手，她以為誤傷了我，立馬撇下刀，抱著我，又是一頓痛哭。父親摔門離去，母親情緒未定，眼淚仍掛在臉上，不等擦拭好，三步兩步跑到陽臺，我看著她頭朝下，頭髮凌亂，大聲叫嚷，向離去的父親吐唾沫，我想整棟家屬樓大概都聽見了她的叫罵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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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火從家中蔓延到父親的單位。一個普通的上學日，我記不得自己怎麼被母親擄到父親的單位，唯一停留在腦海裡的畫面，母親在父親的辦公室裡撕書、砸椅子，弄得一團糟，同事們退避三舍。“鬧夠了沒有？”父親陰沉著臉，她大聲哭泣。
我發病的時候，父母已經離異三年。我們在學校門口租了小小的房子，在母親的操持之下，日子過得並不算艱難，妥瑞症的到來改變了這一切。
為了能夠治好我，母親請假帶著我走遍各大醫院，我們最遠跑到了北京，兒童醫院的醫生給我開了很多的藥，並鼓勵我，“這個情況叫作多動症，很多小朋友都會得，你長大後這些症狀就會消失的。”
我必須按時服用一種棕黃色的口服液，我記得它的名字——靜靈口服液，一天要喝三支，有時候症狀很嚴重時要喝五六支。一支就需要二十幾塊錢，除了租房，看病和買藥成為我們平日裡最大的開銷。
喝過這種口服液後我能平靜下來，不喝，我就又會犯病。有時候，在大街上、在餐館、在家庭聚會上，我不由自主地抽搐，罵人，尖叫。母親非常難堪地瞪著我，她越是這樣，我發病就越厲害。
為了幫助我康復，母親也學起了醫，她在她的床頭放置了三本厚厚的《兒童醫學》，我現在還記得，每晚臨睡前，在鵝黃色的燈光下，她看書的模樣。
三
與妥瑞症的鬥爭過程異常慘烈。因為怪異的抽搐與吼叫，在班上，沒有人願意跟我做朋友。有一次，我打翻了墨水瓶，毀了同桌的書本和書包，同桌用看蒼蠅的眼神看著我，鬧著跟老師說要換座位。
我的情緒每天都很低落，有時候上著課就哭起來，有時候跑到學校操場的角落，對著圍牆開始哭。
初中時期，家裡把我送往一所寄宿制的貴族學校，在那裡，我的病症不斷加重，成績直線下降，我很努力地學習，成績卻勉強只能到班上的中游水平。
同宿舍的女生實在受不了我在她們即將要入睡的那一刻突然“猛烈的一下子”，她們聯合起來，向教導主任細數一番我的罪狀，但也無濟於事，我依舊無法剋制地踢椅子、扭脖子。
初一的冬天，我在學校澡堂洗澡，班上一直霸凌我的幾個女生悄悄跟在我身後，戲謔地笑著，我已經習慣這樣的眼神，於是自顧自地繼續洗澡。等我出來後，我發現我的衣服全都不見了。
我凍得發抖，不知道能找誰幫忙，就一直赤裸著身體縮在更衣室，等澡堂關門時，校工來鎖門，發現了我，給我穿上她的衣服，我得以解救。
第二天早上，我的衣服出現在了學校的操場上。後來，我聽說，在我進澡堂後不久，那幾個女生打開了我的衣櫃，把我的外衣內衣一股腦兒地全扔在操場。
我在那所學校已經無法生存。父親只好將我轉回市區的一所重點初中，我重新過上走讀生活。
我曾經以為只要積極配合治療，就能重新做回正常人，所以在被霸凌的時候，我就會想起兒童醫院醫生說過的那句“長大後這些都會好的”，我無比期待長大成人，後來我才知道，大多數妥瑞症患者一輩子都無法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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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這個時候，母親開始交往男朋友。她的生活不再單調乏味，她的男友是一個懂得享受生活的人，經常帶著她搓麻泡腳、登山游泳，母親過得開心了很多，她的臉上出現了久違的光彩和對未來生活的期望。
她的目光不再注視著我，週一到週五，我還是住在我們的出租屋裡，一天兩頓飯在校園託管所裡解決，週六周天，我就回外婆家住，有時候很久都見不著她的人影。
母親舉辦婚禮的時候，我並不知情，我甚至不知道她有了結婚的打算。後來，我從外婆和姨媽的聊天中得知，母親怕我鬧事，跟所有人統一了口徑，瞞著我結了婚。
日子就這麼過了兩年，母親和她的丈夫生下了一個兒子，不久後，她跟隨丈夫到遠方生活。自此，她脫離出我的人生。
四
母親離開後，父親把我接到他身邊一起生活。和他生活在一起，是我成長最快的一段時間，在天生好強善戰的父親的影響下，我從內向、孤僻、沉默寡言逐漸變地有鬥志、有野心。
但驚嚇、恐懼、瑟縮從未遠離我，快遞員敲門的聲音、沉重的腳步聲、搖晃鑰匙鏈的聲音都會讓我一陣心悸。
父親為我找的心理醫生認為，童年那段不愉快的家庭生活是我患上妥瑞症的主要因素，也造成了我的神經系統敏感於常人。曾經有一篇研究提出，幼時受驚嚇過度的孩童患妥瑞症率會增加，我拿著這篇文章埋怨父親，我知道他內心滿是愧疚。
高考前的一個夜晚，我讀到意大利記者法拉奇的《給一個未出世的孩子的信》，她在裡面娓娓道來，“即使在最悲哀的時候，我也不曾為我生命的誕生而感到惋惜，因為我知道世界上沒有什麼比虛無更遭了，即使在痛苦的時候，我也知道，痛苦好過虛無。”
如獲神諭般的，我明白了我與妥瑞症的鬥爭並不是沒有意義的。上大學對我來說意味著一次解放，在高考填寫志願的時候，我選擇了傳媒專業，因為我想要像法拉奇那樣去戰鬥。
上大學後，我努力充實自己，但我仍然不能適應宿舍集體生活，大學四年，我都住在單人宿舍。我的疾病是靜默的，是爆裂的，是無情的，是潛移默化的。我形成了一種強迫性思維，心中常常默唸“為什麼我不能生下來就做一個正常人？”“為什麼自己做不到像別人那樣正常地生活？”
在這樣的心境下，我抑鬱了。有一段時間，因為妥瑞症和抑鬱症，我幾乎面臨休學。
最長的時候，我可以四天不下床、不吃飯、不上課，我躺在床上，腦子裡靜靜的預設著我下床以後要做的事情，卻仍舊是一種對生活完全失去好奇心的心情。我在腦海中排練下床的姿勢，鼓勵自己“現在，可以下床去喝一口水了吧。”我不明白，為什麼對我而言，僅僅是下床這個動作都這麼艱難。
我又踏入了精神病院的大門。每天，我要服用三種藥，一種用來抗抑鬱，一種用來抗焦慮，還有一種用來安眠。我靠抗焦慮的藥物來抑制情緒，但服下抗焦慮的藥物後，我的心情會從焦慮轉向低落，這個時候，我不得不服用抗抑鬱的藥物。
我的病情時好時壞，有時候，我像癲癇病人一般抽搐。在洗手間，在電梯裡，在任何一個別人看不見我的地方，我瘋狂地亂喊亂叫。
父親問過我，為什麼要抽搐，為什麼要大喊大叫。我也回答不上來，我只是覺得，內心有很多煩悶和怒火，只有喊出來，抽兩下，我的心情才能舒暢一些。
有一次，我跟父親說，這輩子不想嫁人，我有病，也不想傷害別人。
他沉默了一會兒，說道，“不嫁就不嫁，爸爸用下半生的時間陪你。”
我接著說，“我這輩子最大的願望是當一個正常人。”他便非常確信地說，“你就是一個正常人，任何人都不能說你不正常。”
五
“為什麼我如此熱衷參加歐洲的那些藝術大賽呢？”他沉吟了一下，“我就是要讓他們都知道，中國人是懂藝術的，中國人是會藝術的！”
那是大三的某一天，講臺上，一位來自中國臺灣的藝術家為我們做講座，我觀察到他時不時地眨巴眼睛、扭頭、清嗓子，散會後，我剋制不住內心的好奇，擠到他身邊去和他聊天，想要證實自己的猜想。
果不其然，他是一名妥瑞症患者。
劇照 | 《叫我第一名》
他告訴我，他在小學的時候患上妥瑞症，和普通患者比起來，他的症狀要嚴重很多，他從早到晚都會不斷地抽搐。父親每每見到他這個樣子，就會大打出手，以作教訓。同時，他還被同班的惡霸欺負。有過那麼一段時間，他一天要挨兩頓打，在放學路上，被惡霸打一頓，回到家裡，再被他父親打一頓。
在他上初中的時候，父親因為腦溢血去世了，家中唯一的經濟來源從此被切斷。為了生存，他去到日本去打工。
“你知道在日本的時候我怎麼養活自己的嗎？”在午後寧靜的校園，他問我。
為了賺快錢，他選擇了別人都不願意去做的工作——在殯儀館幫逝者的遺體插花。有時碰到高度腐爛的屍體，花朵的清香都遮蓋不住屍臭。
他從小就對花藝有極大興趣，從日本回來後，他一頭扎進花藝創作裡，幾年之後，他成為享譽兩岸三地的花藝大師。他告訴我，妥瑞症並沒有影響到他對花藝的熱愛，反而使他更堅定地要在藝術這條路上一直走下去。
受到他的鼓勵，我開始正視自己患病的事實。小時候，我曾以為自己是地球上唯一擁有這樣不正常的症狀的人。我主動在網上各大論壇尋找同樣患病的網友，在和他們交流過程中，我發現，我們大多都有著並不幸福的童年。有些朋友，甚至沒有一個安穩的居住地，跟著文化程度低下的父母散居在棚戶區裡，被不良青年追著滿街跑要保護費，被城鄉結合部染著黃髮的小混混吹口哨，親眼看著父親家暴母親。
我交到的第一個妥瑞症好友L，在美國留學，她和我一樣，在很小的時候就患上妥瑞症。她的父母經商，她告訴我，為了治好妥瑞症，她能看的醫生都看了，花了數百萬人民幣。
“花那麼多錢，都沒能治好，就說明是治不好了。但治不好又怎樣呢？”她咧了下嘴。
“是呀，不如就這樣一輩子，又能怎樣呢？”我戲謔道。我們一起大笑了起來。
和同樣患有妥瑞症的朋友相處，使我找到了更多對生活的信心，同時也堅定了一輩子做好記者的決心。慢慢地，我抑鬱的症狀也開始減少，半年前，我停止了服用抗抑鬱的藥物。
我想起高三畢業那年，去一座不知名的寺廟玩，遇到一位和尚，他問我信不信佛，我告訴他我什麼都不信。
他說，好，未知人生苦楚，便不會信佛，這說明你過得很幸福。
說罷，他便離去。
和尚的話常常在我耳邊迴響，難道我真的是幸福的嗎？
“我不害怕痛苦，因為我們是伴著痛苦而降生、成長的。我們已經習慣了痛苦，像是已經習慣了我們的胳膊和雙腿一樣。事實上，我甚至不害怕死亡，死亡至少意味著你誕生過一次，至少意味著你戰勝虛無一次。”法拉奇在《給一個未出生的孩子的信》中寫道。
從十歲患上妥瑞症，到現在已經整整十二年。今天，我把這段經歷如實記錄下來，是因為我相信我已經和這種疾病達成了和解。我與它纏鬥，有時勝利，有時慘敗，但我決定，無論如何，我不會退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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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明山，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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