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明信先生
山東近代四大教育家除了鞠思敏先生，另外三位範明樞、王祝晨、於明信都曾在曲阜師範或長或短任過教職。在之前的文章中，對於範明樞、王祝晨二位，我都做過專門的介紹，只有於明信先生，雖然在校時間很短，大概也就一學期的時間，好像還兼任附屬小學的負責人。百年校史中不僅沒有對其作評述，甚至後面人物附錄部分亦沒有收錄他，這原本是一個不能遺忘的人物。現在回想起來，真的不能用疏忽來加以解釋和推脫。當時特定條件下，有些說不清或不能說的東西，現在就借這篇小文略作交代，也算作對老先生的一個遲到歉意吧。
話還得從2002年說起，那一年，省教育廳舉辦山東師範教育百年慶典活動。其中項目之一便是撰寫山東省師範百年史《百年春秋》一書，為此，省教育廳師範處徐處長牽頭，祝令華具體負責，專調我和兗州校區的李茂如前往省城撰寫書中的解放前部分，該書的解放後部分，則由文登師範呂夢君會同幾人撰寫，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山東師範創辦於1902年，隨之形成濟南一師、曲阜二師、青州三師、聊成四師的基本部局。因為師範是當時山東僅有的文科高等學府，加上誕生於近代風雲變幻民族危亡的特殊時期，所以從開始到新中國建立，自覺引領時代革命風潮和推進地方文明便成為了兩個基本發展主題。山東師範不僅始終站在近現代政治風潮的最前列，也因此誕生出諸多引領時代的風雲人物。比如山東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要從省立一師和省立二師寫起。山東師範當年培育出了王盡美、萬里等國家棟梁之才。正是在撰寫這些內容時，我遇到了一個不小的難題，即如何介紹和評價山東省立一師校長於明信，尤其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歷史地位和作用。
於明信（1882—1948）字丹紱。雖然出身臨淄沒有文化的農家，但是天資聰穎，加上學習極為刻苦，18歲便成為臨淄縣學廩生，1902年考入山東師範館讀史地科，與同學鞠思敏、王祝晨結為摯友。因其慣於憂國憂民，人送綽號“大國民”。1906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10年師範畢業進京複試，授七品官銜和師範舉人頭銜，被任命為青州初級師範學校校長。1912年當選為山東省臨時議會議員。為求得新學拯救弱國，他隻身東渡日本，就讀於早稻田大學，獲碩士學位。回國後，1916年接替鞠思敏就任省立一師校長。一直到1922年辭去校長職務。然後到日本任中國留學生監理員，1928年回國。1931年到曲阜省立二師擔任日文教師，同時兼任附屬小學的負責人。後回到濟南繼續做教師，後來除了短期任過正誼中學的代理校長以外，基本隱居在濟南七家村。一直到1948年去世。
於明信就任省立一師校長之時，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社會上風起雲湧狂飆突進的歲月。身為省城核心之地著名學府的一校之長，雖然不是迂腐的舊文化衛道士，據資料記載他還曾和當時在校任教的王祝晨一起，創辦了一個專門宣傳新文化思想的刊物《新文化介紹》。但是，因為身負學校教育教學職責，力爭在文化風暴和學校秩序之間維持平衡，便不能不和當時不顧一切、全面焚燒和毀滅舊文化傳統的青年激進思想與行為發生衝突。何況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青年學生們在一些人的鼓譟下，火山爆發般地起來鬧革命，激情燃燒之下，根本不會有多少理性。在憤情的驅使下，也必然要尋找一個具體目標來做靶子，發洩情緒。當時，在學生們有限的視域之內，不自覺間，便將平常嚴於管理、推行書本教育的校長作為了“封建”傳統的假想敵。認為他就是造成學校這一切的原因所在，欲要砸爛封建文化，首先就要打倒安排學校一切的“反動校長”。當時這種心態和現象在全國範圍內幾為通病。就像曲阜省立二師“五四”期間學生們轟然而起，首先便是不顧一切地衝向以矢志辦學，忠厚勤勉著稱曲阜四野的校長孔祥桐，甚至有的學生當場跪下來要求他辭職散校，孔祥桐堅決不答應，最後被學生們趕出了校門，即使如此，據說孔祥桐依然絕不辭職，流落中含恨死於他鄉。
省立一師身處省城，“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學生們鬧得更兇，儼儼成了山東省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於是，身為校長的於明信變成了學生們無可逃避的攻擊目標。對於這一段歷史史實，後來齊魯書社出版、由季羨林題寫書名的《濟南師範學校百年史》幾乎沒寫，好像專意做了迴避。我在濟南撰寫山東省師範百年史時，曾見到一些有關資料，1919年的下半年，時任學生運動骨幹的王盡美，為了在學校掀起反封建鬥爭高潮，聯絡省立一中的鄧恩銘以及育英中學老師王翔千等濟南學運先鋒，在省立一師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要求撤換昏庸校長於明信、廢除腐朽舊教育的學生運動。
狂飆突進之時，運動可謂是一哄而起，包括本部二部（前期部）在內，學校一千多名學生在王盡美等人的帶領下，不僅立刻舉行全校罷課。幾乎是一夜之間，整個校園貼滿了紅綠紙大字標語，“打倒昏庸腐敗的校長於丹紱！”“廢除和稀泥一成不變的舊教育！”“剷除腐朽誤人子弟的老古董！”“打爛孔家店封建思想教育！”“取消清規戒律！”“開放反帝反封建的言論、思想、活動自由！”“改善學生宿舍衛生設施！”“罷課乃求學的好機會！”等等。學生們還揮舞著“驅逐教育蟊賊於明信”的大旗，走向街頭舉行遊行示威活動，通過演講會、編話劇、寫詩歌等形式痛斥舊教育。此項活動還得到了濟南各學校以及省內外學校還有社會團體甚至是學生家長的聲援，使得學校即時全面陷入癱瘓，學生自己掌管了學校。
據說在整個活動中，學生們共列舉出於明信十大罪狀。從後來人的回憶來看，這些所謂的罪狀，並沒有超出於明信“昏庸腐朽”“代表封建”“壓制學生”“專制治校”“沒有自由”等基本範圍。也就是說，於明信不過是封建思想和文化教育的代言人，更具體地說，他就是當時反封建時的“替罪羊“，之所以要反對他，因為他治校特別嚴厲，難以帶領學校和學生們走向新教育天地，至於其人，則並無貪汙腐化等人格上的汙點和毛病。
也許因為如此，於明信好像並沒有立刻辭職不幹，或者被省督或教育廳當場免職。而是出去躲過了風頭之後，旋即又回到了學校，依然擔負著校長的職務和職責。至於此次學生運動過後，於明信是否因此心存芥蒂，則不得而知。因為他繼續執掌這個風雨中艱難行進的學校，又平穩地度過了好幾年，與學校內的進步學生們相安無事。在此時間內，省立一師內還創辦起了《樂源新刊》進步刊物，學生進步活動從未停止。尤其是1921年，23歲的王盡美在濟南共產主義小組的基礎上，7月23日，和濟南一中的鄧恩銘一起，作為濟南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赴上海參加了中國共產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回校後，以他為核心創立起了中國共產黨山東支部。點燃了山東共產主義的星星之火。關於王盡美在1920年前後在濟南省立一師的情況，後來的《濟南師範學校百年史》則有比較詳細的介紹。
後來發生了另外一些事，王盡美因為革命活動繁忙，難以遵守學校的校規，他白天在校或讀書或工作或睡覺，晚上則翻越校園圍牆出去組織開展革命活動，在學生中產生了不好的影響，遭到管理學生的學監厭惡；尤其是1921年冬天，不知為何，王盡美在學校的壁報欄內寫了一篇題為《飯碗問題》的文章，諷刺學校當權者表面上是在辦教育，實際上是些為了飯碗而不惜奔走鑽營之徒。一時間學校再次為之譁然。這一次也許真的惹惱了於明信，在學監徐昌言、秦少文等人的一再唆使推促下，他決定將王盡美開除出校，也就是說，王盡美在省立一師並沒有獲得畢業文憑。
於明信竟然將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開除出校，相信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絕對不知道此事件的嚴重性和危害性如此之大，也有人說，這是一個傳統教育家在歷史的特殊時期教育基本理念和時代政治之間必然矛盾衝突所致。記得在濟南看過有關的材料之後，當時頭腦的第一反應，這也許是一個傳統經典士君子耿介迂腐性格的必然結果。因為於明信成長於傳統文化濃重的齊魯大地，童年開始“士可殺而不可辱”以及“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的教化，已化為他內心潛質和氣度，形成為他極強個性和硬漢子品格。所以在日偽時期，曾經因為他德高望重，在山東教育界享有盛譽，多次派人登門邀請他出山擔任省教育廳廳長，均被他凌然拒絕。後來為了拉攏他，強加給他“山東省教員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頭銜，並向社會公佈，逼迫他出席會議。在會議簽到時，他竟怒而籤道“漢奸於明信”。令在場的人為之驚愕，有人婉言規勸他，也有人威脅恐嚇他，他義正詞嚴地回答說：“既當漢奸，何必諱言！”會議中，自始至終，不說一句話。
王盡美在“五四”時期發起驅逐校長運動，高喊“打倒昏庸腐朽校長”等口號，甚至衝擊校長辦公室，於明信深諳其中的意蘊內涵，非為衝他本人而來，此乃時代大勢所為，青年學生突發革命激情所致。他既有教育家的宏闊胸懷、又有教育家的高度智慧來容納這一切，所以，雖受衝擊，他能夠接受和原諒青年學生的衝動行為。後來，運動過後王盡美在黑板報上竟聲言他們是“為飯碗而奔走鑽營”的小人，這絕對不是於明信從教育人的初衷心願，為了辦學他甚至願意獻出生命，此種評價觸動了於明信“君子儒”絕對不能忍受人格羞辱的道德底線，於是，以如此一個小事，他才會將王盡美開除出校。世上素有一怒為紅顏的痴情者，此時的於明信，則是君子一怒為人格。
於明信於解放前夕棄世而去，所以，如此重大的歷史失誤和缺陷，其身雖不曾受到衝擊，然而，解放以後，共產黨取得了天下政權，後來又屢次颳起極左風，所以，他身後的名聲便不能不因而大受影響。但是，一方面因為他是近代山東四大教育家之一，這是社會公認的歷史定評；另一方面，他還是國家領導人陳雲的老岳父，所以，礙於面子，早年間每當談起這段歷史，要麼是對他存而不論，要麼僅僅指出他是個反面人物，對其不做過多的敘述和評論。一直到2002年，我撰寫山東省師範百年史的相關部分，對於如何處理這一段史實，曾專門請教山東省委黨史辦領導，他們給與的答覆就是存而不論，迴避簡寫。包括當時的《濟南師範學校百年史》一書，對於“五四”時期驅逐校長一事也不置一詞；開除王盡美一事，只提學監不提校長，恐怕也是受了這個時代觀點和態度的影響。
我相信，時至今日，對於這一歷史事件還會有不同觀點的爭議，並不奇怪。只是我作為山東省師範百年史《師範春秋》和《曲阜師範學校百年史》的主要執筆人之一，沒能將山東省近代四大教育家之一、一位德高望重功德千秋的尊者寫得充分，或者沒能寫入其中，造成無辜的空缺，這真的是一個巨大的歷史缺憾，真應該向他老人家深深地鞠上一躬，表示內心的歉疚和悔意。
好在歷史還有這樣一種說法：凡是功德之人，其身雖不能顯，必榮其後人，所謂五世其昌。一直以來，於明信先生沒能得到社會與其身份相應的肯許與評價，也許其獨特的高古氣質垂範後世，也許是他底蘊深厚家教有方，所以其子女皆有所成就，為世人所稱道豔羨。現敘列於後，以此作為文章的結尾，也彰其光耀後世的繼統風範。
于若木女士
於明信育有二子、四女。長子于道泉，我國藏文研究的開拓者，曾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央民族學院教授；次子於道源，早年留學日本，後進北京大學深造，1938年奔赴延安，後在解放戰爭中壯烈犧牲；長女於式玉，山東省立女子師範畢業後，至日本奈良女子高等師範求學，後任燕京大學教授，受聘於美國耶魯大學和美國國會圖書館，回國後致力於解放西藏的事業。次女於式金，畢業於省立女子師範，任中學教師；三女于若木，當年“一二·九”學生運動組織者之一，1937年奔赴延安，1938年與陳雲結婚；幼女於陸琳，1937年奔赴延安，解放後任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圖書館館長等職。
劉振佳，濟寧學院儒學與區域文化研究傳播中心副主任，教授。孔子研究院任特聘研究員，濟寧市委黨校政德教育特聘教授，山東省孔子學會理事，山東省委組織部名師送教專家庫儒學專家，濟寧市委組織部聖地名師儒學專家，山東省及濟寧市組織部政德教育基地建設專家組成員。長期致力於孔子及其儒家學說內在義理研究、魯國文化史及區域文化研究、孔子及儒家教育思想研究等。在省級以上報刊雜誌上發表各類文章160餘篇，出版著作10餘部，主持或參與國家、省、市重點社科研究10餘項，多次獲得國家、省、市社科獎勵。近幾年在國內外做各類儒學報告200餘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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