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明信先生
山东近代四大教育家除了鞠思敏先生，另外三位范明枢、王祝晨、于明信都曾在曲阜师范或长或短任过教职。在之前的文章中，对于范明枢、王祝晨二位，我都做过专门的介绍，只有于明信先生，虽然在校时间很短，大概也就一学期的时间，好像还兼任附属小学的负责人。百年校史中不仅没有对其作评述，甚至后面人物附录部分亦没有收录他，这原本是一个不能遗忘的人物。现在回想起来，真的不能用疏忽来加以解释和推脱。当时特定条件下，有些说不清或不能说的东西，现在就借这篇小文略作交代，也算作对老先生的一个迟到歉意吧。
话还得从2002年说起，那一年，省教育厅举办山东师范教育百年庆典活动。其中项目之一便是撰写山东省师范百年史《百年春秋》一书，为此，省教育厅师范处徐处长牵头，祝令华具体负责，专调我和兖州校区的李茂如前往省城撰写书中的解放前部分，该书的解放后部分，则由文登师范吕梦君会同几人撰写，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山东师范创办于1902年，随之形成济南一师、曲阜二师、青州三师、聊成四师的基本部局。因为师范是当时山东仅有的文科高等学府，加上诞生于近代风云变幻民族危亡的特殊时期，所以从开始到新中国建立，自觉引领时代革命风潮和推进地方文明便成为了两个基本发展主题。山东师范不仅始终站在近现代政治风潮的最前列，也因此诞生出诸多引领时代的风云人物。比如山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要从省立一师和省立二师写起。山东师范当年培育出了王尽美、万里等国家栋梁之才。正是在撰写这些内容时，我遇到了一个不小的难题，即如何介绍和评价山东省立一师校长于明信，尤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历史地位和作用。
于明信（1882—1948）字丹绂。虽然出身临淄没有文化的农家，但是天资聪颖，加上学习极为刻苦，18岁便成为临淄县学廪生，1902年考入山东师范馆读史地科，与同学鞠思敏、王祝晨结为挚友。因其惯于忧国忧民，人送绰号“大国民”。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师范毕业进京复试，授七品官衔和师范举人头衔，被任命为青州初级师范学校校长。1912年当选为山东省临时议会议员。为求得新学拯救弱国，他只身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1916年接替鞠思敏就任省立一师校长。一直到1922年辞去校长职务。然后到日本任中国留学生监理员，1928年回国。1931年到曲阜省立二师担任日文教师，同时兼任附属小学的负责人。后回到济南继续做教师，后来除了短期任过正谊中学的代理校长以外，基本隐居在济南七家村。一直到1948年去世。
于明信就任省立一师校长之时，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社会上风起云涌狂飙突进的岁月。身为省城核心之地著名学府的一校之长，虽然不是迂腐的旧文化卫道士，据资料记载他还曾和当时在校任教的王祝晨一起，创办了一个专门宣传新文化思想的刊物《新文化介绍》。但是，因为身负学校教育教学职责，力争在文化风暴和学校秩序之间维持平衡，便不能不和当时不顾一切、全面焚烧和毁灭旧文化传统的青年激进思想与行为发生冲突。何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青年学生们在一些人的鼓噪下，火山爆发般地起来闹革命，激情燃烧之下，根本不会有多少理性。在愤情的驱使下，也必然要寻找一个具体目标来做靶子，发泄情绪。当时，在学生们有限的视域之内，不自觉间，便将平常严于管理、推行书本教育的校长作为了“封建”传统的假想敌。认为他就是造成学校这一切的原因所在，欲要砸烂封建文化，首先就要打倒安排学校一切的“反动校长”。当时这种心态和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几为通病。就像曲阜省立二师“五四”期间学生们轰然而起，首先便是不顾一切地冲向以矢志办学，忠厚勤勉著称曲阜四野的校长孔祥桐，甚至有的学生当场跪下来要求他辞职散校，孔祥桐坚决不答应，最后被学生们赶出了校门，即使如此，据说孔祥桐依然绝不辞职，流落中含恨死于他乡。
省立一师身处省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学生们闹得更凶，俨俨成了山东省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于是，身为校长的于明信变成了学生们无可逃避的攻击目标。对于这一段历史史实，后来齐鲁书社出版、由季羡林题写书名的《济南师范学校百年史》几乎没写，好像专意做了回避。我在济南撰写山东省师范百年史时，曾见到一些有关资料，1919年的下半年，时任学生运动骨干的王尽美，为了在学校掀起反封建斗争高潮，联络省立一中的邓恩铭以及育英中学老师王翔千等济南学运先锋，在省立一师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要求撤换昏庸校长于明信、废除腐朽旧教育的学生运动。
狂飙突进之时，运动可谓是一哄而起，包括本部二部（前期部）在内，学校一千多名学生在王尽美等人的带领下，不仅立刻举行全校罢课。几乎是一夜之间，整个校园贴满了红绿纸大字标语，“打倒昏庸腐败的校长于丹绂！”“废除和稀泥一成不变的旧教育！”“铲除腐朽误人子弟的老古董！”“打烂孔家店封建思想教育！”“取消清规戒律！”“开放反帝反封建的言论、思想、活动自由！”“改善学生宿舍卫生设施！”“罢课乃求学的好机会！”等等。学生们还挥舞着“驱逐教育蟊贼于明信”的大旗，走向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活动，通过演讲会、编话剧、写诗歌等形式痛斥旧教育。此项活动还得到了济南各学校以及省内外学校还有社会团体甚至是学生家长的声援，使得学校即时全面陷入瘫痪，学生自己掌管了学校。
据说在整个活动中，学生们共列举出于明信十大罪状。从后来人的回忆来看，这些所谓的罪状，并没有超出于明信“昏庸腐朽”“代表封建”“压制学生”“专制治校”“没有自由”等基本范围。也就是说，于明信不过是封建思想和文化教育的代言人，更具体地说，他就是当时反封建时的“替罪羊“，之所以要反对他，因为他治校特别严厉，难以带领学校和学生们走向新教育天地，至于其人，则并无贪污腐化等人格上的污点和毛病。
也许因为如此，于明信好像并没有立刻辞职不干，或者被省督或教育厅当场免职。而是出去躲过了风头之后，旋即又回到了学校，依然担负着校长的职务和职责。至于此次学生运动过后，于明信是否因此心存芥蒂，则不得而知。因为他继续执掌这个风雨中艰难行进的学校，又平稳地度过了好几年，与学校内的进步学生们相安无事。在此时间内，省立一师内还创办起了《乐源新刊》进步刊物，学生进步活动从未停止。尤其是1921年，23岁的王尽美在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上，7月23日，和济南一中的邓恩铭一起，作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赴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校后，以他为核心创立起了中国共产党山东支部。点燃了山东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关于王尽美在1920年前后在济南省立一师的情况，后来的《济南师范学校百年史》则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后来发生了另外一些事，王尽美因为革命活动繁忙，难以遵守学校的校规，他白天在校或读书或工作或睡觉，晚上则翻越校园围墙出去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在学生中产生了不好的影响，遭到管理学生的学监厌恶；尤其是1921年冬天，不知为何，王尽美在学校的壁报栏内写了一篇题为《饭碗问题》的文章，讽刺学校当权者表面上是在办教育，实际上是些为了饭碗而不惜奔走钻营之徒。一时间学校再次为之哗然。这一次也许真的惹恼了于明信，在学监徐昌言、秦少文等人的一再唆使推促下，他决定将王尽美开除出校，也就是说，王尽美在省立一师并没有获得毕业文凭。
于明信竟然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开除出校，相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绝对不知道此事件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如此之大，也有人说，这是一个传统教育家在历史的特殊时期教育基本理念和时代政治之间必然矛盾冲突所致。记得在济南看过有关的材料之后，当时头脑的第一反应，这也许是一个传统经典士君子耿介迂腐性格的必然结果。因为于明信成长于传统文化浓重的齐鲁大地，童年开始“士可杀而不可辱”以及“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的教化，已化为他内心潜质和气度，形成为他极强个性和硬汉子品格。所以在日伪时期，曾经因为他德高望重，在山东教育界享有盛誉，多次派人登门邀请他出山担任省教育厅厅长，均被他凌然拒绝。后来为了拉拢他，强加给他“山东省教员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头衔，并向社会公布，逼迫他出席会议。在会议签到时，他竟怒而签道“汉奸于明信”。令在场的人为之惊愕，有人婉言规劝他，也有人威胁恐吓他，他义正词严地回答说：“既当汉奸，何必讳言！”会议中，自始至终，不说一句话。
王尽美在“五四”时期发起驱逐校长运动，高喊“打倒昏庸腐朽校长”等口号，甚至冲击校长办公室，于明信深谙其中的意蕴内涵，非为冲他本人而来，此乃时代大势所为，青年学生突发革命激情所致。他既有教育家的宏阔胸怀、又有教育家的高度智慧来容纳这一切，所以，虽受冲击，他能够接受和原谅青年学生的冲动行为。后来，运动过后王尽美在黑板报上竟声言他们是“为饭碗而奔走钻营”的小人，这绝对不是于明信从教育人的初衷心愿，为了办学他甚至愿意献出生命，此种评价触动了于明信“君子儒”绝对不能忍受人格羞辱的道德底线，于是，以如此一个小事，他才会将王尽美开除出校。世上素有一怒为红颜的痴情者，此时的于明信，则是君子一怒为人格。
于明信于解放前夕弃世而去，所以，如此重大的历史失误和缺陷，其身虽不曾受到冲击，然而，解放以后，共产党取得了天下政权，后来又屡次刮起极左风，所以，他身后的名声便不能不因而大受影响。但是，一方面因为他是近代山东四大教育家之一，这是社会公认的历史定评；另一方面，他还是国家领导人陈云的老岳父，所以，碍于面子，早年间每当谈起这段历史，要么是对他存而不论，要么仅仅指出他是个反面人物，对其不做过多的叙述和评论。一直到2002年，我撰写山东省师范百年史的相关部分，对于如何处理这一段史实，曾专门请教山东省委党史办领导，他们给与的答复就是存而不论，回避简写。包括当时的《济南师范学校百年史》一书，对于“五四”时期驱逐校长一事也不置一词；开除王尽美一事，只提学监不提校长，恐怕也是受了这个时代观点和态度的影响。
我相信，时至今日，对于这一历史事件还会有不同观点的争议，并不奇怪。只是我作为山东省师范百年史《师范春秋》和《曲阜师范学校百年史》的主要执笔人之一，没能将山东省近代四大教育家之一、一位德高望重功德千秋的尊者写得充分，或者没能写入其中，造成无辜的空缺，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缺憾，真应该向他老人家深深地鞠上一躬，表示内心的歉疚和悔意。
好在历史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凡是功德之人，其身虽不能显，必荣其后人，所谓五世其昌。一直以来，于明信先生没能得到社会与其身份相应的肯许与评价，也许其独特的高古气质垂范后世，也许是他底蕴深厚家教有方，所以其子女皆有所成就，为世人所称道艳羡。现叙列于后，以此作为文章的结尾，也彰其光耀后世的继统风范。
于若木女士
于明信育有二子、四女。长子于道泉，我国藏文研究的开拓者，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次子于道源，早年留学日本，后进北京大学深造，1938年奔赴延安，后在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长女于式玉，山东省立女子师范毕业后，至日本奈良女子高等师范求学，后任燕京大学教授，受聘于美国耶鲁大学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回国后致力于解放西藏的事业。次女于式金，毕业于省立女子师范，任中学教师；三女于若木，当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组织者之一，1937年奔赴延安，1938年与陈云结婚；幼女于陆琳，1937年奔赴延安，解放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馆馆长等职。
刘振佳，济宁学院儒学与区域文化研究传播中心副主任，教授。孔子研究院任特聘研究员，济宁市委党校政德教育特聘教授，山东省孔子学会理事，山东省委组织部名师送教专家库儒学专家，济宁市委组织部圣地名师儒学专家，山东省及济宁市组织部政德教育基地建设专家组成员。长期致力于孔子及其儒家学说内在义理研究、鲁国文化史及区域文化研究、孔子及儒家教育思想研究等。在省级以上报刊杂志上发表各类文章160余篇，出版著作10余部，主持或参与国家、省、市重点社科研究10余项，多次获得国家、省、市社科奖励。近几年在国内外做各类儒学报告200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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