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人殉，先談殉葬。殉葬是自上古時期就有的一種喪葬習俗，是指用人、牲畜以及器物等與死者同葬入墓穴中，用來保證死者享受生前在世間美好生活的延續。所以，大抵由此認識的，就會把死者生前的所愛之物一併陪葬，以供消遣。比如戰國時的秦宣太后，就是《羋月傳》中的羋月，她在臨終前就想讓自己的男寵魏醜夫與之陪葬，幸得大臣庸芮開導才勉強放棄，放棄的很大原因是怕早已亡去的秦惠文王（她老公）在另外一個世界看到自己的情婦而吃醋。又如唐太宗李世民，酷愛王羲之的《蘭亭集序》，生前時常觀賞臨摹，愛不釋手，死後也想讓其伴他左右，於是以《蘭亭集序》真跡陪葬昭陵，“中華第一書”遂絕於世。
時至今日，我們在眾多博物館裡能夠得以見到的大多文物，多出於古人陪葬用品。譬如我們在殷墟遺址中發現的甲骨文，就多是商代王公貴族的殉葬品，又如四羊方尊、金縷玉衣、曾侯乙編鐘等眾多稀世珍品，都是以殉葬品的身份得以存世的。如果沒有如此眾多的珍品陪伴主人成百上千年，也許它們早就在歷史的長河中不知所蹤了。那麼對今人研究古代社會政治文化等也會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從這一方面講，還真的是件好事。
今天，我們討論的是比這些更為珍貴和特殊的陪葬品—人。人生而平等，那是現代社會。在奴隸社會，他也許就是一件也騾馬都不如的物品；在封建社會，他也許就是王公貴族、地主老財家中的私有品，自然也就沒有“生命誠可貴”的意識和理念。於是，那些當權者就把他們認為的“私有品”，連同其它物件一塊帶到了墓穴之中。這些“私有品”，就是活人，這個制度就是殘酷的“人殉制度”。
人殉始於上古，在5000年前的龍山文化遺址，可見其蹤跡；興盛於先秦，尤其是商周時期更為變本加厲。比如在我國首位女政治家、軍事家婦好（商王武丁妻）的墓葬中，就有人殉16個，其中4人在槨頂上部的填土中，2人在東壁龕中，1人在西壁龕中，1人在腰坑中，8人在槨內棺外。在另外一座商代墓中，居然發現有1400餘人的祭坑，並且裡面多為兒童，可見當時統治者之殘忍。
到了春秋時期，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做了一件令天下人寒心的事兒，把立下大功的子車氏三位將軍拉進自己的墓穴陪葬了。以至於舉國悲痛，悲痛的不是國君穆公，而是“三良”的無辜殉葬。在《詩經·國風·秦風》中有首詩《黃鳥》，即是秦人諷刺秦穆公這件事的，現摘錄如下:
交交黃鳥，止於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於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於楚。誰從穆公？子車針虎。維此針虎，百夫之御。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這首秦人創作的輓歌，表達了當時對極度殘忍的活人殉葬制度的控訴和譴責。當然，同時陪同的還有近200人的奴隸，在整首詩中卻隻字未提。也可以看出秦人對穆公的怨嘆只是因為三人對秦國的巨大貢獻，對奴隸是無半點同情之心的。
大約過了100年，在江浙一帶的吳國出現了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專諸刺王僚”的幕後主使者公子光，即後來的吳王闔閭，他在位期間，先後啟用了伍子胥、孫武，並在二者的協助下打敗了強大的楚國。但是，就是這位君主，也曾做過一件令人髮指的人殉事件。據《吳越春秋》記載，他比較疼愛的一位女兒因故自殺身亡，吳王傷心之餘，為女兒大造墳墓，“鑿地為池，積土為山”。到了女兒出殯那天，吳王令人一路舞著白鶴，藉以吸引百姓的關注和圍觀。到墓地後，吳王使圍觀群眾與鶴“俱入門，因塞之。”就這樣，這些無辜的吃瓜群眾成了可憐的殉葬者。
殘酷的人殉制度，使得有些思想家看不過去了，開始了口誅筆伐。墨子大師有言“天子殺殉，眾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輿馬女樂皆具……此為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荀子言：“殺生而送死謂之賊。”至於孔子的“始作俑者，其無後也”，更是連陪葬個陶俑都接受不了的，作為一代大師，罵人家斷子絕孫，足以見孔子對這一制度的厭棄之心。但學者終歸是學者，可以影響社會，卻左右不了當局，人殉依舊在繼續。
轉眼到了秦朝，一生追求長生不老的秦始皇也擺脫不了世道的輪迴，生命的終結！於是二世胡亥將後宮婦女及工匠近萬人殉葬。如此殘暴的統治怎能國運長久？如此不把百姓性命當回事的統治者，人民怎能不抵抗？於是不過幾十年，強大而又冷血的秦帝國便煙消雲散了。
從漢及元，轉忽千年，除了少數個例之外，人殉制度在華夏大地基本上銷聲匿跡。在《馬可波羅遊記》一書中記載，成吉思汗死後，在運送靈柩的途中，凡遇到此柩之人皆殺之以殉葬，計2000餘人，同時還有40名生前侍奉過他的美女也未能倖免，可見在部分地區這種制度還是在部分地區存在的。
明朝是個例外，開國皇帝朱元璋熱衷此道，說難聽點叫首開惡例，他本人死後，共計46名嬪妃宮女陪葬。此後的明成祖、仁宗、宣宗及諸王皆不例外。終於到了明英宗朱祁鎮時代，就是在“土木堡之變”被俘那位，也是使大明精銳部隊全軍覆沒那位，更是殺死救國重臣于謙那位。就像《明朝那些事兒》裡描述的那樣：“這位皇帝一生並不光彩，他寵信過奸邪小人，打過敗仗，當過俘虜，做過囚犯，殺過忠臣，要說他是好皇帝，真是連鬼都不信。”但就是這位主兒，卻在臨終前對自己的兒子，即將接班的太子立下遺囑：“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勿復為。”這位不是好皇帝的主兒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做出了一個勇敢而又偉大的決定，於是，人殉制度遂止於此。從此，生存的權力不再依附與他的主人，生命的尊嚴在集權社會得到了稍許的認可，總之，有了選擇生或者死的權利。
悠悠五千年，人殉作為一種殘忍而野蠻的行徑害死了多少人，也許誰也說不清。他們是死者摯愛的妻妾，是死者忠心耿耿的侍從，是為國立下汗馬功勞的重臣，更有治下的普通百姓，敵國俘虜。他們或自殺，或他殺，或砍頭，或活埋，一人死而千百生命亡。不管是在奴隸社會還是封建社會，這種制度綿延了整個華夏文明史。用“文明”二字，卻也可笑，畢竟這些是不文明的事兒。不管是迷信使然，亦或宗教使然，站在現代人的立場，我們有的只是譴責和哀悼，遺憾和感嘆。畢竟，這也是社會發展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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