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道植，男，1934年生，中國首席槍彈痕跡鑑定專家。黑龍江省公安廳原刑事技術處處長、高級工程師。曾先後榮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6次；兩次被評為全省政法戰線先進工作者；1992年榮獲國務院頒發的國家有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證書，並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9年被公安部聘為首批特邀刑偵專家。
先後承擔研究《人手各部位長寬度與身高、年齡、體態的關係》、《指甲同一認定》等課題，其立項研究的《痕跡圖像處理系統》，極大地提高了痕跡的利用率和工作效率，處於國內領先水平。
從事刑事技術工作近50年來，他本人參加了上千起案件的現場勘查，七千餘件痕跡物證的檢驗鑑定，無一起錯案。
憑藉案發現場遺留下的幾顆子彈，甚或半枚指紋，他就能撥開案情的重重迷霧，從茫茫人海中，鎖定真兇！這位高手，就是在刑偵界赫赫有名的神探———中國首席彈痕專家崔道植。
翻開他在刑偵領域奮戰50多年的工作筆記，白寶山襲軍襲警案、張君特大系列搶劫殺人案，鄭州特大持槍搶劫殺人案……幾乎每一起大案要案的偵破，都閃現著這位現代福爾摩斯的智慧與神奇。
獨門秘笈——辨別纖如髮絲的彈痕
1996年3月至12月，北京、河北連續發生7起襲擊武警、駐軍哨兵，搶劫武器彈藥、持槍搶劫殺人案，犯罪嫌疑人採用暗中埋伏、暴力偷襲的作案手法，打死、打傷軍警人員7名，引起了中央軍委的高度重視。
到了1997年七八月間，中共十五大召開前夕，新疆又接連發生3起持槍搶劫鉅額現金案。
連續發生的案件震驚全國，公安部將此案列為1997年“中國刑偵一號案”，以新疆為主戰場全力展開偵破，國際刑警組織也將此案列為當年國際第三號刑偵重案。
1997年8月的一個下午，一個操著東北口音的老人火急火燎地飛赴烏魯木齊，此人正是公安部刑偵局從黑龍江緊急調派到新疆的槍彈痕跡鑑定專家崔道植。
崔道植回憶說，當時的公安部刑偵局局長張新楓對他說：案件偵破重點定為以彈定槍，按槍找人。老崔，你好好研究一下，這幾起兇案，是否是同一支槍打響的？
作為中國首席彈痕專家，崔道植的獨門秘笈就是辨別纖如髮絲的彈痕，經過平時對各類子彈數以萬計的鑑別，崔道植已練得“火眼金睛”。
一個北京，一個新疆，相隔3000多公里，要將兩地槍案進行串並，是一個高強度、高難度的任務，任何細微的偏差，都可能導致整個案件的偵破謬之千里。
“沒有能夠留下同樣指紋的兩隻手，也沒有可能留下同樣彈痕的兩支槍。大量的彈頭在受到撞擊後嚴重變形，要從這樣的彈頭上提取到完整的膛線痕跡，已經不可能。”崔道植告訴記者，此時更重要的是對子彈的感覺，這是在彈雨中多年磨鍊與積累而來的。
崔道植與同事經過4天連續工作，最終得出3點結論：新疆3起案件的彈頭、彈殼均為同一支“八一式”步槍發射的；新疆和北京“1996·12·16”案現場彈殼為同一支“八一式”步槍發射的；根據作案者熟悉兩地的情況分析，歹徒很可能是在北京犯罪後被送往新疆服刑的人員。
崔道植的3條意見為指揮部作出併案偵查的重大決策提供了科學依據，指明瞭偵查方向，刻畫了犯罪嫌疑人的形象。果然，一週後案件告破，犯罪嫌疑人白寶山的情況與崔道植的判斷完全符合。
半枚血指印——揭開塵封5年的殺人謎案
2007年8月8日，黑龍江省公安廳接到由公安部信訪局批轉的牡丹江市寧安縣李某母子二人被殺的上訪材料。
案發於2002年1月8日，此案久偵不破的關鍵在於，案發現場只殘留了一枚不完整的血指印。這半個血指印，經過多家權威鑑定機關檢驗，均得出“指印特徵少，不具備認定條件”的結論。
此後，當地公安機關認為死者的丈夫有重大嫌疑進行了兩次審查，但均因其口供與現場遺留的證據不符而被放回。
“我清楚地記得，我是2007年9月2日接到此案現場遺留的那半個血指印的。”崔道植告訴記者，他利用自己研製的“痕跡圖像處理系統”，經過反覆觀察檢驗，發現有7點比較穩定的個別特徵，具備同一認定的條件，並從中發現了多個細節特徵，從而認定嫌疑對象作案證據不足。
為了重新確定嫌疑對象，經過兩個多月的排查，辦案民警又向崔道植提供了42名犯罪嫌疑人的指紋。
“我利用兩天兩夜的時間，把這42個指紋都看完了，其中有一個叫崔某的人的左拇指印在種類、個別特徵的數量、位置、相互關係上均符合。”崔道植告訴記者，“即便這樣，我也沒有過早下結論。多年來，我始終堅持"科學、準確、規範、公正"的原則，認真做好每一份鑑定，既不能冤枉一個好人，也不能放縱一個壞人，這次同樣不能例外。”
崔道植又親自來到了寧安縣重新捺印崔某的指紋，再次進行認真對比，通過這次檢驗，在原有相同特徵的基礎上又增加了一個相同特徵。經過論證無任何差異點，崔道植出具了同一認定的鑑定書。
根據這個指紋，公安機關立即對崔某進行了訊問，真兇終於在雪藏5年後露出馬腳。
2001年至2003年，瀋陽市發生系列持槍搶劫運鈔車案，犯罪嫌疑人使用獵槍搶劫銀行儲蓄款290多萬元，公安部刑偵局調派崔道植趕赴瀋陽鑑定作案槍支種類。
現場群眾聽到了槍聲是連發，所以推斷應該是一個雙筒的獵槍，雙筒獵槍分立式雙筒和平式雙筒。根據彈殼痕跡，難以判斷雙筒獵槍的兩支槍管到底是左右平行式還是上下立式，但崔道植並沒有就此放棄，疑犯遺留在現場的一件棉大衣引起了他的注意。這件大衣比較髒，他去了以後穿的時候本想判斷犯罪分子比他高還是矮，他穿穿試試，竟然發現了大衣上槍管摩擦的痕跡，這是犯罪嫌疑人把槍包在懷裡時留下的。根據這一細微的磨損痕跡，崔道植推斷出了涉案獵槍的種類，應該是平式掘把式獵槍。
很多和崔道植一起偵辦過案件的刑警都有同樣的感觸，這位70多歲的刑偵專家在勘查現場時更像是一個普通的民警，自己動手，親歷親為。
崔道植說：“搞現場勘查技術的任何環境我都經歷，這個應該要做到的，所以我們勘查現場的時候，為了發現足跡，那就得趴著看，現在有個別的年輕同志哈著腰手插在兜裡面，就這麼走馬觀花地看，恐怕很難發現什麼。”
填補空白——獵槍彈道痕跡不再無法鑑定
2000年12月9日，河南省鄭州市發生一起特大持槍搶劫殺人案。4名蒙面歹徒衝入鄭州市某銀行，用炸藥炸開營業櫃檯的防彈櫥窗後，當場搶走200多萬元現金。
此案頗為棘手的是歹徒在行兇過程中使用的是獵槍，由於當時公安機關對彈道分析的對象還僅限於軍用槍彈，有關獵槍的彈道理論研究幾乎是空白。
崔道植又一次領命於危難時刻。公安部刑偵局急調崔道植趕赴鄭州，鑑定涉案槍支的型號與產地。
“當時，我一聽說是獵槍作案，心裡已經有底兒了。”崔道植說，從上世紀90年代末期開始，以獵槍作為兇器的個案數量開始上升，作為一名彈痕鑑定專家，決不能坐視自己的專業領域出現空白。
從那時起，崔道植開始著手研究獵槍和小口徑槍射擊彈痕的形成機理和彈道規律。2000年，在崔道植的指導下，哈爾濱市公安局和黑龍江省公安廳分別完成了“根據獵槍、小口徑槍射擊彈殼痕跡判別槍種”的科研課題。
“拿到案發現場提取到的4枚獵槍彈殼和1發獵槍子彈實彈，我發現彈底火帽留下了弧形痕跡。”崔道植說，這是很特殊的弧形線，一毫米的差就能區分開這是重慶還是湖南造的獵槍。當時，我就很有把握地說，作案的獵槍是湖南某獵槍廠生產的。
崔道植對獵槍種類的精確鑑定，對案件的偵破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循著這個線索，2001年6月13日，警方抓獲主犯張書海，並在其住處查獲5連發獵槍一支以及獵槍子彈數百發。令人驚奇的是，這支獵槍的生產廠家竟與崔道植的鑑定結論完全吻合。
作為共和國第一代刑事技術警察，崔道植見證了中國槍彈痕跡鑑定技術從無到有的整個發展歷程。1984年，崔道植參與了公安部彈殼痕跡識別技術的科研課題研究，當年12月，全國槍彈彈殼痕跡檔案管理系統建立並通過了部級審核鑑定。然而彈殼只是子彈的一半，彈頭痕跡的比對鑑定，在當時仍是國際刑事技術領域共同面對的難題，為了找到彈頭上最穩定的膛線痕跡，崔道植通過實彈射擊試驗開始了艱難的尋找。崔道植關於彈頭膛線最穩定特徵區域的研究成果獲得了公安部科學技術進步三等獎，為研究彈頭痕跡自動識別技術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然而要使彈頭痕跡像指紋一樣實現準確、快捷地自動比對識別，還需要將立體彈頭上的痕跡轉化為平面圖像，這樣才能輸入計算機建立彈頭比對的數據庫，但直到崔道植正式退離工作崗位，在中國警界，這個技術難題依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帶著“半顆子彈”退休，成為這個槍彈痕跡鑑定專家的一個心結。
為了能夠將彈頭上的立體痕跡轉化為平面圖像，他開始嘗試各種辦法。為了能夠找到這種可以複製彈頭膛線的平面介質，崔道植開始奔波於各地的建材市場，挑選購買各種材料進行試驗。經過對多種材料的反覆試驗，崔道植終於找到了一種理想的金屬鋁箔，在黑龍江省公安廳刑偵總隊的一間小屋內，崔道植裁剪了成千上萬張鋁箔膠片，不分晝夜地進行著彈頭痕跡的複製實驗。
沒有人能夠想像，中國刑偵界第一個“彈頭膛線自動識別系統”是在如此簡陋的條件下研製成功的。經過4年多的苦心鑽研，崔道植終於發明出用特製鋁箔膠片提取彈頭膛線痕跡的技術方法。如果不是試驗數據的無可辯駁，人們無法相信崔道植用退休金研製出的這個簡易裝置，竟然可以比超歐美價值數百萬元的鑑定儀器。這位70多歲的老人用自己的倔強與執著、智慧與才識，為中國刑警再次贏得了榮譽，也為共和國的刑偵事業奉獻了一筆寶貴的財富。
數十年與冰冷的槍彈為伴，使崔道植幾乎始終沉浸在一種職業的理性狀態之中，然而槍彈無情人有情，在這個刑偵專家理性的背後，也飽含著感性的細膩。從1955年從警至今，崔道植檢驗鑑定的痕跡物證超過了7000件，在53年時間內，平均每三天鑑定一件罪案痕跡，無一錯案，在創造這一傳奇記錄的同時，他的痕跡鑑定技術也在實踐積累中漸入佳境，至今仍是中國警界重大疑難刑事案件痕跡鑑定的定海神針。如今，這位痕跡專家，雖然已近暮年，但依舊壯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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