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的晚年心境:義無再辱
史飛翔
1949年解放前夕，陳寅恪攜家人離開上海，乘秋瑾號輪船駛往廣州，搬進嶺南大學西南區52號校舍（後改為東南區1號樓）。從此開始了他長達20年的嶺南蟄居生活。
1953年，以陳伯達為主任的歷史研究委員會決定，在中國科學院剛成立的歷史研究所的基礎上再增設兩個歷史研究所。由郭沫若、陳寅恪、范文瀾，分別出任第一所（上古研究所）、二所（中古研究所）、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名單上報後，得到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最高當局的認可。由於陳寅恪一貫倡導“獨立之精神”，所以大家對陳寅恪能否出任所長一職實在沒有把握，頗感頭痛。
為了讓陳寅恪北上赴職，有關方面派遣了陳寅恪老友李四光、周培源、張奚若、章士釗以及陳寅恪的弟子週一良等人多次勸駕，但都遭到婉拒。就在大家一籌莫展之際，有一個人站出來說他願意前往廣州說服陳寅恪。此人就是陳寅恪的得意弟子汪籛。11月21日，汪籛抵達陳寅恪家後，即以一種“教訓開導”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地對陳寅恪進行嚴肅談話。不想，陳寅恪勃然大怒，指著汪籛說：“你不是我的學生，給我滾出去！”汪籛見大事不好，只好灰溜溜地離開。此後幾天，汪籛一直試圖亡羊補牢。念及當年師生情分，陳寅恪答應12月1日上午與汪籛做一次長談，算是對北京方面的正式答覆。談話中陳寅恪說：“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又說：“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接下來，陳寅恪提出了世人皆知的那兩條“驚世駭俗”的要求，並要汪籛“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
正如吳宓在日記中所寫，“此後政府雖再三敦請，寅恪兄決計不離開中山大學而入京：以義命自持，堅臥不動。”陳寅恪二十年來“始終不入民主黨派，不參加政治學習，不談馬列主義，不經過思想改造，不作‘頌聖’詩，不作白話文，不寫簡體字……不談政治，不論時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見任何外國客人，……不降志，不辱身……”在那風雨如晦的日子裡，陳寅恪壁立千仞、屹然不動，不以時俗為轉移，始終保持著獨立之精神。
1958年，全國範圍爆發了一場“厚今薄古運動”。5月16日，郭沫若在《關於厚古薄今問題——答北京大學歷史系師生的一封信》中直接劍指陳寅恪。郭沫若此文一出，中山大學立即展開了一場充滿火藥味且殺氣騰騰的思想批判運動。短短一個月時間，中大歷史系就完成了71篇批評“資產階級學術”的論文，其中36篇是專門針對陳寅恪的。面對鋪天蓋地而來的夾擊、圍攻、謾罵與威脅，1958年7月下旬，悲憤交加的陳寅恪以“義無再辱”的悲壯心境致書中山大學校長，提出兩點要求：一、堅決不再開課，以免“貽誤青年”。二、馬上辦理退休手續，搬出校園，以不見為淨，不聞為安，自躲一處著書立說，以不見不聞了卻殘生。
後經校方多次勸阻，陳寅恪未能搬出校園，但從此不再上課。自此，陳寅恪離開了他站了整整32年的大學講臺，同時也揭開了他生命的最後篇章。
史飛翔，著名文化學者、作家，文藝評論家。中國作協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陝西省社科院特聘研究員，咸陽師範學院兼職教授。陝西省首批重點扶持的一百名青年文學藝術家。陝西省“百優人才”。陝西省“雙百人才”。陝西省散文學會副會長、陝西省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陝西省吳宓研究會副會長、陝西省散文學會文藝評論委員會主任、西安市高新區作家協會副主席。已出版暢銷書《民國大先生》《追影：真名士自風流》《歷史的面孔》等15部，先後榮獲“世界華文成就獎”、《散文選刊》全國散文獎、魯迅雜文獎、陶淵明散文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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