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22 陈寅恪的晚年心境:义无再辱

陈寅恪的晚年心境:义无再辱

史飞翔

1949年解放前夕，陈寅恪携家人离开上海，乘秋瑾号轮船驶往广州，搬进岭南大学西南区52号校舍（后改为东南区1号楼）。从此开始了他长达20年的岭南蛰居生活。

1953年，以陈伯达为主任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刚成立的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再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由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分别出任第一所（上古研究所）、二所（中古研究所）、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名单上报后，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最高当局的认可。由于陈寅恪一贯倡导“独立之精神”，所以大家对陈寅恪能否出任所长一职实在没有把握，颇感头痛。

为了让陈寅恪北上赴职，有关方面派遣了陈寅恪老友李四光、周培源、张奚若、章士钊以及陈寅恪的弟子周一良等人多次劝驾，但都遭到婉拒。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他愿意前往广州说服陈寅恪。此人就是陈寅恪的得意弟子汪篯。11月21日，汪篯抵达陈寅恪家后，即以一种“教训开导”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地对陈寅恪进行严肃谈话。不想，陈寅恪勃然大怒，指着汪篯说：“你不是我的学生，给我滚出去！”汪篯见大事不好，只好灰溜溜地离开。此后几天，汪篯一直试图亡羊补牢。念及当年师生情分，陈寅恪答应12月1日上午与汪篯做一次长谈，算是对北京方面的正式答复。谈话中陈寅恪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又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接下来，陈寅恪提出了世人皆知的那两条“惊世骇俗”的要求，并要汪篯“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

正如吴宓在日记中所写，“此后政府虽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开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陈寅恪二十年来“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不谈马列主义，不经过思想改造，不作‘颂圣’诗，不作白话文，不写简体字……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不降志，不辱身……”在那风雨如晦的日子里，陈寅恪壁立千仞、屹然不动，不以时俗为转移，始终保持着独立之精神。

1958年，全国范围爆发了一场“厚今薄古运动”。5月16日，郭沫若在《关于厚古薄今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中直接剑指陈寅恪。郭沫若此文一出，中山大学立即展开了一场充满火药味且杀气腾腾的思想批判运动。短短一个月时间，中大历史系就完成了71篇批评“资产阶级学术”的论文，其中36篇是专门针对陈寅恪的。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夹击、围攻、谩骂与威胁，1958年7月下旬，悲愤交加的陈寅恪以“义无再辱”的悲壮心境致书中山大学校长，提出两点要求：一、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校园，以不见为净，不闻为安，自躲一处著书立说，以不见不闻了却残生。

后经校方多次劝阻，陈寅恪未能搬出校园，但从此不再上课。自此，陈寅恪离开了他站了整整32年的大学讲台，同时也揭开了他生命的最后篇章。

史飞翔，著名文化学者、作家，文艺评论家。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社科院特聘研究员，咸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陕西省首批重点扶持的一百名青年文学艺术家。陕西省“百优人才”。陕西省“双百人才”。陕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省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吴宓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散文学会文艺评论委员会主任、西安市高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出版畅销书《民国大先生》《追影：真名士自风流》《历史的面孔》等15部，先后荣获“世界华文成就奖”、《散文选刊》全国散文奖、鲁迅杂文奖、陶渊明散文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