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時報劉望山編譯】他曾屹立於特拉法加廣場的第四基座，他曾出現在紀錄片《我們的孩子》（Child of Our Time）中——年僅19歲的帕里斯8月19日離開了這個世界，他將永遠活在人們的記憶裡。近日，他的母親艾莉森·拉佩爾（Alison Lapper）向本文作者路易絲·卡彭特（Louise Carpenter）講述了他生命最後幾個月的故事，這位一生勇敢的女性呼籲社會加強對年輕群體精神健康的關注。
圖為拉佩爾。（圖片來源：Kate Peters 攝）
曾和她對抗整個世界的那個男孩 最終只剩下副皮囊
藝術家拉佩爾生而殘疾，她沒有雙臂，腿部極其短小。大概20年前，懷有身孕的拉佩爾被塑造成白色大理石雕像，在特拉法加廣場的第四基座展出了兩年。她之所以這樣做，是希望在打破偏見的歷史中做份貢獻，不過也不全因如此。“這座雕像的生命將超過我和帕里斯，這是多棒的一件事？哪怕世界上沒有我們了，還會有這座雕像。”她說，“我從沒想過帕里斯19歲就不在了。”
兒子的出生是她生命中的奇蹟，如今他的逝去讓艾莉森·拉佩爾陷入了巨大的悲傷之中。8月13日，帕里斯·拉佩爾的屍體在沃辛（Worthing）一家旅館裡被發現。他生前的精神狀況不斷惡化，最終釀成了這樁悲劇。人們認為他的死因是吸毒過量，而且他還在服用大量抗抑鬱藥物。抑鬱和毒品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往往相伴而生。拉佩爾認為，兒子之所以沾染上這兩樣，是因為他從大概11歲起就少量吸食大麻，而且越來越在意母親身有殘疾，因為這讓他在中學時經常遭到捉弄。
帕里斯從4歲起就會問母親：“為什麼總有人盯著咱們看？”“一開始我會說：‘因為你可愛啊，寶貝兒。’等他長大後，我不得不實話實說：‘因為我長成這樣，兒子。他們覺得我沒法把你撫養成人。’”
小學時的帕里斯無憂無慮，上中學以後，他經歷了青春期的困惑，在他生命中扮演祖母角色的女性因癌症去世了，他的性格越來越孤僻。
雖然帕里斯的逝去令人痛心疾首，但拉佩爾還是決定向人們講述這段悲劇，希望藉此引發人們對英國青少年精神健康的重視，這可謂是她此生第二大勇敢的事。第一勇敢的事，則是不顧身邊幾乎所有人的反對和評判，毅然決定生下帕里斯。
“我和他，共同對抗整個世界”——她所說的這個男孩，最終只剩了副皮囊，而且瘦到只有76斤（身高1.8米）。他的屍體被發現前，估計已經在旅館客房裡躺了3天。他已經不住在家裡了，因為吸毒成癮讓他的暴力行為越來越嚴重。16歲之後他因精神疾病被隔離，開始在各地輾轉，或許是急病亂投醫吧，他去過厭食症治療中心，也去過庇護者申請中心，最終在旅館住了下來。 負責他的護工手裡還有40個人需要幫助。他被車撞過，被槍口抵過，被捲入搶劫，被痛打一頓。他淪為了警察局的常客。
為拉佩爾和她的兒子帕里斯。（圖片來園：《英國電訊報》）
抑鬱與毒品相伴而生 他們被拖入深淵
我第一次見到艾莉森·拉佩爾是在英國議會大廈前，她正在參加慈善組織YoungMinds的活動，呼籲為14歲至25歲的青年提供更完善的心理保健服務。這些年輕人發起了一項請願，不管下屆執政黨是誰，都須建立一項跨政府的戰略，完善年輕人的精神保健。
Act Early項目的目標很明確：及早預防；關注可能誘發精神問題的社會因素；為困境中的年輕人提供更好的在線支持（精神健康惡化的速度極快）；為父母和護工提供更好的在線支持，包括擔心子女精神健康卻不知如何是好的群體；每個社區提供早期干預手段，如收留中心、活動中心或慈善組織，防止精神狀態惡化；學校提供更多資源；改革《精神衛生法》，保障年輕人住院治療的權
利。
上述的許多舉措與拉佩爾不謀而合，“我想過建立慈善機構，但後來發現加入YoungMinds的影響力更大。”
拉佩爾是發起這項請願書的有力代表。失去帕里斯的一兩週之內，她就與YoungMinds取得了聯繫。她至今仍不知道，為何帥氣健康的兒子逐漸捲入了“黑洞”。
“我不想讓其他父母也經歷這樣一場悲劇，”她說，“當事情一團糟的時候，我打電話給權威機構，說‘我的兒子需要幫助’，但是帕里斯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幫助，人們覺得他不過是個搗蛋鬼。”
毫無疑問，毒品讓治療效果大打折扣。帕里斯不願意去戒毒中心，而吸毒卻讓他嚴重的精神疾病無法得到妥善治療。“我沒接受過精神健康培訓。病情嚴重的時候，他和我較勁，我和他較勁，我們都和現實較勁，就像活在無底洞一樣。他每換一個住處，就會換個醫生和心理治療師。18歲成人後，他連臉都不會洗，可我對他的生活沒有任何發言權。”
聽起來很耳熟吧？帕里斯去世的關鍵似乎在於，當下的精神健康體系並無法照料吸毒的精神病患。“然而，”他母親說，“二者經常相伴而生。”
從一場幸福的意外 到失去人生的摯愛
儘管帕里斯·拉佩爾的生活以悲劇告終，但他出生時卻被希望和愛意包圍，他的母親決意讓這個不平凡的家庭過上平凡的日子。他來到人間是“一場幸福的意外”（拉佩爾和帕里斯的生父斷了聯繫），母親能把他撫養成人也是一個奇蹟。“總有人說我養不活他。要不是我意志堅定，很可能就因為壓力太大而放棄了。人們總跟我說，‘如果他和你一樣怎麼辦？’”
拉佩爾剖腹產誕下帕里斯的場景，被收錄到了BBC影片《我們的孩子》裡。攝製組與他們母子生活了十幾年，還記錄了其他24名千禧嬰兒的童年時代。這十幾年裡，拉佩爾作為口足畫家協會（Mouth and Foot Painting Artists）的成員能夠領到一定薪水，她憑藉這份薪水供養家庭、餵養帕里斯。她用牙給帕里斯換尿布，靠一個插電坐墊把他舉上舉下，整日陪伴在他身邊。他只用了4個星期，就學會扭動身子喝奶，助產士們都驚呆了。
“一個單身又殘疾的母親，能夠擁有四肢健全的孩子，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拉佩爾說，“我全心全意地愛著帕里斯。我同意拍攝這部紀錄片，是因為我想告訴大家，人可以很堅強，可是現在我有點懷疑了。我證明了自己，可我的孩子不在了，我時常捫心自問，‘帕里斯需要這種媒體曝光度嗎？我這樣做對嗎？’我也不知道。我以前總覺得這是一件正面的事，對他的成長有利。”
她開始哭泣。“我想我現在質疑一切，”她幾近絕望地說道，“他是我的一生摯愛……對不起，對不起……我的情緒還是很激動。我好想他，只想讓他回到我身邊。”
在紀錄片中，帕里斯成長為一個活潑快樂的小男孩，跑得比母親還快。他用健全的四肢保護著母親，母親也用愛和奉獻呵護著他。“他很快就知道，摔倒和受傷後只能由他跑來找我，因為我沒辦法跑到他身邊。”
拉佩爾沒有擁抱他的雙臂，卻擁有獨屬於他們的方式來表達愛意。“他會坐在輪椅扶手上。我記得有一次老師讓帕里斯不要坐在那，老師問‘你不是有腿嗎？’我說，‘抱歉，這是我和兒子拉手的方式，這是我們互表愛意的方式。’”
新傷與舊痛 她的信仰崩塌了
後來，他們周圍的環境急轉直下。11歲那年，患有閱讀困難症的帕里斯從蘇塞克斯（Sexsex）肖勒姆（Shoreham）的一所小型中學轉到了當地一所規模更大的學校。他的小學同學們也一起轉校了，這多少減輕了拉佩爾的擔憂。
在這期間，發生了三件事。他同父異母的姐姐自殺結束了22歲的生命。代孕的“祖母”因為癌症去世了，而人們都以為她的病情正在好轉。她生前會給他講故事（拉佩爾也是閱讀困難），在花園裡假裝老虎追著她跑。和他們共同生活的護工，則指控拉佩爾在性虐待她的兒子。這項指控經充分調查後被駁回了，但拉佩爾說調查過程讓他們遭到了巨大打擊，帕里斯也對母親產生了質疑。
“人們指指點點，讓我很反感。這項指控讓他受到了傷害。他活得很艱難，我現在知道了。我覺得自己並無法保護他。”
“她自己也遭受到了精神折磨。‘我和帕里斯一直活在別人的目光下。（一開始）很多人在我背後指指點點，不停質問‘她怎麼可能照顧好這個孩子？’”
新傷與舊痛，讓她之前的力量和決心都蒸發了，她那與世界為敵的信仰也崩塌了。這個女人一出生就得到了悉心照料，長大後成長為藝術家自立自強，但最終還是認輸了。她說自己基本上有三年時間都無法起床，不過她很快又說，家庭醫生為她提供的精神護理很到位。
她作為一名成人，得到的精神治療比脆弱的兒子好太多。她的兒子一直缺少細緻入微的精神呵護。
親吻海豚的帕里斯走了 取而代之的是精神荒蕪的行屍走肉
在這期間，帕里斯的精神需求並沒有得到重視。
她說帕里斯似乎從十一二歲就開始吸食大麻。十四五歲時，就有不三不四的人上家敲門，帕里斯開始管她要錢。他還是“原來的帕里斯”，不過他會說“媽媽，你要是不給我錢，他們就會打我。”
差不多13歲時，他就讓她不要再參加家長會了，因為第二天會有人背後議論她（比如叫她“瘸子”）。“我傻乎乎地以為帕里斯和朋友們在一起。他們保護著他，可他的內心卻開始發生變化。”
據她回憶，這些變化是潛移默化的。
等到16歲時，帕里斯就完全偏離了軌道。他吸毒成癮（不過她並不知道兒子在吸食什麼毒品），開始使用暴力。他在學校被調到了特殊部門，沒拿到文憑就輟學了。那時，拉佩爾的生活完全依賴於家庭護工，他們都對帕里斯的暴力行為手足無措。“原來的帕里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亂砸東西、拒絕交流、和“小流氓”混在一起的年輕人。
拉佩爾說，她兒子基本上不與任何試圖幫助他的人交流，和她也不怎麼交流，只是偶爾會爭吵幾句。社會工作者大多是女性，直到那時她才發現，他的生活需要出現一位能夠帶來積極力量的男性角色（已有多項研究證明男性榜樣對青春期男孩的重要性）。後來他終於因精神疾病而與外界隔離，“他令我恐懼。我知道不應該這樣說自己的兒子，但他已經不是我認識的那個帕里斯了。”他對她說：“你總是向我保證，不會把我送到這種地方。”
“我確實這樣說了，”她哭著說，“我（從一開始就）一直跟他保證，可我並沒有做到。”
等到他18歲精神嚴重不正常時，他的母親已經完全失去了話語權。
她給我看了一張照片，那是在他日漸萎靡之前。一位14歲的帥氣少年，正在親吻海豚的鼻子。“那才是我的帕里斯，”她說，“我們在一起的日子真美好。”
別讓悲劇重演 趁一切還不晚
當警察最後一次出現在她家時，她第一反應是：“哦不，他又幹什麼了？”
當她聽到那條噩耗時，她“一次次地放聲嚎叫”。她的反應在情理之中，可這一切原本有機會扭轉的。
“我不相信他不在了，”她反覆說道，“我不相信我竟然失去他了。我不能這樣聽天由命。為什麼要讓別的父母也經歷這些呢？”
帕里斯的葬禮在8月29日舉行。葬禮前夕，他的屍體被運回家，54歲的艾莉森·拉佩爾趴在兒子的靈柩旁，最後一次觸碰他的身體。
這幅場景，就好像嬰兒時期的帕里斯，憑藉本能趴在母親身上，感受她的體溫，吸取她的乳汁。“他看起來和剛出生時一樣，”她說。舉辦葬禮時，人們將他平放在地面上，儘管沒有雙臂，拉佩爾依然能夠通過肢體接觸表達愛意。
他的屍體被火化了，骨灰和毛髮將被做成鑽石戒指，明年她與未婚夫Si結婚時，將戴在左腳趾上。“帕里斯毀了自己，”她說，“我（和他）需要的是提前預防。”等她拿起電話說“我需要幫助”時，一切都已經太晚了。
藝術家馬克·奎因（Mark Quinn）為他們製作的那尊白色大理石雕像，“可能在意大利某個地方”。帕里斯3個月大時，奎因又為他們母子製作了一尊雕像。這次，拉佩爾的大腿上是她健康而完美的嬰兒。
拉佩爾說，奎因最近聯繫了她，許諾要把這幅雕塑的模型送給她。雕塑中的她圍繞著母性的欣喜，和“奇蹟般”的嬰兒一起，即將開啟一段不尋常的旅程。
雖然這並不足以消除她的痛苦，可畢竟聊勝於無。
YoungMinds呼籲人們給各自選區內的議員候選人致信，呼籲他們當選後將年輕群體的精神健康作為工作的優先事項。獲得更多信息，請訪問youngminds.org.uk/actearly
（《歐洲時報》英國版與《英國電訊報》聯合專版；本文作者：Louise Carpenter；本文編譯：劉望山）
閱讀更多 歐洲時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