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創精華 不白觀察
第423期
不白農創社社員、養殖豪豬的羅永這個年過特別忐忑，除了疫情造成的不便之外，他的養殖場面臨關閉的風險。
他的被作為“扶貧項目”被引進的豪豬養殖場，在當地小有名氣，多次被作為新農人返鄉創業成功的典型。
但突如其來的疫情，讓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在這個春節消費佔全年30%以上的小縣城，疫情被自上而下地重視之後，他的豪豬被禁止交易。
算起來過年損失幾十萬，找人上面去問，說這個真沒辦法，到時該砍的還是要砍掉，咱也不敢多問。
在忐忑中等待消息的還有更多野生動物養殖戶。在風口浪尖中的“野味”，在多地紛紛被封禁。在不白的思考中，經過這次疫情，食材必然迎來一場朔本清源， 政策的導向、民眾心理層面的變化也是預料之中。
只是，養殖戶他們都不知道，等待他們的，是死刑，還是死緩？
禁野風暴
雖有爭議，但疫情的源頭普遍被認為是售賣野味的武漢華南海鮮市場。1月20日，鍾南山院士接受央視採訪時明確指出病毒可能人傳人，並且跟2003年非典一樣，很可能來自野生動物。
被疫情搞的草木皆兵的民眾跟輿論，瞬時把矛頭對準了包括人工養殖在內的各種野生動物，在不斷髮酵之下，掀起了一場自上而下的“禁野風暴。”
被美團誤傷的李子壩梁山雞
1月26日，市場監管總局、農業農村部、國家林草局發佈了關於禁止野生動物交易的2020年第4號文件。然而這只是青萍之沫，後面還有大風起兮，隨著疫情的不斷髮展，各項針對禁止野生動物食用、交易的法律法規相繼出臺。
2月24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在京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草案提請審議。
這個被很多人看作是“一刀切”的草案， 涵括了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飼養在內的陸生野生動物，該決定也給政策的下沉定了基調。
2月25日，《深圳經濟特區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條例（草案徵求意見稿）》發佈，其中列舉的黑名單中有貓、狗以及蛇、龜、甲魚、鳥、昆蟲等人工飼養動物。
其實條例裡禁止的某些動物，也算是空穴來風， 比如看似躺槍的甲魚，也被指有潛在的危險，暨南大學吳建國課題組與湖北醫藥學院附屬人民醫院劉龍在期刊Medical Virology上發表論文稱，龜類（西部錦龜、綠海龜、中華鱉）也是潛在的新冠病毒中間宿主。
在短時間內， 民間廟堂達成共識：野生動物，不禁不行了！
風暴背後
《黑天鵝》、《反脆弱》作者塔勒布說過，在一個反脆弱系統裡， 為了整體的利益，必然會犧牲脆弱的單元或者個體。
在昨天不白在不白農創社開年線上兩個半小時的直播課程（社員內部分享）中也提到，關乎生命的事件，最能從量變到質變，催生或者催熟新事物、新政策。
從2003年國家林業局發佈的《商業性經營利用馴養繁殖技術成熟的陸生野生動物名單》可知，得到官方首肯可養殖的野生動物的品類並不多。
實際上，在鄉村振興、扶貧的三農政策紅利下，各地對養殖範圍還是預留了空間。據瞭解，只要取得《野生動物馴養繁殖許可證》和《野生動物經營利用許可證》，即使所養殖的野生動物不在03年的名單上，有些地方也採取謹慎鼓勵的態度，比如豪豬跟竹鼠。
這些本身就遊離在灰色地帶的養殖項目，當疫情黑天鵝來襲時，灰色轉黑色幾乎成了一種必然。
因竹鼠視頻而走紅的“華農兄弟”，在1月19日上傳了“第一屆鼠來寶賽跑大賽”，他們當時肯定沒有想到，這或許是他們最後一個以竹鼠為題材的作品了。
竹鼠因為被點名為“可能攜帶新型冠狀病毒病毒的野生動物”，1月21日起被全面封控， 竹鼠養殖戶們在忐忑不安中，等來了24號人大那個全面禁止的決定草案。
這等於給竹鼠判了死緩。據錘子農業網數據，我國國內每年竹鼠消費量超600萬隻，每年還有近50萬隻竹鼠出口世界各國，產業背後，無數個養殖戶，還有2000萬隻竹鼠。
更大的爭議來源於年產值超千億，從業人員數百萬人的甲魚養殖業， 2月25日深圳發佈《深圳經濟特區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條例（草案徵求意見稿）》，其中人工繁育的龜、甲魚等野生動物也被排除在可食用動物範圍之外。這讓龐大的甲魚養殖產業鏈從業者更加寢食難安。
畢竟， 經過40年的發展，中華鱉養殖在我國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產業鏈。統計數據顯示，2019年，僅僅在廣東省，中華鱉放苗量達到1.1億隻，年產中華鱉約6.3萬噸，從事中華鱉經營的企業達到200多家，中華鱉專業養殖戶約1300戶，相關從業人員超過1.1萬人，年產值超過36億元，全國年產值超1000億元。
遭遇相似命運的，還有業已有60多年養殖歷史的牛蛙。
這種“雷霆打擊”，必然會引起相關從業者的強烈反彈，即便是大體量的龜鱉產業，他們的聲音在疫情背景下也很難或者說一時得不到重視。
他們能做的，只有等待最後的判決。
切，還是不切？
這本質上是一個矛盾問題，因兩次疫情而日益增長的大眾生命、健康的整體利益，跟依然不能排除的野生動物潛在攜帶病毒風險之間的矛盾， “禁止野味”，本身是應該沒有異議的。
有異議的是在於對這個“野生動物”的定義之上，有攜帶病毒嫌疑的竹鼠也好，“躺著中槍”的甲魚也好，其背後都存在對之前政策、行政行為的查缺補漏。
到目前為止，除了源頭宿主蝙蝠基本可以確定之外， 病毒的中間宿主依然沒有找到。在生命的可貴，在政治的正確，民意的烘托之下的“一刀切”，被從業者質疑有“矯枉過正””之嫌。
這在疫情背景之下也許情有可原，可是，疫情之後呢？
一方面，已經有成熟養殖歷史、體系的野生動物被禁掉後，相關行業、相關從業人員或者被犧牲掉，或者被引導轉型；另一方面，並沒有消失的對某些野生動物的食用傳統需求，會不會讓交易轉向地下，讓更多的不法商家鋌而走險，更增加了監管的難度?
誰也說不準。
一名專家表示， 野生動物保護法應樹立公共衛生安全的立法理念，建議在擴大國家重點保護動物和“三有”動物範圍的同時，明確禁食蝙蝠這類有證據證明極有可能有食用風險的野生動物。動物檢疫法也應填補漏洞，不管是合法還是非法捕獲的動物，只要在市面上出售，都要進行檢疫。
但是他並不建議全部取締人工飼養野生動物這一產業。
法律是一種利益平衡，為保護一種利益損失另一種利益，在沒有做好平衡的情況下會引發新的問題。
總結
一言蔽之，應該以這次疫情為契機， 更嚴格地界定野生動物的範圍， 採取更嚴格的檢疫手段，同時推動相關的法律制度的完善 。畢竟，以禁代管的“一刀切”，存在很大的爭議。
另外一方面，被涉及的野生動物養殖者，也要去思考，經過這次疫情之後，消費者趨勢會起一些怎麼樣的變化？ 在健康餐飲的必然趨勢下， 如何進行轉型，讓損失最小化？
這是生死抉擇，更是兩難抉擇。
（應要求，文中羅永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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