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创精华 不白观察
第423期
不白农创社社员、养殖豪猪的罗永这个年过特别忐忑，除了疫情造成的不便之外，他的养殖场面临关闭的风险。
他的被作为“扶贫项目”被引进的豪猪养殖场，在当地小有名气，多次被作为新农人返乡创业成功的典型。
但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春节消费占全年30%以上的小县城，疫情被自上而下地重视之后，他的豪猪被禁止交易。
算起来过年损失几十万，找人上面去问，说这个真没办法，到时该砍的还是要砍掉，咱也不敢多问。
在忐忑中等待消息的还有更多野生动物养殖户。在风口浪尖中的“野味”，在多地纷纷被封禁。在不白的思考中，经过这次疫情，食材必然迎来一场朔本清源， 政策的导向、民众心理层面的变化也是预料之中。
只是，养殖户他们都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死刑，还是死缓？
禁野风暴
虽有争议，但疫情的源头普遍被认为是售卖野味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接受央视采访时明确指出病毒可能人传人，并且跟2003年非典一样，很可能来自野生动物。
被疫情搞的草木皆兵的民众跟舆论，瞬时把矛头对准了包括人工养殖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在不断发酵之下，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禁野风暴。”
被美团误伤的李子坝梁山鸡
1月26日，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发布了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2020年第4号文件。然而这只是青萍之沫，后面还有大风起兮，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各项针对禁止野生动物食用、交易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
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草案提请审议。
这个被很多人看作是“一刀切”的草案， 涵括了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在内的陆生野生动物，该决定也给政策的下沉定了基调。
2月25日，《深圳经济特区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发布，其中列举的黑名单中有猫、狗以及蛇、龟、甲鱼、鸟、昆虫等人工饲养动物。
其实条例里禁止的某些动物，也算是空穴来风， 比如看似躺枪的甲鱼，也被指有潜在的危险，暨南大学吴建国课题组与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刘龙在期刊Medical Virology上发表论文称，龟类（西部锦龟、绿海龟、中华鳖）也是潜在的新冠病毒中间宿主。
在短时间内， 民间庙堂达成共识：野生动物，不禁不行了！
风暴背后
《黑天鹅》、《反脆弱》作者塔勒布说过，在一个反脆弱系统里， 为了整体的利益，必然会牺牲脆弱的单元或者个体。
在昨天不白在不白农创社开年线上两个半小时的直播课程（社员内部分享）中也提到，关乎生命的事件，最能从量变到质变，催生或者催熟新事物、新政策。
从2003年国家林业局发布的《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单》可知，得到官方首肯可养殖的野生动物的品类并不多。
实际上，在乡村振兴、扶贫的三农政策红利下，各地对养殖范围还是预留了空间。据了解，只要取得《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和《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即使所养殖的野生动物不在03年的名单上，有些地方也采取谨慎鼓励的态度，比如豪猪跟竹鼠。
这些本身就游离在灰色地带的养殖项目，当疫情黑天鹅来袭时，灰色转黑色几乎成了一种必然。
因竹鼠视频而走红的“华农兄弟”，在1月19日上传了“第一届鼠来宝赛跑大赛”，他们当时肯定没有想到，这或许是他们最后一个以竹鼠为题材的作品了。
竹鼠因为被点名为“可能携带新型冠状病毒病毒的野生动物”，1月21日起被全面封控， 竹鼠养殖户们在忐忑不安中，等来了24号人大那个全面禁止的决定草案。
这等于给竹鼠判了死缓。据锤子农业网数据，我国国内每年竹鼠消费量超600万只，每年还有近50万只竹鼠出口世界各国，产业背后，无数个养殖户，还有2000万只竹鼠。
更大的争议来源于年产值超千亿，从业人员数百万人的甲鱼养殖业， 2月25日深圳发布《深圳经济特区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其中人工繁育的龟、甲鱼等野生动物也被排除在可食用动物范围之外。这让庞大的甲鱼养殖产业链从业者更加寝食难安。
毕竟， 经过40年的发展，中华鳖养殖在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仅仅在广东省，中华鳖放苗量达到1.1亿只，年产中华鳖约6.3万吨，从事中华鳖经营的企业达到200多家，中华鳖专业养殖户约1300户，相关从业人员超过1.1万人，年产值超过36亿元，全国年产值超1000亿元。
遭遇相似命运的，还有业已有60多年养殖历史的牛蛙。
这种“雷霆打击”，必然会引起相关从业者的强烈反弹，即便是大体量的龟鳖产业，他们的声音在疫情背景下也很难或者说一时得不到重视。
他们能做的，只有等待最后的判决。
切，还是不切？
这本质上是一个矛盾问题，因两次疫情而日益增长的大众生命、健康的整体利益，跟依然不能排除的野生动物潜在携带病毒风险之间的矛盾， “禁止野味”，本身是应该没有异议的。
有异议的是在于对这个“野生动物”的定义之上，有携带病毒嫌疑的竹鼠也好，“躺着中枪”的甲鱼也好，其背后都存在对之前政策、行政行为的查缺补漏。
到目前为止，除了源头宿主蝙蝠基本可以确定之外， 病毒的中间宿主依然没有找到。在生命的可贵，在政治的正确，民意的烘托之下的“一刀切”，被从业者质疑有“矫枉过正””之嫌。
这在疫情背景之下也许情有可原，可是，疫情之后呢？
一方面，已经有成熟养殖历史、体系的野生动物被禁掉后，相关行业、相关从业人员或者被牺牲掉，或者被引导转型；另一方面，并没有消失的对某些野生动物的食用传统需求，会不会让交易转向地下，让更多的不法商家铤而走险，更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谁也说不准。
一名专家表示， 野生动物保护法应树立公共卫生安全的立法理念，建议在扩大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和“三有”动物范围的同时，明确禁食蝙蝠这类有证据证明极有可能有食用风险的野生动物。动物检疫法也应填补漏洞，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捕获的动物，只要在市面上出售，都要进行检疫。
但是他并不建议全部取缔人工饲养野生动物这一产业。
法律是一种利益平衡，为保护一种利益损失另一种利益，在没有做好平衡的情况下会引发新的问题。
总结
一言蔽之，应该以这次疫情为契机， 更严格地界定野生动物的范围， 采取更严格的检疫手段，同时推动相关的法律制度的完善 。毕竟，以禁代管的“一刀切”，存在很大的争议。
另外一方面，被涉及的野生动物养殖者，也要去思考，经过这次疫情之后，消费者趋势会起一些怎么样的变化？ 在健康餐饮的必然趋势下， 如何进行转型，让损失最小化？
这是生死抉择，更是两难抉择。
（应要求，文中罗永为化名）
閱讀更多 農說呂不白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