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伦敦是西方文明的缩影。从王室到贵族，从市侩到八卦，从文学到金融，从足球到时尚，留下太多人类历史文明的华彩痕迹。特别是对于法律人来说，这个城市孕育了太多传奇、传说和传统。走在贝克街221号、老贝利街、林肯律师会馆、伦敦塔和威斯敏斯特宫，就仿佛打开人类法律演进的万花筒，走在法律痕迹抹之不去的时光隧道之中。

《大宪章》奠定法律治下的自由

有关伦敦的法律漫步，或许可以从一块叫作兰尼密德（Runnymede）的草地开始。这块草地在泰晤士河畔，离伦敦市中心约32公里。风光秀美，水草肥沃。这里伫立着一块纪念碑，碑文写道：“纪念《大宪章》（Magna Carta），它代表着法律治下的自由。”

1215年5月17日，反对国王的贵族秘密进入伦敦，并获得了市民的支持。国王约翰被迫与25名贵族代表在兰尼密德草地上缔约议和，写下了这样的句子：“王国内不可征收任何兵役免除税或捐助，除非得到本王国贵族一致的同意”；“若不经同等人的合法裁决和本国法律之审判，不得将任何自由人逮捕囚禁、不得剥夺其财产、不得宣布其不受法律保护、不得处死、不得施加任何折磨，也不得令其他贵族群起攻之、肆行讨伐”。

这就是成为后世议会民主制基石的《大宪章》。兰尼密德草地见证了“以宪法制约权力”这一英美法律传统的起源。不过，前面提到的那块纪念碑，时代并不久远。它是1957年经美国律师协会（ABA）发起，由英国和美国多位著名法律人共同捐赠修建的。这块纪念碑于1957年7月18日竣工。自此之后，ABA的代表多次来到兰尼密德，举行《大宪章》的纪念活动，并于1971年、1985年、2000年和2007年多次修建了新的纪念碑。其中2000年纪念碑的碑文上写道：“我们颂贺《大宪章》，它是法治的基石，经历时光并将迈向新的千年。”就在2015年的5月17日，ABA再次举行盛大的纪念典礼，庆祝《大宪章》签订800周年。英美法系各国的法学家齐聚兰尼密德这块宁静的草地，追忆那一幕迫使国王签订契约，承诺从此将权力套上枷锁的场景。

审判查理一世的135名法官

沿着兰尼密德草地，顺泰晤士河进入伦敦的心脏部位——威斯敏斯特区。这里有着伦敦城的标志性建筑：威斯敏斯特宫（议会大厦）。1295年英国国会在此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模范议会。1530年，这座带着浓郁哥特风格的建筑被英国国会作为法庭使用。自17世纪开始，每年的国会在这里召开。值得一提的是，1654年这里诞生了国际法上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和约》。英国迫使荷兰接受了对其有利的《航海法案》，“公海自由”开始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同一年的世界另一端，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诞生。

1649年1月，同样在威斯敏斯特宫，一个人数多达135人的高级法庭组建起来。法庭的中央放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国家的权杖和刀剑，作为司法权的象征。审判当日，一位手持镇国宝剑的法庭书记员走在前面开道，68名当日出庭的黑袍法官进入威斯敏斯特大厅，在公众面前开始了对查理一世的审判。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民选机构审判国王。当国王始终不承认这一法庭的合法性时，主审法官布拉德肖立即回答道：“我们是以下院和英国人民的名义进行审判。”他开门见山地强调，国王决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不久，法庭的审判结果出来了，135名特别法庭成员中仅有59人在判决书上签署了同意。然而1月30日，断头台还是在国宴厅竖立起来，就在离查理一世钟爱的画作和他最欣赏的建筑不到几米远的地方。据说，上断头台时查理一世唯一提出的要求是，希望在行刑时能穿两件衬衣，以免冷得发抖使人们误以为他是在害怕。最终，他自己走到断头台前，结束了49岁的一生。一周后，他的尸体被秘密埋在了温莎城堡。

弃医从文的福尔摩斯之父

假如说西方文明的阳春白雪在伦敦能够找到典型，那么下里巴人的市侩和现实，在伦敦亦是俯仰可拾。这里有《雾都孤儿》奥立佛所生活过的济贫院，也有专门关押负债穷人的马夏尔债务监狱，还有多国移民混居、犯罪率高发的红灯区，更有无数夜游者被一块手帕诱惑、走进密如蛛网的小巷去领属于他的那当头一棒或勒喉一刀的凶案现场。这是狄更斯笔下“充满邪恶与灵感”的伦敦，是福尔摩斯酒后微醺时发现罪案蛛丝马迹的伦敦，是乔治·奥威尔落魄时从一个收容所晃荡到另一个收容所的伦敦。这里是工业化最先开始的地方，也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最为血腥的场所。这里有贫穷的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留下的脚印，也有脸色死灰的拜伦与雪莱走过海德公园时的足音。有无数的风尘女子，在这里流下或真或假的珠泪。有无数妄想获得垂青的文学青年，在这里结束绝望的生命。

同样在威斯敏斯特区，从牛津街的北面进入马里波恩街区，将能拜访伦敦最为著名的侦探——虽然他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在拜访他之前，会经过上温坡街2号——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的柯南·道尔开设的眼科诊所。1883年前后，诊所开张了。但是病人不多，收入仅能勉强维持生活。出于兴趣，他在业余时间写些侦探小说。最初，由于担心病人突然造访，故事都写得很短。直到“福尔摩斯系列”的横空出世，才使柯南·道尔彻底放弃了行医生涯。“我终于成为我自己的主人了，”他后来回忆道，“我再也不需要顺从地穿起医生的裤子，或努力取悦别人了。我可以自由自在地过我想过的生活。”有意思的是，虽然道尔医生的诊所不再营业，却引来了伦敦医生们在其附近密集开设诊所。这条街道也成了伦敦医生们居住社区的中心——大概他们在等候病人上门的时候，也都准备了鹅毛笔和墨水瓶，正在练习侦探小说的写作吧。

从林肯会馆走出的华人大律师

在伦敦老城的入口处，有一个拱形小门，沿着舰队街向前经过一片绿荫，便到了律师的聚集地——律师会馆。这片区域在1312年之前是圣殿骑士团的所在地。骑士团解散后，这里被法律教师和学徒们居住的小客栈取代。他们之所以聚居于此，还与之前所说的《大宪章》有关——其中一条规定写道：“皇家民诉法庭不再跟随国王巡回，而是固定设置在威斯敏斯特宫。”

从此之后，诉讼当事人和他们的律师开始在这一法庭的周围居住。法庭附近的小客栈（Inns）渐渐聚居起一些法律教师和学徒。他们居住其间，在一个接一个的当事人和他们带来的案例中不断成长。1344年，克利福德夫人将自己拥有的一所房子遗赠给平时租住在这里的法律学徒。这是第一所独立的律师会馆——克利福德会馆。不久，四大律师会馆从历史的雾霭中浮现出来，它们分别是格雷会馆、林肯会馆、内殿会馆和中殿会馆。

其中，最为国人熟知的是林肯律师会馆，位于伦敦西郊文秘署巷(Chancery Lane)。1874年，这里迎来了第一张东方面孔。在这里，他接受了古老而严格的训练——日复一日的案例讲解、聚餐讨论和模拟辩论。会馆特有的行会体制，决定了晚餐会的重要性。法律史家达格代尔描述道：“当晚餐的号角吹响时，一张写着晚餐后要讨论的案例的告示就放在餐盐的旁边。”内席律师走到桌子前，引导学徒们边进餐边讨论案例。

因此，林肯律师会馆规定，学生必须在法学院餐厅内进食规定次数的晚餐方能毕业。出席晚餐的全都是伦敦法律界德高望重的权威人士，他们不仅在进餐时传给新入校者以种种学识，而且介绍其在实践中积累的各种经验。1877年1月的一天，林肯会馆小礼拜堂的钟声响起。这意味着又将有学徒律师完成训练，获得出庭律师资格。这一天也被林肯律师会馆载入会馆史册：他们培养了第一位来自亚洲的出庭律师、香港第一位立法局华人议员、美国公使、晚清修律重臣、南方革命党谈判代表、历届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

老贝利街法庭为禁书翻案

当伍廷芳走出林肯律师会馆的同一年，时年23岁的严复刚刚抵达伦敦。他于1877年3月进入位于伦敦郊区的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并与当时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结为忘年交。闲暇时，他曾与郭嵩焘一同到伦敦各个法庭旁听。他回忆道：“独忆不佞初游欧时，尝入法庭，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尝语湘阴郭先生，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先生深以为然，见谓卓识。”

令严复所钦羡的伦敦法庭，很可能是位于老贝利街的中央刑事法院——因为这一法庭自17世纪以来就向游人开放，供人们前来旁听。法庭受理伦敦地区所有的重要刑事案件，并以其所在的街道闻名于法律世界。“老贝利街”自1585年开始审理案件。1666年在伦敦大火中被烧毁后重建——重建后的法庭特别注意了通风，以避免在聚集参加和旁听审判的人群中传播疾病。

事实上，这里确实曾经审理过许多经典的判例。例如，1960年10月20日，控方就《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违反《淫秽刊物出版法案》起诉企鹅出版社一案，就是在“老贝利街”开庭审理。在法院里，法庭为陪审员准备了一间阅读室，让他们用三天时间读这本小说，最终让他们判断该书是否会导致人们“道德堕落”。最终读罢小说的陪审团也一致认为，无论从道德标准抑或法律标准，对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指控，都无法成立——此案成为了“自由的分水岭，人权的里程碑”，并为“老贝利街”在公理日伸的成绩单上增加了新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