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檀 （財經評論員）喜歡從細節觀察城市。每到一個地方，她會先觀察年輕人和小企業的數量，然後去店裡吃頓飯，看物價與服務水平，再逛一兩個樓盤。這樣一趟下來，她一般都能對當地所處的發展階段，作出自認為準確的判斷。
2016年，她寫過兩篇流傳甚廣的文章：《我眼中最有經濟前途的十個中國城市》和《我眼中最無前途的十個中國城市》。在文章中，她以交通區位、人口流動、教育資源、人均財富以及GDP增速等作為參考指標，將國內眾多城市進行了一番分析與比較，最終列出有無前途的“城市紅黑榜”。
“近兩年南京、合肥房價狂漲，但杭州並沒有怎麼漲，是因為杭州房價已經漲到不耐煩了，早就躋身房價的1.5線城市了。”在列十大最有經濟前途的城市時，葉檀將資源最聚集的北上廣深刨除，並在一線城市之外新提出了“1.5線”的概念，以特指杭州這樣實力介於一線與二線之間的優勢城市。
兩年過去，葉檀心目中的這兩份名單變化不大。“城市的發展一定是主動選擇的結果，抓不住爆發點，地理位置再好也沒用。”葉檀說。
引灤入津紀念塔和天津之眼
一、“天津招了一大批人，如果這些人在這落戶卻不在這工作，只能說招進來的是些‘死魂靈’。”
對比一下那份自己曾經最看好的城市名單，葉檀如今依然看好當時推薦的成都、鄭州、武漢等城市，理由是這些地方已經發展成為區域的核心城市，並且屬於區域交通中心，背靠政策與時代優勢，正處於快速發展期。
以她於2018年5月再次造訪的南京為例：南京處在中國經濟發展潛力最大的長三角城市群，是長三角除上海之外的唯一特大城市，有望持續彙集資源，保持經濟上的高速增長，並向外延伸助推長三角區域的整體競爭力。
“武漢、南京這類‘1.5線’城市是區域經濟的核心引擎，如果它們動力不足或出現負面異常，那所屬區域的整體經濟必然有問題。”葉檀說。她的這個判斷，是基於國內城市的發展階段與經濟結構的變化而得出的。
在過去的二三十年，國內房地產行業快速發展，很多城市的城區面積擴張了五六倍，北京等超級城市更甚。當城市依靠空間所進行的外延擴張達到一定程度，去庫存便成為各個城市的緊要任務。一定程度上，近年各大城市紛紛出臺政策“搶人”正源於此——它們必須快速吸引資源與人口來“填城”。葉檀認為，城市“搶人”實際上是在爭取兩類人——有經濟能力和有才能的人，他們都是可以消費並且創造財富的人。
“中國正處於一個轉型階段，在轉型過程當中，城市的內生動力就變得很重要。”據葉檀分析，中國以前主要靠投資與出口，內部市場不消化沒關係，可以賣到國際市場，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這條路顯然已經越走越窄。在她看來，每個城市其實是一個生態，當下一個城市要發展，必須靠內部市場來消化庫存，其中驗證成本最低的方法自然是引進高學歷的年輕人，最好是已經被各種履歷或獎項證明有能力的人。
不過這樣的效果未必理想。
“天津招了一大批人，如果這些人在這落戶卻不在這工作，只能說招進來的是些‘死魂靈’。”她擔心，天津目前的城市生態還不可能真正留住新進人才，讓他們在當地生根發展創造價值。
數據顯示，天津的人均GDP在2011年超過北京、上海成為全國第一，但從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來看，天津與北京、上海仍有不小的距離。“天津濱海新區的GDP上漲會有一些注水嫌疑，而且天津的負債率比一般的城市還要高。”葉檀現在想給兩年前看好的天津打一個小問號。
不論是居民財富還是教育資源，葉檀及團隊在評價城市前景時，更看重相對值，即那些實際可產生效應的東西。其中包括小學生、大學生的數量，以及企業研究機構的體量，“它們可以反映當地在實體經濟方面的發展後勁”。
她舉了哈爾濱的例子：“哈爾濱的高校、名校不少，當地大學畢業生流出比例卻偏高，這說明當地的高等教育資源並沒有充分轉化為可提供生產力的人口資源。”
成都遠洋太古裡
二、“新零售概念很火，除了市場需求，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這個概念比較好抓。”
造訪過的這麼多城市裡，廈門、珠海給葉檀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廈門的飯店、酒吧多，珠海的牙醫多。”她發現在總人口數不足200萬的珠海，每1萬人擁有的牙醫數為3人，這個比例遠遠高於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而珠海的牙醫比例相對國內一般城市高，也可以從側面看出珠海人的生活水準與消費潛力。
“城市的商業化程度需要歷史基礎，還需要一個財富積累階段。”據葉檀介紹，杭州、廈門、珠海等城市都經過了一輪原始積累，當一個城市完成產業結構轉型，當地的第三產業會逐漸超過第二產業，相應的特色產業與發展潛力也得以顯現。
通常，這類城市的消費者對服務、產品的消費要求會比較高；反過來，其經濟結構必然比較傳統，即以重工業為主，而在這種情況下，就算人均本外幣存款比較高，人均消費還是上不去。
“以前煤炭產業很發達，產生了很多煤老闆，他們開豪車買奢侈品。消費不低，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認為他們所在城市的商業文化是發達的。因為城市的消費氛圍沒有真正起來，等煤價下去，或者煤老闆適當減少，整個城市的消費又落下去了。”葉檀說。
葉檀很看好成都，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是，當地的服務業特別發達，人們捨得在吃喝玩樂上花錢。伽馬數據在2018年4月公佈的報告顯示，成都網絡遊戲用戶已超過660萬，遊戲企業增速全國第一，70.4%都是研發企業，研發佔比全國第一。商業地產服務和投資公司世邦魏理仕發佈的《2018年第一季度成都房地產市場回顧與展望》則顯示，成都的零售物業市場中新零售熱不減，“生鮮+餐飲+配送”的模式在當地持續擴張，從2017年開始，永輝的“超級物種”、阿里巴巴的“盒馬鮮生”等新零售超市陸續出現在成都。新消費將是未來十年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而競爭“新零售之城”，將是快速崛起的新動能正在重塑城市之間競爭力、實現彎道超車的契機。
“新零售概念很火，除了市場需求，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這個概念比較好抓。”葉檀分析，成都、武漢、西安等很多城市本身處於交通節點上，大的物流企業和電商會在當地佈局，“地方政府當然歡迎這樣的產業，因為出錢的是企業跟投資人，風險不背在當地財政頭上，而且做新零售出的錢特別多，一下子就可以拉動當地就業。”
葉檀認為，不論如何選擇，城市的競爭力很難在短期內速成，但從長期來看，城市的發展一定是一個主動選擇的結果，即培育的結果，而且在選擇過程中會有一些不可轉變的共同規律：這些城市通常都有水系，有發達的服務業；城市的經濟生態通常比較好，基建細節很周到；它們還會有一個爆發點，比如西雅圖的爆發點是當時紐約要分散資源，加州的爆發點是淘金。
“對中國城市來說，如果抓不住爆發點，當年的外向型經濟這一波沒抓住，現在產業轉移這一波又沒抓住，那麼城市地理位置再好也是沒用的。”葉檀這樣提醒中國城市。
首發於《新週刊》5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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