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久绵长的梅山文化，孕育了新化人勤劳勇敢、重情重义的品质，但厚重而又相对闭塞的传统环境，也从另一方面深深影响了新化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前几天清华大学一位教授跟我谈起这个话题，不禁令我陷入深思。
教授聊起一件事，不久前他在北京参加了一次湖南人聚会。在饭桌上，十几名来自北大清华等名校的新化籍博士，在谈到咱们新化谁谁谁在哪个单位当了什么官时眉飞色舞，言语中透露着深深的自豪，隐隐还夹着艳羡之情。教授听了之后，当即痛斥：国家花这么大代价培养你们，应该在各个领域挑起引领科技和社会进步的责任，而你们却在大谈升官之道，你们的价值观就这么狭隘吗？
教授的话，与高晓松在《奇葩说》节目中痛斥清华学霸有异曲同工之妙。学霸说自己拥有法律（本科）、金融（硕士）、新闻传播（博士）三项清华学历，但现在为毕业以后做什么工作而困惑。高晓松按捺不住火气，开始炮轰。
高晓松认为，名校是“镇国重器”，名校培养人才，是为了“让国家相信真理”。但这位清华博士对国家、社会没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反而纠结于找工作，如此小的格局实在有失清华高材生的身份。高晓松全程毒舌冷嘲热讽，甚至以一句重话对学霸全盘否定：“一个名校生走到这里来，一没有胸怀天下，二没有改造国家的欲望，而是问我们你该找什么工作? 你觉得你愧不愧对清华十多年来对你的教育？”
反观这几位新化籍的博士，其胸怀格局更令人难堪。他们尽管走出新化，受过中国最好的高等教育，但骨子里仍未摆脱几千年来的官本位思想。
这不单单是个教育问题，更折射出整个新化的社会心态。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社会，当官和发财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作为新化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在我们的身边一再上演，再加上父母亲戚的不断灌输，长期浸淫在这样的环境下，耳濡目染，导致我们从小就种下了学而优则仕的思想。
可以想见，这位教授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但他后来远涉重洋负笈求学，回国后任教清华，在这个过程中抵制了各种高薪的诱惑以及家人的不解，听随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无问西东，矢志不移钻研学术，成为我国在数学领域最前沿的精英，国家的栋梁。
在浙沪之间辛苦辗转十八年之后回到家乡，我很惊讶新化物质社会的变化一日千里，但是传统社会的思维方式仍然根深蒂固，至今未变。不管是求学还是做事，很多人出发点首先想的是对自身的现实功利性，他们不了解外面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也难以对形而上的真理和无法转化为现实利益的家国情怀产生兴趣。比如在外面打拼多年的游子，回来发展产业，力图通过产业化来回报家乡，但人们很难理解，更不愿相信，远不如直接给村里人每人发500块钱红包来得痛快和轰动。
思维决定格局。沿海地区人们思路开阔活跃，商品经济和社会文化平衡发展，权力服务于经济和公民。而中西部落后地区人们仍然紧盯着铁饭碗，社会经济乃至每个个体均依附于权力，匍匐在权力之下，其危害想必人人感同身受。
作为新化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在此我无意批判新化人，仅希望此文能够给家乡人带来一些反思，或许对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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