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獄是因著文作字而獲罪的政策。文字獄古已有之，專制統治者往往從文人百姓的文章話語中摘字取句，斷章取義，強加上種種罪名，對作者施加迫害，以達到消滅異端、鉗制思想、維護專制統治的目的。歷史上，因文字獄獲罪的案件屢見不鮮，但歷代文網的疏密有所不同，尤其是明清兩代，迭興大案，因文字而得禍者，比比皆是。

秦始皇時期

提到製造文字獄，還要從秦始皇說起。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一位朝廷的高官淳于越反對當時實行的“郡縣制”，要求根據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駁斥，並主張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學誹謗朝政。秦始皇採納李斯的建議，下令焚燒《秦記》以外的列國史記，對不屬於博士館的私藏《詩》、《書》等也限期交出燒燬；有敢談論《詩》、《書》的處死，稱讚過去的而議論現在政策的滅族;禁止私學，想學法令的人要以官吏為師。這種措施引起許多讀書人的不滿。第二年，許多方士、儒生攻擊秦始皇。秦始皇派人調查，將460多名方士和儒生挖大坑活埋。歷史上稱這些事情為“焚書坑儒”。“焚書坑儒”雖然對維護鞏固秦朝的統治起了很大作用，但也開創了鉗制思想，摧殘知識分子的先例。

秦朝以後，歷代的封建王朝也不斷地製造文字獄。這是極權政治的特色之-一，不過都是一些偶發事件。直到14世紀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才把文字獄作為一種合法的謀殺手段，明、清兩代的“文字獄”嚴酷而荒唐。那時候文人的一本書，一-篇文章，-一首詩，一句話，甚至一個字，都有可能構成褻瀆帝王、誹謗朝政的大罪，招來殺身之禍，甚至株連九族。

明太祖朱元璋時期

明太祖朱元璋登上寶座之後便大興文字獄。因為他當過乞丐式的和尚，又出身於被封建統治者稱為賊寇的農民軍，自己雖然當了皇帝，也感到不大理直氣壯，所以，對“賊”、“寇”、 “光”、“生”等字眼都非常敏感。一些讀書人在寫文章的時候， 無意中用了這兩個字，朱元璋就認為是諷刺他，便下令殺掉這此人。有一次遇上朱元璋的喜慶日子，讓人們呈表祝賀。這些賀表都出自各地學校的名儒之手。由於賀表裡有“則”和“生”，分別與“賊”、 “生”讀音近似，他也不能容忍。最典型的是，有一個賀表頌揚道: “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富於聯想的朱元璋，聽罷雷霆大怒，斥道:“這個腐儒競敢如此侮辱我!”他認為，“生”者，“僧”也，罵他當過和尚; “光”者，禿也，說他是禿子;“則”者，賊也，罵他做過賊。結果這些人都倒了大黴，丟了性命。

清朝統治者製造的文字獄更多，更殘酷，滿族貴族人關後，總擔心漢族官僚地主和知識分子看不起他們。總是疑心人們用文字來諷刺自己，只要在文章中找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話就大興文字獄。許多人往往只因一兩字被疑心是影射清政府，不是被流放充軍，就是被殺頭。甚至還株連到老婆孩子，親戚朋友，就連刻書、賣書、買書的人也都難逃懲罰。有一位老先生因為他做的詩裡有“清風雖細難吹我，明月何嘗不照人”這樣兩句，就被官府扣上影射清朝的罪名殺了頭。還有個人寫了“清風不識字，何得亂翻書”的詩句，也被說成是攻擊清朝當權者不懂文化，判了死罪。

康熙朝時期

康熙朝最出名的文字獄是明史案和《南山集》案。當年浙江有個叫莊廷鏰的人刻印了一部《明史》，書中有一些指斥清人的言語，稱努爾哈赤為建州都督，用南明年號而不用清朝年號。-一個叫吳之榮的小官告到了北京，鰲拜等人對此大感興趣，頒旨嚴究。這時候莊廷朧剛好死去，清政府就把死人挖出來，開棺戮屍。參與刻字、印刷、校對、裝訂者、售書、購書、藏書以及閱讀此書的無一倖免， 伏法牽連遭禍者達三千餘人。後來，翰林院編修戴名世著的《南山集》中提到南明弘光帝及其年號，又揭露了康熙帝殺掉明太子的真相，康熙五十二年以大逆罪被處死，受牽連的子孫親朋師友達三百餘人。

雍正朝時期

到了雍正朝( 1726年)，發生了文字獄史上流傳最廣泛的大案“查嗣庭試題案”。禮部侍郎查嗣庭到江南某省主持科考，試題出的是“維民所止”，出自《大學》。但這句話卻被人送到雍正面前，說“維止”是去掉了“雍正”兩個字的頭，是要殺雍正皇帝的頭。雍正輕信讒言，一怒之下將查嗣庭斬首。後來，又發生了呂留良案。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呂留良的著作中某些觀點被湖南兩個書生利用，到處進行謀反活動，影響甚廣。雍正大怒，把死去幾十年的呂留良開棺鞭屍示眾，將他的後代、學生以及為他刻書藏書者連同家屬一律處死。

乾隆朝時期

乾隆即位之初，曾一度下詔停止文字獄。但自乾隆十六年( 1751年)波及全國的“偽孫嘉淦疏稿”事件開始。當時社會，上流傳著一份署名孫嘉淦的疏稿，批評皇上失德，有五不可解、十大過。孫嘉淦是乾隆的重臣，乾隆知道此事跟孫嘉淦無關，對他“寵遇益隆”，一面加緊追查偽造疏稿之人。乾隆十九年，終於查明江西的盧某是偽疏的作者，便將他處死，文字獄開始重現，並在乾隆中後期達到高峰。乾隆年間共發生文字獄案件一百多起，大大超過前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