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arl Benedikt Frey/牛津大學馬丁學院技術和就業項目聯合主任
來源：全球發展中心（Centerfor Global Development）
翻譯：趙健榆/第一財經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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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最普遍的觀點是，一些國家仍然貧窮，是因為它們沒有成功吸納來自發達經濟體的技術。但達特茅斯學院經濟學教授Diego Comin和西北大學經濟學教授Martí Mestieri Ferrer認為，不同國家吸收技術之間的時間間隔其實已經大大縮短了。舉例來說，英國首次使用蒸汽船的131年之後，印度尼西亞才開始接觸蒸汽船；而計算機，從它在美國誕生到進入越南，只經過了11年。
自動化是否阻礙了發展中經濟體的工業化進程？
眾所周知，二十世紀中設法縮小與發達國家差距的國家及地區（如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大陸和中國臺灣地區）已經通過採用西方發明的技術實現了工業現代化，並在製造業中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然而，在自動化和先進機器人技術盛行的時代，“如今的發展中國家依然可以遵循相同的發展路徑”這一觀念受到質疑。
在經濟學家William Arthur Lewis發表開創性成果之後，經濟學家將製造業視為經濟發展的必經之路，因為它能夠高效地吸收大量非熟練工人。但正如Dani Rodrik所論述的那樣，與早期的西方工業化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現在更早地耗盡了製造業的潛力，人均GDP卻大大降低。“‘過早去工業化’究竟是受自動化技術的進步，還是受全球化以及中國融入全球市場的影響”，這一問題一直存在爭議。但丁伯根研究所（Tinbergen Institute）的學者David Kunst最近證明，早期的去工業化是受機械性工作的流失所驅動的，因為它們完全可以由機器完成。
但這並不意味著發展中國家不應該採用自動化技術。以印度為例，印度是全球機器人普及率最低的國家，每1萬名員工中只有3個工業機器人。相比之下，韓國（自動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和中國每1萬名工人分別擁有631和68個機器人。幾十年來，印度製造業就業比例一直穩定在12％左右的原因顯然不是自動化，而是由於未能成功實現製造業現代化，從而導致競爭力下降。
即便是號稱“世界工廠”的中國，其製造業就業也遭受到自動化的衝擊。2013至2017年，中國製造業就業佔比從19.3%降至17.5%。短短四年間，約1250萬份製造業崗位被自動化取代，或轉移至低收入國家。
中國現在正面臨著與20世紀80年代美國類似的困境。為了保持競爭力，擺在當時美國公司面前的選擇有兩個：將生產轉移到海外或擁抱自動化。1984年，通用電氣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的一位工會負責人曾對《紐約時報》表示，公司必須完成自動化，否則我們將徹底失去工廠。一些工作崗位會暫時消失，但我們這樣做也是為了保住整個工廠。中國政府已經在其“十三五”規劃中明確了自動化的重要地位，而自動化成本的迅速下降使這一點變得越來越具有吸引力。根據花旗集團（Citigroup）的一項最新研究，中國汽車工業中機器人的投資回收期已降至2年以下。
儘管如此，機器人仍相對侷限於重工業，例如汽車和電機。原因之一是，在必須保證靈活性的情況下，人工仍然更有優勢。例如，許多行業會在聖誕節購物季之前大幅提高產量。他們通常通過僱傭更多臨時工而非購入機器人來滿足比平時更多的訂單需求。這是因為，對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都不會投入使用的機器人進行投資意義並不大。
即使過早去工業化是真實的並且是由自動化驅動的，發展中國家儘早投身自動化也比完全沒有工業化要好。此外，機器人目前仍然集中於重工業，即使自動化的擴張導致實現工業化的窗口期逐漸縮小，發展中國家仍有機會進行工業化。吸納新技術的能力才是經濟發展的關鍵。
為什麼有些國家不採用新技術？
如果採用新技術就可以幫助國家發展，那麼我們又面臨另一問題：為什麼有些國家對於採用新技術並不熱情？理由有很多，但主要是因為在創新壓力與維持社會秩序和政治穩定之間存在一種緊張關係。正如經濟學家Joseph Schumpeter指出的那樣，技術變革伴隨著創造性的破壞，這意味著在短期內會有失敗者。那些失敗者很可能反對新技術，就像盧德主義者（19世紀英國民間對抗工業革命、反對紡織工業化的社會運動者）在19世紀所做的那樣。
此外，既得利益者也會阻礙新技術傳播。美國達特茅斯學院經濟學教授Diego Comin和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經濟學教授Bart Hobijn表示，如果立法機構在政治上保持獨立性，司法體系富有效率，再加上政治權力處於分散狀態，那麼遊說者就會發現，阻止那些能夠讓大多數人受益技術的擴散可能代價更高。Comin和Hobijn還發現，當新技術與上一代技術很相似時，創新派與保守派之間的緊張關係最為激烈，因為上一代技術背後通常有相關利益集團來進行頻繁的遊說活動。例如，在19世紀的中國，通過運河運輸大米關係著舢舨的所有者和相關管理者的收入，而引入鐵路會對此構成威脅。所以，從和平到暴力，他們竭盡全力抵抗鐵路。相反，由於日本沒有類似的利益集團，修建鐵路的公司大多會受到較為優惠的待遇。除了比較容易獲得貸款外，鐵路公司還可以免交土地稅。結果就是，截至1898年，雖然日本、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士的國土面積比中國要小得多，但它們各自的鐵路總長度均超過了中國。
如果新技術會取代人力，那麼工人阻止它也說得通。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經濟學教授Gregory Clark在1987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指出：“由於新的紡織技術並不是特別複雜，大多數紡織工廠的工作並不需要高超的技能，而且每個國家都有現成的紗線和布料市場。所以當英國在18世紀後期啟用現代工廠制度進行紡織品生產時，人們有充分的理由期待工業革命將很快成為一種全球現象。”然而直到1910年，一名英國棉紡織工人所操控的機器數量仍然多於兩名墨西哥人，或四名日本、印度、中國工人。
Clark可能忘了將上述差異與各國勞動者的勞資談判能力聯繫起來。在墨西哥革命期間，強大的工會迫使僱主簽訂了一份談判協議，該協議確定了每個工人可以操控的機器數量。二十世紀初，日本和印度的經歷也反映出採取不同發展路徑所造成的後果。起初，日本和印度的紡織工廠的生產率和工資水平都差不多。但到了20世紀30年代，日本已經大大增加了每名工人所操控的機器數量，成為世界領先的紡織品出口國，而印度的紡織業在關稅保護下大幅萎縮。由於存在勞動力過剩的情況，日本公司可以輕鬆地壓制工人的反抗，印度則不能。印度工人只能單純地拒絕操控更多的機器。
也有人認為，早期中國工業化進程較為遲緩的部分原因是由於其強大的手工業行會對機械化有牴觸情緒。另一方面，機械化引起的勞工動亂頻頻爆發。例如在1886年的香港，工人因就業問題而砸碎了進口縫紉機。類似的情況還有許多，部分歐洲城市在17世紀禁止使用自動織機。為什麼？因為在採用它們的地方（如荷蘭萊頓市）通常會發生騷亂。歐洲政府經常禁止使用能夠節省勞動力的技術，因為它們擔心會導致社會動盪，並對其統治造成挑戰。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論述的那樣，最先與發明家而非發動騷亂的工人站在一起的政府是英國政府。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英國才是第一個工業化國家。
直到今天，勞動關係仍在影響技術的採用。當然，工會的存在不見得一定會阻礙經濟發展。在20世紀，工會在美國機械自動化進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確保其成員可以從新引進的機器中受益，而不是被取代。
由此可見，阻礙經濟發展的往往不是技術本身，而是技術變革背後的政治、法律等多方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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