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19 長江禁漁十年,洞庭湖“連家船”漁民上岸覓新生

長江禁漁十年,洞庭湖“連家船”漁民上岸覓新生

漁民划著小木船駛向停在湖中的生活船。新京報記者 韓沁珂 攝

2019年的最後一晚,49歲的東洞庭湖漁民胡存庫不到9點就睡了,這是多年漁民生涯養成的習慣。但和以往不同的是,這晚,他睡在岸上借的房子裡,而不是生活了幾十年的漁船上。

在洞庭湖,有很多漁民和胡存庫一樣,吃住都在湖上,在岸上沒有房子,身份證地址一欄顯示的是某“漁業組”,被稱為“連家船”漁民。“上無片瓦,下無寸土,以船為家,終日漂泊”是連家船漁民們的真實寫照。

近年來,長江生態環境惡化,珍稀特有物種資源全面衰退,長江生物完整性指數已經到了“無魚”等級。2019年,國家明確,長江流域重點水域從2020年開始實行10年禁捕,以改善長江流域生態環境。洞庭湖水域從2019年12月20日開始全面禁漁,比國家提出的時間點提前了11天。由於90%的水域面積都在保護區範圍內,洞庭湖將被全面禁止生產性捕撈。

禁漁後,在洞庭湖捕魚幾十年的漁民們將徹底上岸,雖然“萬家漁火”“遠浦歸帆”的美景不復存在,但長江水生生物將得到10年休養生息的時間,漂泊的漁民們也將謀求新生活。胡存庫希望自己以後能成為東洞庭湖的看護員,“我對東洞庭太熟悉了,在湖上待了一輩子,以後也想繼續待在湖面上。”

长江禁渔十年,洞庭湖“连家船”渔民上岸觅新生

1月1日,湖南省岳陽縣東洞庭湖邊,洞庭湖水位下降,眾多漁船擱淺在碼頭邊。新京報記者 韓沁珂 攝

以船為家

在岳陽市區以南,一座形似漁船的小島扁山島坐落在東洞庭湖中,島西側的湖面上,數十條生活船四五成群地停在一起。這些船大多有二三十米長,兩層船艙,是漁民們在湖上的“家”。禁漁政策出臺後,這些船被要求集中停靠,等待拖上岸銷燬。

1月1日一早,在岸上睡了一夜後,胡存庫又冒著小雨回到了船上,“我們全家都是捕魚的,現在都待著沒事做。”

胡存庫一家是洞庭湖區最早的一批持證漁民。40多年前,胡存庫的父親從江蘇來到湖北,先在東洞庭湖以北的黃蓋湖捕魚。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提出對捕撈業實施捕撈許可證制度,全家人舉“船”來到東洞庭,開始“持證上崗”的“連家船”生活。

黃昏撒網,次日凌晨收網,清晨趕到岸上的集市賣魚,順帶買點肉和菜,中午趕回停在湖心的船上吃飯休息,下午繼續整理漁網,收拾漁船。渴了就喝過濾燒開後的湖水,餓了就自己炒個菜或者吃打上來的魚。胡存庫說,“基本一天就撒一網,要一大早趕去集市,晚了就不好賣了。”

漁民的生活和洞庭湖保持著同一節奏。每年12月到次年2月,洞庭湖的水位降至全年低點,魚的數量也隨之減少,漁民們便把網籠下到水裡,隔幾天收一次;3月至6月是禁漁期,漁民就住在船上看船;7月至11月洞庭湖的水位漲至高位,經過4個月的休養繁衍,魚蝦豐沛,漁民也迎來一年中最忙的時間,經常一天沒空吃飯,一兩天不怎麼睡也是有的。

長年的風吹日曬讓胡存庫的皮膚變得黝黑粗糙,指甲和骨節粗大腫脹,留著淺淺的傷疤,那是之前被漁網、鐵皮或魚骨劃傷的印記。頻繁的漁網加工和修補工作也給他和妻子的頸椎和腰椎帶來了損傷,發作起來,疼得幾乎無法移動。

雖然已經對東洞庭湖足夠熟悉,但捕魚依然是個運氣活。“多的時候一天能掙上千元,少時幾十元的也有。” 胡存庫表示,平均下來一年捕魚的毛收入能有10萬左右,除去油錢和網具損耗,能剩下3萬到4萬,基本夠一家開銷。

對於漁民來說,一個戶口就是一條生活船,一般按兩個成年勞動力計算。長大成家的子女要買船、分戶,申請捕撈證,成為一個獨立的捕撈“單位”。

目前,包括胡家在內的共140戶漁民歸屬於岳陽縣城關鎮巴陵市場居委會管理。由於常年住在船上,在岸上沒有房子,胡存庫的身份證地址一欄寫的是“湖南省岳陽縣城關鎮巴陵市場居委會漁業組”。

生活在水上,生活多有不便。手機還不普及的時候,想把漁民召集起來,只能託人傳信。在生活船上的人豎根杆子,上面掛件衣服,告訴不遠處捕撈船上的人趕快回家。現在,漁民們建起了自己的微信群,“一般在群裡通知,有急事就打電話,大家都認識。”胡存庫說。

幾年前,胡存庫花了將近1萬元,給船上安裝了簡易風力發電機和兩組太陽能電池板。2年前,他又投資2萬餘元購入了一組蓄電池。從此以後,他家船上終於有了穩定的電源,可以用上冰箱、洗衣機和電視。

在此之前,船上只有一組蓄電池,由於電池老化,供電不穩定,冰箱經常斷電,電視也用不了,更不用說電取暖裝置。直到現在,船上取暖還是靠燒火盆,燃料就是船上和網具上替換下來的破木頭、舊竹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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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存庫在船上給燈充電。為了用上穩定的電源,他在兩年前購入了這些蓄電池。新京報記者 韓沁珂 攝

船上也沒有WiFi信號,手機流量是很多漁民上網的唯一方式。“流量夠的”,胡存庫用微信傳著照片說。

雖然湖上生活不便,但漁民們對自己的漁船格外愛惜。胡存庫父親的船頭整齊地擺著兩列塑料箱盆栽,粉紅色的花兒在隆冬時節盛開著。妹妹的船艙主體被刷成了天藍色,窗框則是綠色的,窗戶上也掛著碎花窗簾。

要徹底離開曾經精心佈置的家,漁民們有些捨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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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滿鮮花的船頭。新京報記者 韓沁珂 攝

過度捕撈

有“八百里洞庭”之稱的洞庭湖是中國第二大淡水湖,是湖南省乃至全國重要的商品糧油基地、水產和養殖基地。“洞庭湖一帶是魚米之鄉,魚又多又大。”提到當初來洞庭湖的原因,不少漁民表示。

今年50歲的賀易奎是胡存庫的表兄,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在東洞庭湖捕魚。他念念不忘當時魚肥水美的情形,“隨便下網,撈起來就有魚,將近一米長的魚也不稀奇。”

然而,最近幾年,漁民們發現,湖裡的魚越來越少了,鱤魚和火燒鯿已經很難捕到,曾經常見的鰣魚更是早已消失不見。

湖南省水產研究所的數據顯示,洞庭湖魚類資源在上世紀90年代末進入嚴重衰退期,魚類資源從原來的117種下降到107種,漁獲量也逐年下降。

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很多。研究人員認為水工建築、高強度捕撈和環境汙染是造成洞庭湖魚類減少的幾個主要原因。水工建築在阻礙魚類洄游通道的同時,也使得洞庭湖漁業水域大面積減小。湖區漁民的過度捕撈讓漁業資源無法可持續發展。環境汙染也造成大批魚類的魚卵、魚苗死亡。

對於汙染,漁民們親身經歷了洞庭湖汙染和治理的全過程。

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賀易奎發現,洞庭湖沿岸的工廠尤其是造紙廠越來越多,湖水開始受到汙染。他描述,造紙廠的汙水排到湖裡就會形成一條黑水帶,和周邊湖水的顏色對比異常明顯,最寬的地方能有近百米,被汙水泡過的魚聞起來都會有濃濃的化學藥劑的味道。

在汙染最為嚴重的2000年前後,漁民們“只能選在看著沒有汙染的地方駐船,湖裡的魚為了躲避汙水,會集中在乾淨的水域,其實也算方便我們捕魚。”賀易奎說。

公開信息顯示,湖南省開展環洞庭湖流域違法排汙造紙企業整治行動,到了2008年,洞庭湖局部水域水質由Ⅴ類提升為Ⅲ類。

“當年環保治理力度非常大,效果也很明顯。”在漁民們看來,至少湖水肉眼可見地清澈起來,“差不多回到90年代的樣子了”。但魚並沒有變多,這還與過度捕撈有關。

以往,洞庭湖的漁民大多都用“迷魂陣”捕魚,幾十根竹篙連著一張墜有鵝卵石的大網插入湖中,圍住一片水域,只留一個入口,魚一旦遊進“陣”內就再難出去。漁民形容這種方式為“願者上鉤”。漁民們只需花一兩天的時間把“迷魂陣”布好,然後就可以“坐收漁翁之利”。

“迷魂陣”最初是一種捕撈方式的創新,能夠提高捕魚效率,然而隨著漁民人數的增多,迷魂陣也越布越多,甚至連成片,這給漁業資源帶來了極大的負擔。

為保護漁業資源,湖南省在幾年前對洞庭湖區域內的“迷魂陣”進行了全面清理。在那之後,漁民們改用絲網和籠網來捕魚,“威力”小了很多,“絲網和籠網都很小,大魚撈不上來,而且絲網只能覆蓋到水下兩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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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漁民胡存庫向記者展示他曾經用過的“迷魂陣”。新京報記者 韓沁珂額攝

不過,在許多漁民看來,即便是“迷魂陣”,在那些非法盜捕者面前,也不過是“小巫見大巫”。

張新朝是南洞庭湖青山島漁民,他每年都能在青山島周邊看到非法盜捕者電魚,“船上放著電機,三米長的毛竹上纏滿電線,通上電,直接把竹竿插到水裡,人在後面拉網撈就行了。”

張新朝描述,電魚者所到之處,大約一半的魚會被當場電死,翻到水面上來,沒死的魚也會被電成畸形,“以前一條大魚打上來,肚子裡能有4斤魚籽,前兩年被電過的魚都沒有魚籽,那就絕戶了。”

事實上,我國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已經明令禁止電魚、炸魚、毒魚等破壞漁業資源的行為,但這類行為屢禁不止。張新朝表示,普通漁民打半年魚,也就掙10萬元左右,電魚一個多月就能掙20萬,“想快速掙一筆的就來電魚,我們這些真正以魚為生的不這麼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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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電魚船上的設備和被非法捕獲的魚。受訪者供圖

漁民上岸

2019年1月,農業農村部、財政部與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三部委聯合印發了《長江流域重點水域禁捕和建立補償制度實施方案》(下稱《實施方案》),要求到2019年底前,長江水生生物保護區要完成全面禁捕,今後停止所有生產性捕撈;2020年底以前,長江干流和重要支流除保護區以外水域要實現全面禁捕,暫定實行10年禁捕。

根據《實施方案》,禁捕範圍包括青海、四川、重慶、湖北、湖南、江蘇和上海等14省市,涉及退捕合法持證漁船11萬多艘,漁民約27.8萬人。

作為湖南省退捕工作試點區域之一,岳陽全市共有專業漁民2485戶,漁船4609艘。其中,胡存庫和賀易奎所在的岳陽縣有漁民651戶,涉及人數超過2000人。

1月3日,岳陽縣東洞庭湖水域禁捕退捕辦公室副主任何輝向新京報記者介紹,岳陽縣已於去年12月20日零時起實施全面禁捕。目前漁民身份識別、漁船評估工作已經完成,對上岸漁民的安置計劃也在研究討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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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一艘停在湖面上的漁船。 新京報記者 韓沁珂 攝

眼下,對於“連家船”漁民來說,“住在哪裡”是上岸後最先要解決的問題。

禁漁後,40歲的洞庭湖漁民周月圓在距離碼頭步行5分鐘的地方租了老房子,每年租金2000元。房間面積不大,只能放下一張床,一個小櫃子和兩把椅子,一側牆上還掛著正在晾曬的魚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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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民租住的房屋,牆壁上掛著魚乾。 新京報記者 韓沁珂 攝

巴陵市場居委會書記彭成義表示,針對“連家船”無房戶漁民,居委會已經向縣裡提交了廉租房安置方案。同時,他也介紹稱,多數漁民其實已經享受過上岸安置補貼,目前岸上完全無房的漁民不到30戶。

東洞庭湖漁民上岸安置工作已經進行了十幾年。2009年,有366戶無房漁民實現了上岸定居。巴陵社區有40戶漁民被集中安置在漁民新村,另有20多戶被分散安置。2012年,岳陽還針對沒有本地戶籍的專業漁民進行過一次集中安置。

但彭成義也表示,這些年來,已經安置過的漁民家庭也產生了新無房戶。例如,部分漁民為補貼日常開銷將安置房出售,重新成為無房戶。部分漁民的子女逐漸長大成家,安置住房已經不能滿足家庭居住需求。

周月圓的父親趕上了2009年的安置。當年,周月圓剛剛分戶,沒有趕上安置房登記的截止日期,“就差了幾個月。”他一直想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禁漁後這一願望變得更加強烈。

1月3日中午,在岳陽縣城以北4公里樟樹潭的漁民新村,一戶安置漁民家庭正在吃午飯。這間75平方米的三居室中,居住著漁民老夫妻倆、三個兒子、兩個兒媳、四個孫子。

女主人表示,當年分配安置住房時,兒子們都還沒結婚、分戶,沒有分配資格,“現在實在住不下了,我只能去船上住,要不就是回來打地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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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岳陽縣城以北樟樹潭的漁民新村。新京報記者 韓沁珂 攝

原有安置房住不下的情況並不在少數。胡存庫家是和親戚一起合購安置房的。當時,有超過30戶漁民都是同樣的情況。隨著家族成員的增加,現在需要十幾個人共享一套75平方米的房子。由於家裡住不下,胡存庫暫時租住在洞庭湖邊的南嶽坡。

除了住房,漁民們對漁船漁具的回收評估價格也頗為不滿。“我們的生活船就跟你們在岸上的房子一樣,幾乎每天都住在裡面,為什麼你們的老房子就會升值,我們的生活船就要被3.5折處理掉?”胡存庫說。

對此,何輝坦言,此次退捕涉及上岸轉業漁民較多,退捕後的補償和轉業安置給縣財政帶來了一定負擔。他稱,中央和省裡下撥的資金已經到位,平均到每戶漁民大約為10萬元。但目前,從漁船評估結果看,僅漁民的漁船補償一項,平均下來,每戶就將補償超過7萬元,“其他補償,我們會根據縣財政情況儘量給予退捕漁民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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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評估後的漁船。新京報記者 韓沁珂 攝

轉產轉業

“十年禁漁是為了給子孫後代留下漁業資源,好事,只是我們這一代漁民有點慘。”周月圓表示,“洞庭湖生我,養我,給了我生計,不管掙多掙少,還有一份收入,但是現在我的生計沒有了。”

在幾年前聽到全面禁漁的消息時,周月圓就曾經考慮過轉業的事情。他想過做點小生意,但是缺少本錢,也想過考個駕駛證去做民用船舶駕駛員,但是文化水平又不夠高。

他的情況在老一輩漁民中很普遍,不少年紀大一點的漁民甚至不會寫自己的名字。這也成了他們上岸後“再就業”的障礙。

全面禁漁後,青山島的一位漁民找了份瓦工活兒,他的妻子則在縣城的餐館裡刷盤子。做瓦工每天收入160元,“比打魚掙得少多了,但沒辦法,得掙錢,女兒要上學。”他們的女兒正在武漢上大學,他們打算,等女兒畢業後,就搬到湘陰縣城去住,乾點小工養老,或者去女兒所在城市找工作。

在胡存庫、周月圓所在的城關漁業隊和鹿角漁業隊,多數“連家船”漁民還停在原地。“最近要頻繁去居委會領資料,不能去外面打工。”胡存庫表示,“現在一片迷茫。”

有朋友給賀易奎介紹了在工地搬磚的工作,每個月工資3000元,但是他拒絕了。“我都50多了,去了是我搬磚還是磚搬我?”多數年齡較大的漁民都表達了類似的擔憂。

长江禁渔十年,洞庭湖“连家船”渔民上岸觅新生

1月1日,岳陽縣漁民退捕漁船拆解點,被拆解的船還留在原地。新京報記者 韓沁珂 攝

為了讓退捕漁民“退得出”,農業農村部聯合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人社部等10部門,成立長江水生生物保護暨長江禁捕工作協調機制,統籌協調落實退捕漁民過渡期生活補助、社會保障、職業技能培訓等政策。

與此同時,人社部門將退捕漁民全部按規定納入相應的社會保險覆蓋範圍。對退捕後暫無生活來源的專業漁民給予過渡期保障;符合條件的困難退捕漁民,納入城鄉低保救助,對其中特別困難的實行臨時生活救助;對貧困漁民和有返貧可能的漁民,對接精準扶貧。

農業農村部長江流域漁政監督管理辦公室主任馬毅在此前接受媒體採訪中表示,政府不能只考慮讓這批漁民退捕,也要關注就業創業幫扶,退捕工作的總體原則是:退得出,穩得住,能小康。

何輝表示,湖南省對有就業意願的退捕持證專業漁民轉業工作,提出了一系列計劃,包括1次政策宣講、1次就業指導和3次職業介紹。但是近年來的漁民轉業工作效果並不理想,很多轉業漁民最終還是回到了洞庭湖。據彭成義統計,“重返江湖”的比例超過8成。

在他看來,漁民轉業難有幾個原因:一方面,漁民習慣了夜晚忙碌,白天休息,相對自由的捕魚生活,比較難適應每天上班的拘束生活;另一方面,漁民文化程度普遍較低,技術工種無法勝任,普通工種的待遇又遠低於捕魚的收入;另外,漁民是一個相對特殊的群體,針對退捕漁民的專項保障政策還有待完善。

何輝說,現在,居委會和漁政部門也在考慮如何吸引企業參與到退捕漁民轉業工作中,例如是否可以通過向企業提供崗位津貼的方式吸引企業聘用漁民。

近年來,漁民們也意識到不能再讓自己的孩子繼續打魚了,多數70後和80後漁民都很重視下一代的教育。很多人把孩子送到岳陽市裡的全託幼兒園或者寄宿學校,每週或每個月接回家一次。一位漁民的女兒正在長沙上大學,“學的理科,具體是什麼我也不懂。”他說。

胡存庫的兒子也即將大學畢業,讀的是計算機專業。“每個月生活費4000多元。”胡存庫唸叨著兒子花錢多,但嘴角卻不自覺地上揚著。

他自己還是不想離開洞庭湖,這幾年,他一直和東洞庭湖生態保護協會有聯繫。胡存庫希望以後成為保護協會的工作人員,或者成為東洞庭湖看護員,“我對東洞庭太熟悉了,在湖上待了一輩子,以後也想繼續待在湖面上。”

新京報記者 韓沁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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