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家族裡，么爺是個傳奇人物。從很小的時候起，我便斷斷續續地從長輩們口中略知些關於么爺的事情，說是有一年抓壯丁，鄉里按村按戶搞攤派，凡是有男丁的家庭都必須要送一個人去當兵，主動去報到的則罷了，不然挨家挨戶地抓人。那時我的爺爺已經成家，要留在家裡養家餬口照顧老小，於是就由只有十三歲的么爺去衝了壯丁，么爺二話沒說，放下走村串戶的鹽挑子（當時我們富順盛產井鹽，不少的人打小就去鹽場挑鹽，然後四處叫賣，換回些銀錢做家用），就跟著去了，從此便杳無音訊。在那個時局動盪的年代，被強行抓了壯丁的人家不在少數，當時通訊也不發達，失去聯繫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時間長了，如果連書信都沒有一封，家裡人一般都認為是打仗死了。所以，在我的爺爺和太爺爺看來，么爺就是被打死了，家族的人都十分感嘆，可惜了么爺一身好力氣，人家才十三歲，都能挑200斤鹽巴。
么爺的死似乎是得到了證實，因為一直到解放，也沒有么爺的任何消息。死了也就死了，那個年代死個人也不算什麼大事，更何況是被抓了壯丁呢。在當時我的太爺爺看來，么爺的死一點也不奇怪，時局動盪的年月，誰也主宰不了自己的命運，只能算是命中註定。但命運有時候卻總是和人對著幹，你明明已經認命了，它卻冷不丁地出現個轉機。話說土改剛開始那年，鄉里突然回來了個當年被抓去的壯丁，姓莊，只剩下一條殘腿，走起路來左右搖晃，蠻費事。據這個姓莊的鄰村人說，他這條腿就是在戰場上打斷的，部隊走散了，他一個人一邊逃難一邊打聽，走了幾年才找回來的。他的這個經歷按說也無可厚非，但他卻帶回來關於么爺的消息，這就是大事了。他說，當年他和么爺是一起被編的班，從我們從善場出發後，就一邊接受訓練一邊打仗，也不知道具體是在和誰打，反正就是為了活命，沒被打死就算是命大。他說，么爺後來和他打散了，後來聽人說么爺在山西閻錫山的部隊，還做了教官。至於後來的事，他也就不知道了。這個消息對於我的太爺爺來說，要算是個好消息，雖然不知道么爺具體的下落，但總算是知道了他曾經落腳的地方——山西。但很快，我的太爺爺就意識到一種不祥，因為閻錫山跟著蔣介石逃去了
臺灣，如果么爺沒死的話，那是不是也去了臺灣，如果他真的去了臺灣，那我們就和臺灣的國民黨扯上了關聯，這可是說不清楚的。唯一可以相信的是，么爺已經死了。此後若干年，再也沒有過么爺的消息。可以確信，么爺真的已經死了。
如果事情僅僅是發展到這裡，那麼么爺的經歷其實並不複雜：一個農民的兒子被抓了壯丁，一路從四川到山西，經歷過不少莫名的槍林彈雨，最後不知死於哪一次進攻或守衛、正義或非正義。如此而已。
但現實有時候卻是無所不能的，有些事情甚至可以超越我們的想象。在將近三十年後的八十年代初，我們家族卻再次得到么爺的消息，那時我的爺爺和太爺爺早已過世，整個家族裡已經沒有人認識么爺，哪怕是曾經的一面之緣都沒有。消息是鄉郵局歷經輾轉送來的一封信，信的始發地來自北京，落款是個神秘的信箱號，誰也說不出是個啥地方。長輩們反覆地閱讀了那封不長的來信，甚至開了家庭會來研究信裡的內容，最後確認了的確是么爺的來信。誰也沒有想到，這個已經失去音訊幾十年的么爺，居然還活著，而且還在我們的首都北京活著。如果不是來信中么爺清楚記得的家鄉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甚至是一個小地名、一座老宅院，可能誰也不會相信這是件真實的事情。據後來我的父親講，當時一家人集體給么爺回了一封信，信的內容很簡單，除了寫些問候的客套話之外，主要是羅列了一個世系表，這個表詳細反映了從我的爺爺輩開始後的家族的情況，相當於做了一個家族發展報告。這封信按照北京的地址寄過去後，卻沒有再收到過么爺的回信，後來大伯擔心么爺沒有收到，又將信件內容重新寄過一次，但還是沒有收到么爺的回信。
事情發展到這裡，再次戛然而止，關於么爺的話題似乎該結束了。那時候的我已經開始記事，從我的父輩們的談話中，我可以聽得出他們的慨嘆，么爺這輩子不容易，算起來該是將近七十的人了，也許都已經過世了。北京那麼遠，我們能做的，就是在每年清明的時候，給他老人家上一炷香，算作是對他的一種懷念。
說么爺是一個傳奇人物，一點也不算誇張。時間到了1992年的一天，我們村的機耕道突然莫名其妙地開來了一輛草綠色的越野車，人們不知道那是部隊上的車，只是認得有幾個穿軍裝模樣的人攙扶著一個老者，四處打聽這個村子的姓氏和小地名，戲劇的是，當時我大伯居然就在他們面前的茶館裡打麻將。闊別近六十年的么爺回到了家鄉，給這個樸素的村子帶來了莫大的喜氣，再多的言語已經無法表達當時的心情，對於么爺來說，也許連他自己都沒有想到，在幾十年後還有機會回到自己的家鄉，走走家鄉那些熟悉的田間小徑、嚐嚐淡忘多年的農家飯，當然，也許最重要的是和自己從未謀面的晚輩們話話家常。這一年，我已經在外地讀書，關於么爺回家鄉的事情，也是後來聽長輩們的講述，其中被大家說得最為傳神的是，么爺身體硬朗得很，走起路來像個年輕人，還有就是么爺有一把漂亮的摺扇，從不離手，據說這把摺扇是軍委獎勵給他的，上面還有鄧小平的題字。大伯說么爺搖著扇子說話的表情，像電視裡的師爺。
嚴格地說，是1992年么爺的這次回鄉，才使得他和家鄉聯繫上的，此後，么爺和我的父輩們之間才偶有書信上的往來，一個家族幾十年的骨肉離合，終於有了一個圓滿的安慰。對於一個歷經滄桑的老者來說，這應算是莫大的慰藉。
關於么爺的人生經歷，我們誰也不知道，也不想去提及，那些血雨腥風的年代裡所經受過的艱難和困苦，早已經寫進了歷史。可以肯定的是，他所經歷的一定是中國革命的艱難時刻，當然他也見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時刻。直到2012年我在北京參加一個培訓，特意抽空拜訪了這個從未謀面的老人，那一年他已經94歲高齡。當我走進西直門2號院的時候，么爺已經在樓梯口等候，是與我相同的鄉音使我確信這就是我從未謀面的么爺，在離家千里之外的北京，我當時已經無法止住眼睛的溼潤。么爺告訴我，新中國成立後，他就一直留在北京武警總隊，直到退休，這些年來除了堅持去醫院檢查身體和拿藥，其餘的時間要麼是翻看我們的族譜，要麼就是泡上一杯清茶，漫無目的地回憶一下家鄉的模樣。
這是我們平生的第一次見面，也是最後一次。直到前不久，我才從鄉下叔叔那裡得知，么爺已經在去年離開了我們，按照他的遺願，骨灰安葬在通州，那個他曾經戰鬥過的地方。
我相信，關於么爺的故事還有很多，只是我們對他知道得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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