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朝聞道，夕死可矣”出自孔子的《論語·里仁》。對孔子的“朝聞道，夕死可矣”一語，歷史上有不少學者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如朱熹在《集註》裡說：“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近。”在朱熹看來，“道”則事物當然之理。
今天，我們不少人的理解為“早上聽聞到“道”，晚上就算是死了，也沒什麼可怕。”比較多的理解是“早上懂得了真理，晚上就算是死了，也沒什麼不足惜的。”人們比較一致的看法“道”即“真理”。其實，愚以為，這都不是孔子的“道”的本義。
怎樣才能正確理解孔子的“朝聞道，夕死可矣”中的“道”。我們應該首先要對孔子的整個身世進行全方位瞭解。
孔子出身於一個沒落的貴族家庭，家境貧寒，又處於亂世之中。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的大教育家，大思想家，也是一個才華得不到施展的政治家。他一生的政治主張是“仁”、“克己復禮”。但在戰國時期那個紛亂的年代，他的政治主張根本就沒有施展的機會。因此，為了宣揚他的政治主張，而開始了他周遊列國的艱辛之旅。他從55歲棄官離開魯國，一直到68歲，離開衛國返回魯國，前後長達十四年之久。以魯國為原點，輾轉周圍各諸侯國。但他的政治主張都沒有得到各諸侯國的認同，最終只得從事教育事業。
孔子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思想家，首先是政治思想家，面對春秋末年禮壞樂崩，社會失序，面對“無道”的社會現實，孔子也企圖自覺地擔當起拯救時弊的重任。懷著對古帝王的“王道”政治的嚮往，通過閱讀研究“六藝”等古代文獻，加之對當時社會的深刻思考，孔子形成了自己的關心社會治理的思想和主張，並希望躋身於自己的父母之邦——魯國的仕途，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但終生不得實現。正如他自己所說，“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論語·子路》還說，“如有用我者 ，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從這裡孔子的政治雄心可見一斑。
那麼，孔子的“道”是什麼呢？我們縱觀孔子的一生和儒家學說，就會發現，孔子一生的言行和追求都是一個字“禮”，即以禮治國，以禮來規範人們的言行，從而達到淨化社會的目的，“克己復禮”就是孔子政治主張的核心。這就是孔子的“道”。
孔子的“道”不同於佛家和道家的“道”。佛說“道”是“空”，道家的“道”是“無”，佛、道兩家雖然修法不同，但“道”是一樣，就是萬法不離其宗，即大道歸一。“空”、“無”即萬物之本，道生萬物。顯然，孔子的道是不同於佛、道兩家的“道”。
由此看來，孔子“朝聞道，夕死可矣”，我們可以理解為孔子對其一生苦苦追求的慨嘆。既不是朱熹的“事物當然之理”，更不是我們今天理解的“真理”。而是他所孜孜以求的“禮”。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如果早上聽到“禮”的實施，就算晚上死了也不足惜。這正是孔子對他終身沒有實現他的政治抱負的仰天長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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