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陶瓷鑑藏格局因朝政更迭而產生“南器北遷”的相應變化。帝王對歷代名瓷的賞藏，使市場流通珍品更為稀缺。清中晚期，國勢雖衰，但市肆古物交易勃興，宋、 明、清三代名窯瓷器與高古陶器各領風騷，名品被珍同拱璧，購求者花費萬金在所不惜。清 末，來華的歐美、日本等國收藏者也投身於中國陶瓷交易，逞強競勝、推波助瀾，京城成為 全國乃至國際的陶瓷鑑藏交易中心，聲名遠播。
[關鍵詞] 清代 陶瓷 鑑藏 交易
清朝建立後，天下一統，但局部地區戰亂頻仍，特別是三藩之亂，使南方地區處於動盪之中，包括陶瓷在內的藝術品鑑藏無復晚明舊觀。帝王及其他上層統治者，無力顧及藝術品鑑藏。自康熙平定叛亂後，政局穩定，朝廷開“博學鴻詞科”籠絡文人，清朝文化整體上趨於繁榮。陶瓷鑑藏逐步受到了統治者的重視，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深受漢文化薰陶，對鑑藏也格外熱衷，特別是乾隆帝嗜古成癖，將包括陶瓷器在內的古物鑑藏推向高峰。
一
清初統治者雖來自關外，但不似元初蒙古族君主排斥瓷器，而繼承明代傳統，將瓷器納入禮器範疇。清人入關後， 沿用明制，宗廟祭器皆用瓷 [1]，是瓷器受到珍重的重要原因。康雍乾時期，在“南畫北渡”[2] 的同時，青銅器、玉器、陶瓷漆器等也“南器北遷”[3]。清廷通過各種方式匯聚天下古物珍玩，內府蓄藏豐厚，涉及自夏、商、週三代以來的名物重器及仿品，所藏曆代名窯瓷器更是紛繁多樣、數量龐大， 從宋代定、汝、官、哥、鈞、龍泉等古窯器到明代永、宣、成、嘉、萬諸窯名品無所不包。與此同時，還大量仿造宋、元、明各朝瓷器，並不斷推陳出新，以滿足帝王的鑑藏需求。
清順治及康熙初年，景德鎮窯業不甚景氣 [4]，自康熙十九年（1680）始，朝廷派遣督窯官赴景德鎮督造瓷器，景德鎮官窯生產方逐步復興。康、雍、乾時期統治者對御窯廠管理有方，督窯官為提高官窯瓷器的技藝水平做出了重要貢獻，因而清代出現了以督陶官姓氏命名的臧窯、郎窯、年窯、唐窯。其中，唐窯器備受後世推崇。窯名的產生利於瓷器的品鑑與流通，這與陶瓷鑑藏、交易的發展以及陶瓷鑑藏知識體系的建立有極大關係。清盛期御窯廠承繼明代，制瓷技藝更勝一籌，藝術上標新立異、雅俗共賞。康熙時還有劉源等名臣參與設計御用瓷器的器型和紋飾 [5]，康、雍、乾時御窯廠因此達到了歷史的巔峰，如《景德鎮陶錄》中所言“所造俱精瑩純全……萃工逞能，無不盛備”[6]。因此清盛期的御窯瓷器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很高的收藏價值，成為繼宋、明瓷器之後的又一範本。
鑑藏者將清盛期的陶瓷名品視若瑰寶，後世無論官窯、民窯均頻頻仿燒。景德鎮以及宜興、德化、石灣等民間窯場， 也在時代風尚的影響下，推出順應鑑藏需求的產品部分入藏宮廷。舉國上下賞鑑窯器蔚然成風。以揚州鹽商為代表的江淮商賈階層迅速崛起，帶動了南方地區陶瓷鑑藏與交易。陶瓷生產與鑑藏、交易之間的聯繫進一步增強，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至晚清時期，京滬兩地均為藝術品交易中心。但是，民間藏品的數量和質量終究無法與皇家比肩，重要的名窯瓷器仍大量集中於宮廷。
二
明宣德 青花錦紋壯罐（蓋為清雍正時後配）
清盛期，關心陶瓷鑑藏的帝王中，乾隆帝首屈一指，他對宋代定、汝、官、哥、鈞窯器物分外重視，在御製詩中感慨“宋瓷方是瓷”。晚明文人鑑藏古窯器“以汝為冠”，清代依舊。乾隆帝尤愛汝窯瓷器，他曾令御窯廠仿燒，卻感嘆“仿汝不似汝”。乾隆帝一生創作諸多與瓷器相關的御製詩，數量僅次於其所寫的詠玉器詩，其中關於宋代名窯的佔較大比重。一件宋汝窯圓洗底足上刻有 ：
只以光芒嫌定州，官窯秘器作珍留。獨緣世遠稱稀見，髻墾仍多入市求。
從末句可見其知曉定窯、汝窯的歷史，認識到“官窯秘器”“稀見”，且對宋代名窯瓷器的市場流通狀況有所瞭解，而該器上鐫刻與玉相關的“比德”“朗潤”印章，也體現出乾隆帝對汝瓷的珍重。汝窯瓷器絕大多數藏於清宮，在清中期的市場上已如吉光片羽，至晚期更加稀缺，而宋名窯中定窯、官窯、哥窯、鈞窯、龍泉窯等名窯瓷器則比汝窯瓷器多見。乾隆五十八年（1793）馬戛爾尼領銜的英國使團來華訪問期間， 乾隆帝贈送、賞賜英國王及其使團全體成員禮品 130 種，約3000 件，含金銀錦緞及各類奇珍異寶，其中僅有 1 件汝釉器物，而且是專贈英國王的，[7] 可見其珍稀。不僅宋瓷被清代皇家奉為圭臬，明代的永樂、宣德、成化、嘉靖等官窯瓷器亦得到帝王貴胄的垂青。清宮珍藏著數以千計的明代景德鎮御器廠生產的瓷器精品。在清代檔案中也有明確記載，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五月十八日，太監交各式玉器、瓷器 15 件， 乾隆帝傳旨 ：
俱入百什件，重華宮現設碗琰集百什件匣一件，著照樣配做一件，將此玉器磁器裝入，如不足用將先交出入，百什件器皿裝用，先做樣呈覽。
其中包括三件宋、明瓷器：“成窯青花白地小碟一件（木座），宣窯小碟一件（木座口磕）……定窯撇口小罐一件（木座）。”[8]從一個側面透露乾隆時期宮中收藏名窯瓷器的品種、陳設方式、場所等方面的信息。
明代御器廠瓷器在清代被視為瓷器仿燒的範本，乾隆後，嘉、道等朝又將康、雍、乾瓷器奉為楷模。[9] 雍正、乾隆時期，御窯廠仿古瓷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可謂“仿肖古名窯諸器，無不媲美 ；仿各種名釉，無不巧合”[10]。清宮舊藏的宋代至清代瓷器有力說明了清代統治者的鑑藏趣味和審美取向，從清宮養心殿造辦處檔案中可知，雍正和乾隆皇帝不斷將宋代及明代名窯瓷器原物發往景德鎮，或將清宮製作的木樣或畫樣發去，並令“依樣燒造”。如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一件宣德青花錦紋壯罐 [11]，雍正時配燒新蓋， 乾隆時期又對該罐加以仿燒，這足以說明雍、乾二帝對於宣德瓷器的喜愛。據檔案記載，不僅在皇帝所居住的宮殿、書房和所經之處常擺放名窯瓷器，還會大量製作多寶格、百什件以收納各類器物供皇帝賞玩，這在帝王后妃像及描繪宮廷生活的繪畫中也得到反映，如《康熙帝讀書像》《雍正十二美人圖》《是一是二圖》《乾隆吉服像》[12] 等。這些作品出自宮廷畫師之手，所繪瓷器頗為細緻寫實，易於辨識， 有的可與傳世實物相印證。如《雍正十二美人圖》中所見的汝窯水仙盆、三足洗、鈞窯花盆 [13]、宣德紅釉僧帽壺 [14] 等， 實物現藏於故宮博物院、臺北故宮博物院等文博機構。
清乾隆 仿宣德青花錦紋壯罐
帝王好尚帶動了權貴以及文人對名窯瓷器的鑑藏。高官顯貴收藏瓷器在《紅樓夢》中也得到反映。曹雪芹所寫的《紅樓夢》八十回中有九回提到名窯瓷器，包括宋代定窯、汝窯、官窯。其中三次寫汝窯器：第三回描寫黛玉初進賈府， 見王夫人室內陳設，“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几，左邊几上擺著文王鼎，右邊几上擺著汝窯美人觚，觚內插著時鮮花草”；第二十七回描寫王熙鳳室內陳設汝窯盤 [15] ；第四十 回描寫探春所居秋爽齋陳設，也言及汝窯花囊。
除此之外， 還涉及官窯、定窯器物。如第四十回提到“大觀窯”大盤、“土定瓶”；第六十三回寫在怡紅院為寶玉過生日，用四十個“一色白粉定窯的小碟”，盛“酒饌果菜”。這反映了權 貴之家擁有名窯瓷器的狀況，特別通過汝窯瓷器顯示《紅樓夢》中人物身份的尊貴。《紅樓夢》對明代瓷器名品也有記敘，如“官窯脫胎填白蓋碗”（第四十一回）、“宣窯瓷盒”（第四十四回）等。第四十一回寫妙玉在隴翠庵招待來訪賈府眾人，將一個成窯五彩小蓋鍾捧與賈母，後文又多次提及此物。這裡的成窯五彩小蓋鍾即是成化鬥彩瓷杯，《帝京景物略》雲 ：“成杯一雙，值十萬錢矣。”[16] 曹雪芹專門描寫此物，足見雍、乾之際成窯器之不同尋常。據此，不難推測清代盛期上層人士收藏瓷器的大致情形。
清盛期文人對陶瓷器鑑藏較之以往更加專注。雍、乾時期，思想桎梏尤為嚴酷，文字獄不斷，令人心有餘悸，為避免禍患，文人多謹言慎行，不敢涉及時事，對功名心灰意冷， 而將精力轉向考據和古物器玩鑑藏，“因器知政”[17]。在文人士大夫的帶動下，以銅器、陶瓷器為代表的古器物鑑藏自清中葉更為興盛。據清代《河南汝州直隸州歷代統屬考》記乾隆十八年（1753）河南提督學政孫灝詩 ：
官哥配汝非汝儔，聲價當時壓定州。皿蟲為蠱物之蠹，人巧久絕天難留。
孫灝將汝窯與元明以來頗受關注的定窯相比較，一方面凸顯當時汝瓷聲價之高，另一方面說明官、哥、汝、定窯均受推崇， 而定窯仍然是當時鑑藏與交易的標尺。乾隆時期唐秉鈞《文房肆考》卷三中也論及名窯瓷器，說到彭窯“效古定器……不甚值錢”，因藏家對定瓷的追捧，“市肆賣骨董者，竟稱（彭窯器）為定器，非真賞家，嘗以重價收之”，與《新增格古要論》中“彭窯”一節的內容大體相類，進一步說明定窯瓷器在古窯器購藏中的地位。其中，“真賞家”這一稱謂值得關注，該稱謂早在晚明便出現在書畫鑑藏中 [18]，反映文人士大夫對陶瓷鑑藏者身份的認同，體現出古陶瓷鑑藏、交易的進一步成熟。
嘉慶、道光時期，文人對陶瓷鑑藏的熱忱有增無減。與之前年希堯、唐英等督陶官奉命行事有所作為不同，文人不僅從賞玩、鑑別、交易環節間接影響陶瓷發展，還在陶瓷器生產中發揮作用。陳鴻壽在任溧陽縣令期間，常赴臨縣宜興， 在紫砂茶壺設計製作方面主動作為，直接推動了當時及後世宜興紫砂陶的生產、鑑藏及交易。這部分文人雅士認識到陶瓷器是“勞心”與“勞力”的共同成果，良工名匠既要心靈， 又需手巧。他們提升了陶瓷的文化品質與藝術格調，使之更能滿足文人的精神需求，更易於進入上流社會的鑑藏視野。紫砂“曼生壺”[19]聞名遐邇，與宋“東坡壺”、明“供春壺”“大彬壺”及清初的“鳴遠壺”等均成範式，盛傳至今，意義非凡。清末藏家吳大澂等文人士大夫也曾參與設計、製作紫砂壺，無疑有助於打破士、工的隔膜，改變“賤工貴士”的觀念。
三
清 佚名 《雍正十二美人圖》之《博古幽思》（局部一、二）絹本 故宮博物院藏
嘉慶、道光以降，清王朝由盛轉衰，藝術品交易卻日趨興盛，陶瓷賞鑑、收藏也較前代有過之而無不及，瓷器成為晚清古玩市場中交易數量最大、種類最多的品種。這是國內外各種因素綜合作用導致的。其中崇古之風盛行及外來收藏者的推動使陶瓷鑑藏、交易較之書畫，銅器等更為令人矚目。
自咸豐年間，陶瓷器鑑藏已出現“素”“華”並重的趨勢。清代前期即承襲晚明風尚，但一般鑑藏者相對偏愛顏色釉和彩繪瓷，文人士大夫仍珍重高古陶瓷，不僅限於收藏宋元的瓷器，對上古陶器乃至秦漢瓦當等與古字、古代禮儀制度等相關的物品也盡力搜求，這類陶器也現身北京琉璃廠等地的市肆，甚至出現大量偽品。
晚清市場交易的陶瓷品種總體上呈現出五光十色、紛紜璀璨的景象。高古器物與新品、仿品共存，名窯遺珍、缸瓦之器乃至殘瓷斷瓦皆備，國內鑑藏者最愛重的仍是汝、官、哥、定窯器，但名器基本上藏於內府和權貴之家，市肆上殊不易見，但鈞瓷在元明時不似汝、定等窯器受推崇，而在清代卻頗受追捧。
宋代名窯器物在古玩市場中的地位最高，其中，定窯、官窯、哥窯的流通數量均多於汝窯。這與元明兩代的交易品種、數量有相近之處，但鈞窯、龍泉窯在市場上所佔份額相應增加，與清代鑑藏趣味的變化有關。因列強入侵，圓明園內府藏品外流，來華洋人熱衷收藏瓷器，中國陶瓷鑑藏、交易的影響不再限於國內， 也波及海外。清末，中國古陶瓷廣泛流通於國際藝術市場， 並躍升為最受歡迎的中國藝術品。清代陶瓷鑑藏、交易不僅集中於京城，還蔓延到天津、南京、上海、蘇州、揚州、廣州、景德鎮等商業較為繁榮的城市及陶瓷產區。由於國內外多方力量的共同驅動，中國的陶瓷鑑藏及交易終致形成新舊雜糅、中西兼容的格局。
明成化 鬥彩雞缸杯 故宮博物院藏
在國內，社會各階層，尤其是文人士大夫階層中，古器物收藏的參與者增多。晚清縉紳士人 深感國勢日衰但無力迴天，只能借收藏古物而寄情遣性，排解胸中抑鬱。因古玩市肆的勃興和市 民階層的擴大，包括布衣文人在內的普通民眾也能借古玩鑑藏聊以自娛，他們多無力購藏金玉珍玩， 卻可揀選瓦缶之器。
總之，上至名臣權宦，下至士紳商賈，均喜愛古陶瓷鑑藏。如陳介祺、吳大 澂等大藏家所藏古物均有陶器，直隸總督端方也是晚清大藏家之一，號“陶齋”。而京城高官貴胄在閒暇時出入琉璃廠淘寶在晚清漸成風尚。在金石學、考據學的影響下，三代至秦漢陶器上的文 字受到文人士大夫的重視，成為其購藏高古陶瓷的主要動機之一，有關古陶瓷鑑藏的奇聞逸事也 出現在清末民初文人筆記中。如光緒年間，張之洞曾在北京琉璃廠海王村一古董店見一巨型古陶 甕，誤以為真，因對甕上銘文極感興趣，遂以二千金購得，回府後“立招鄂官吏之博雅者來相參考”，且請“名工拓印數百張，分贈幕僚”[20]，可見當時士大夫對高古器物銘文的重視，也足見晚清權貴對陶瓷鑑藏的熱衷已近於痴迷。
清末陶瓷鑑藏、交易空前繁榮，超越以往歷朝，北京成為全國的鑑藏、交易中心。陶瓷器也 與書畫、銅器、玉器、漆器等古物珍玩一道成為以琉璃廠為代表的古玩市場中的熱銷商品。其所 佔份額非同以往，交易品類、數量、價格、頻次等也遠遠超越晚明陶瓷鑑藏、交易較為活躍的江 南地區。商家的專業化程度隨之提高，市場分工更為明確。京城出現了專營陶瓷的古玩店，如德 珍齋、崇古齋、賞奇齋、延清堂等。[21]
自晚明開始，因商業發展、社會矛盾逐步加劇，士人群體中就出現了“棄儒就賈”“士商相雜”的現象 [22]，士、商合流。此後“士農工商”傳統“四民”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清代精通詩、書、畫、印的文人士大夫，已廣泛參與陶瓷器的鑑藏、交易，甚至以買賣瓷器等古董營生牟利。在晚清古玩市場中，一些文人出身的鑑藏者憑藉自身的積累從事陶瓷營銷。有的親自開辦店鋪，如琉璃廠博古齋掌櫃祝晉藩出身文人世家，家境富裕，古物收藏頗豐，因此以父親畢生積蓄開設博古齋，陶瓷是其經營品類之一。也有部分身份特殊的出資人聘請市場上的行家裡手主管經營，如清末內務府總管文索聘請趙佩齋經營其出資開辦的大觀齋。光緒年間新民府知府陳昔凡（陳獨秀叔父）開設崇古齋，請張鴻儒代理經營。同時亦有經過學徒生涯攀上經理職位的陶瓷營銷者，他們雖文化水準不高， 但陶瓷鑑藏經驗豐富。也有部分原經營者既經營又購藏陶瓷， 進而著錄研究。
清末民初北京琉璃廠古玩攤位，可見瓷器所佔比重頗大
自入清以來，鑑藏、交易的繁盛帶動了仿古瓷的發展，官窯民窯爭勝，有益於傳統制瓷工藝的傳承和發展。尤其是對明代官窯名品的仿燒，如“乾、嘉、道歷朝均有‘雞缸’ 之制，款稱‘仿古’，蓋仿成化雲。今日乾隆之雞缸亦已珍同拱璧”[23]。
晚清的古玩市場，古陶瓷供不應求，仿古瓷大量出現，勢在必行。為填補供給方面的缺口，牟取暴利。景德鎮民窯仿品不斷流向北京古玩市場，“肆中陳設珍玩，於樽罍鼎彝之屬及宋，元舊制皆有仿作，佳者幾可亂真”。仿古瓷業在古玩業中佔據著不小份額，在豐厚利潤的驅使下， 琉璃廠仿古陶瓷經營盛極一時，從上文張之洞購假甕一事即不難想見市肆中真贗莫辨的狀況。又如，延清堂經理任雁亭將名窯珍品送至景德鎮仿製後冒充真品銷售，幾年後便成為琉璃廠最富裕的商人之一。
除了完全仿燒古器物，還有“舊胎後加彩”這一造假手段，“緣舊瓷之光素者價值甚廉，且景鎮積年遺物頗多，一經加彩，則冀得數倍之善價”[24]。如劉勉之、李春生、任建候等名匠皆以仿明清官窯瓷器為業， 還經營舊胎後加彩瓷器。琉璃廠文古齋陳中孚專銷“小窯瓷器”（小窯瓷器指贗品和舊胎後加彩瓷器），他僱傭瓷繪名手劉永清製作後加彩器物，再以真品價格出售。此外，還有琉璃廠後加彩名手詹元廣、詹星祥等，經其加工的產品深得洋人青睞。
四
因受到歐美和日本等國鑑藏趣味的影響，適應洋人購藏需求的品種增多，導致晚清陶瓷交易品種變化明顯。西洋人 總體上“貴華賤素”，熱衷於收購色彩鮮明、裝飾性強的瓷器。
早在嘉慶時藍浦在《景德鎮陶錄》就已記載，景德鎮瓷器多被“粵東人”“販去與洋鬼子載市，式多奇巧，歲無定樣”[25]。而日本人更多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欣賞趣味與元明士大夫 更為接近。洋人也頗重宋代名窯瓷器，因此在琉璃廠曾流傳“鈞窯無對，窯變無雙”，還有“鈞窯片瓦值千金”的說法，雖是誇大其詞，但也反映了鈞窯瓷器的價格甚高，即便是鈞 窯瓷片也被購藏，甚至被鑲嵌在紫檀或金絲楠木掛屏上，或 將其做成各種古器物形象，易於清供把玩。
國外藏家亦偏愛 鈞窯，英、法、美、日等國購藏者的購買力是國人難以匹敵的，加之自 17 世紀起中國瓷器大量銷往歐洲，“物離鄉貴”等多重因素導致歐洲的中國瓷器收藏達到高潮，“歐美斐澳，恐後爭先，一金之值，騰湧千百，茗甌酒盞，嘆為不世之珍； 尺瓶寸盂，視為無上之品”，直接影響此後的國際藝術市場。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國外購藏者對中國瓷器的需求依然十分旺盛，他們的鑑藏趣味有共性，也存在差異。晚清時古玩商界流傳著“英國、美國人愛鈞窯瓷器，法國人愛法花釉， 日本人愛龍泉窯瓷器”[26]的說法。除宋名窯瓷器暢銷，明清官窯瓷器在市場中也受到國內外藏家的重視，明永樂、宣德青花，成化鬥彩，雍正、乾隆粉彩是當時較受矚目的品類。如加拿大人福開森於 1886 年來華，在中國居住六十年。光緒二十年（1896）前後，他在琉璃廠收購文物運往美國，交易時多不還價，但因國內商人不知國外行情，要價亦不敢出格。由於英、美、日等國藏家及文博機構對中國古陶瓷有相對深入的研究，能夠充分認識到宋代名窯瓷器的藝術價值， 因此頻出高價購藏官窯、龍泉窯、鈞窯等名窯瓷器。晚清以來，外國藏家在北京琉璃廠等地購藏宋名窯瓷器的故事層出不窮，一件瓷器價格可高達上萬銀圓，能在北京東郊平原購得數百畝良田。洋人所購名窯瓷器最終多流入各國公立博物館或大資本家手中，在國外的成交價更高於中國境內。
由於歐美藏家格外愛重工藝精湛的清代官窯彩繪瓷，清朝康、雍、乾官窯瓷器名品聲譽日隆，身價陡增，在市場上逐漸超越了明代官窯瓷器的價格。據當時人記載，“至於瓷器，康熙十倍宣成，雍乾又倍康熙”。這種現象令國人感慨，震鈞《天咫偶聞》中述及琺琅彩瓷器“以料石為胎，畫折枝花卉，絕無巨者，瓶高三寸，索值五百金，真瓷妖矣”。
《飲流齋說瓷》中記錄琺琅彩瓷“所繪乃於極工緻中饒極清韻之致，以人物為最難得，即繪杏林春燕，聲價亦騰噪寰區， 疏柳野鳧亦殊絕也”“同時仿者，值亦相等也”。清代其他瓷器名品也為西方人所重，價格甚高，“素三彩……西人嗜此，聲價極高，一瓶之值輒及萬金。以怪獸最為奇特，人物次之， 若花鳥價亦不貲也”[27]，甚至“故有明知新制者，亦出重價以購之。聞某西人以數百金定製瓶一對，即此類也”[28]。深諳制瓷之道的文人鑑藏家許之衡對清末瓷器交易品種、價格等方面的記述甚詳，足見這類交易在當時受矚目的程度。
五
清末民初金絲楠木嵌鈞窯瓷片掛屏及局部 葉麟趾舊藏
隨著陶瓷鑑藏、交易的進一步發展，有關著作相繼問世，這對陶瓷研究體系的建構具有重要意義。從中國古代藝術品鑑藏的角度看，陶瓷鑑藏晚於書畫、青銅器，瓷學的產生也遠遠滯後於書學和畫學。從思想內涵的豐富性和知識體系的完整性看，瓷學也遠遜於書學和畫學，但較之 漆器、玉器、金銀器等古代名物的鑑藏與研究則更勝一籌。這源自中國傳統文化“重道輕器”“賤工貴士”的觀念，也與特定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不無關聯。
自宋 以來，涉及陶瓷賞鑑、收藏、交易的記載日漸增多，但相 關內容均散見於詩文筆記中，篇幅有限。有的僅存只言片 語，而未形成知識體系，鮮見獨立成篇的與瓷學相關的著 述。但入清後有了明顯的變化，書畫著錄也出現了對陶瓷 裝飾的記錄，如清代王原祁等人所輯《佩文齋書畫譜》論述： “明代嘉靖官窯花彩有五十多種之多，其彩畫之詭奇，繪事之偉麗，幾於不可方物。”[29]
瓷器畫樣引起文人士大夫的關注，一方面說明瓷繪藝術水平頗高，另一方面反映了清代 文人對瓷畫的鑑賞及其審美偏好。清中期，因陶瓷鑑藏活 動的興盛，亦得益於金石學與考據學的帶動，部分文人在 賞鑑陶瓷之餘還潛心研究，致使專論陶瓷的著作開始出現， 如，雍乾時的《南窯筆記》、唐英的《陶人心語》《陶冶圖說》，乾隆時吳騫的《陽羨茗陶錄》、朱琰的《陶說》，嘉慶時藍浦的《景德鎮陶錄》，光緒末期陳瀏的《匋雅》（初名《瓷學》），清末民國初期許之衡的《飲流齋說瓷》、劉子芬《竹園陶說》等。
其中《飲流齋說瓷》堪謂清末瓷學集大成之作。該書條理分明，內容較為完備，在總結前人知識與個人見聞的基礎上，博覽約取，敘述翔實，而且收集了大量專門的陶瓷學名和俗稱，為後人保留下眾多的歷史名詞與古董術語，至今仍為中外博物館及文物界相沿使用，甚至當作國際通用名，有助於中外文化交流和學術研究，在現代陶瓷學科的形成過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30]
《飲流齋說瓷》中提及“‘柴、汝、官、哥、定’一語為瓷學家之恆 言”，體現出清末陶瓷研究者對於瓷學的形成達成一定共識， 且將相關研究者稱為瓷學家。
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在 救亡圖存的巨大壓力下，儒家“重道輕器”的觀念發生改變， “實業救國”的思想逐步深入人心。變法維新後，知識階層開始“重實學”，既出於個人的遠見卓識和文化使命感，又 為時勢所驅動。曾留學日本、身為北京大學教授的許之衡成為瓷學知識體系的重要建構者，在以他為代表的學人們 的推動下，陶瓷研究逐步被納入近代學術體系之中，所處的從屬地位也得到相應改變，自身獨立的存在價值獲得越 來越廣泛的認同，甚至蜚聲海外，被國外學界所重。如朱 琰《陶說》傳至日本，被鹽田力耕翻譯成日文於 1944 年出版。瓷學的發展促進了近代陶瓷研究與教育的進步，民國前期 瓷學界並稱“南張北葉”的張浩與葉麟趾最早於國內興辦 陶瓷學校、在高等院校內開設陶瓷課程 [31]，致力於培養新型陶瓷人才。陶瓷研究和教育體系的建立推動了近現代中 國陶瓷生產，對陶瓷器鑑藏、交易也不無裨益。
結 語
中國古陶瓷鑑藏、交易對傳承和發展中華傳統文化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陶瓷器相對於金銀、玉、銅器等價格低廉，大多為平民百姓可望亦可及的物品，具有普適性。清代， 陶瓷鑑藏者眾多，涉及社會各個階層，既有清高宗等帝王， 又有陳鴻壽、吳大澂、張之洞等士大夫，還有楊彭年、楊鳳年等工匠，乃至陳瀏一類底層文人。不同社會群體的參與也使得陶瓷鑑藏得到了更為廣泛的認同，有益於古窯器的保存。古代陶瓷交易也促進了相關人才的培養，從清末民初琉璃廠古玩鋪中湧現出來的古陶瓷經營、鑑定者為近現代陶瓷研究的開展及陶瓷學科的建立做出了貢獻。從市肆走向故宮博物院及其他文博機構的行家裡手成為現代中國古陶瓷研究、管理等方面的領軍人物。清代古代陶瓷鑑藏、交易在長期發展過程積累的知識、經驗彌足珍貴，其價值毋庸置疑，至今仍發揮著積極作用。
（吳明娣、常乃青 / 首都師範大學美術學院）
注 釋
[1] 王戈，《清代瓷制禮記：禮制的歸附與傳承》，載於《紫禁城》2006年第 1期，66—67頁。
[2] 劉金庫，《南畫北渡：清代書畫鑑藏中心研究》，臺灣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
[3] 順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掠奪江南私家收藏，其中包括項元汴等藏家的書畫器玩， 後多歸於內府，古窯器理應包含古窯器。參見梁江，《中國美術鑑藏史稿》，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9 年版。
[4] 順治十一年（1654），景德鎮建御窯廠，奉造龍缸，順治十六年（1659），奉造欄板一次，均未成。參見傅振倫著、孫彥整理，《景德鎮陶錄詳註》，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24 頁。
[5]清代御窯瓷器基本上都是遵照內廷所頒樣式進行生產的。康熙十九年（1680）後，御 窯廠窯工們所遵的樣式由內府頒發，原稿出自河南開封祥符人劉源之手，且是在進呈皇帝得到認可後才發往江西的。劉廷璣《在園雜誌》卷一載 ：“刑部主事伴阮兄，河南祥符人。一一在內廷供奉時，呈瓷樣數百種，燒成絕佳，即民間所謂御窯者是也……近日所用之及磁器、木器、漆器，仍遵其舊式，而總不知出自劉伴阮者。”參見王光堯，《中國古代官窯制度》，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2004 年版，180 頁。
[6] 同注 [4]，68 頁。
[7] 這件瓷器名為汝釉八方瓶，其他名窯瓷器包括鈞釉花觚、官釉雙管瓶，未必是宋瓷， 可能為清代仿燒之物。參見秦國經、高換婷，《乾隆皇帝與馬戛爾尼英國首次遣使訪華實錄》，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1998 年版，121 頁。
[8] 張榮，《乾隆朝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 7 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6年版，254頁。
[9] 馮先銘，《仿古瓷出現的歷史條件與種類》，載於《故宮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 1 期，12 頁。
[10]（清）藍浦、（清）鄭廷桂著，連冕編注，《景德鎮陶錄圖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 2004 年版，141 頁。
[11]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藏傳世瓷器真贗對比歷代古窯址標本圖錄》，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版，112—113 頁。
[12] 劉偉，《帝王與宮廷瓷器（下）》，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2010 年版，392 頁。
[13] 劉濤，《宋瓷筆記》，北京 ：生活 · 讀書 · 新知三聯書店，2014 年版，4 頁、19 頁。
[14] 吳明娣，《漢藏工藝美術交流史》，北京 ：中國藏學出版社，2007 年版，129 頁。
[15] 《紅樓夢》第二十七回 ：“……外頭屋裡桌子上汝窯盤子架兒底下放著一卷銀子……”第四十回 ：“……那一邊設著斗大的一個汝窯花囊，插著滿滿的一囊水晶球兒的白菊。”參見（清）曹雪芹、（清）高鶚著，《紅樓夢》，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16]（明）劉侗、（明）於奕正，《帝京景物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240 頁。
[17] 出自清乾隆刑部尚書裘日修的《陶說》序 ：“後之視今，因器以知政，故不獨為博雅君子討論之資矣。”參見陸建初，《古陶瓷識鑑講義》，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185頁。
[18] 如《趙榮祿松竹草堂圖詠跋》言 ：“不識真賞家何以命我。時崇禎辛未歲重陽日。”參見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 4 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 年版，422 頁。
[19] 曼生壺形制古雅，吸收了銅器、瓦當等古器物造型元素，融詩、書、畫、印於一器。是經陳曼生親自設計，再由楊家彭年、寶年、鳳年兄妹等名工製作而成。
[20] 易宗夔《新世說》、卓從乾《杏軒偶錄》、葛庵《清代名人遺事》均對此事有詳細記載， 參見唐浩明《張之洞》，桂林 ：灕江出版社，2012年版，1109—1111 頁。
[21] 吳明娣、範俊卿，《清代北京古玩市場考略》，收錄於吳明娣主編，《藝術市場研究》，北京： 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版，334 頁。
[22]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532 頁。
[23] 許之衡著，葉喆民譯註，《飲流齋說瓷譯註》，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77頁。
[24] 同注 [25]，159 頁。
[25] 同注 [4]，30—31 頁。
[26] 郭豫斌主編，《大師鑑寶：陳重遠鑑寶掌故》，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 年版，108 頁。
[27] 同注 [25]，71 頁。[28] 同注 [25]，159 頁。[29] 同注 [25]，18 頁。
[30] 同注 [25]，9 頁。
[31] 張浩與葉麟趾均曾於光緒年間留學日本，宣統二年（1910），張浩與御窯廠的康達在江西省鄱陽縣高門共同籌辦中國陶業學堂（今景德鎮陶瓷大學前身）。20 世紀 30 年代，葉麟趾在北平大學工學院講授《應用陶瓷》，後在北平國立藝專陶瓷科擔任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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