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漢和鄂州交界處的村莊，一輛鄂A車冒夜雨往前開，被什麼東西擋住了路。父親下車，回來時臉色難看：有人在路中間立了一塊墓碑。“他們怕我們是從武漢逃出來的”，父親的聲音有些激動，“他們不想讓我們從這邊過。”
從恐懼，到擔憂，再到被處處歧視，過去一週內，湖北人經歷了一場心理的漂流。如《人民日報》所說：“抗疫”不能成“恐鄂”，我們唯一共同的敵人是新型冠狀病毒。
好的是，這種狀況正在慢慢改變。
鄂A、4201和武漢口音
1月24日，除夕一早，雲南大理一個村子的停車場，在此度假的郭芮一家遇到了麻煩。一個年輕人過來說，鄂A的牌照不允許開出去！郭芮說，不開出去，我們只是看一下有沒有剮蹭。停車場管理員過來幫忙解釋，他們已經住了很久，沒有關係的。年輕人面露懷疑，說，這個事我要報到村裡去。
半個多月前，郭芮父母從武漢自駕到大理。21日，郭芮所在科學期刊雜誌社放假，第二天，她飛來和父母團聚。當時，武漢的疫情已露出苗頭——單位每天都要量體溫，呼籲大家戴口罩——但“封城”的消息要等到23號才被宣佈。按原計劃，他們一家將在大理度過這個春節。
回到民宿，郭芮正睡午覺，隱約聽到了爭吵的聲響。醒來後，母親神情嚴肅地告訴她，那個年輕人已向村主任舉報。村主任來找民宿老闆交涉，說，湖北來的車停在村口，會讓遊客和本地人激烈反應，我們這裡不允許你們再住。郭芮母親說，讓我們走可以，要有個正常程序，好歹量下體溫吧？村主任說，量不量體溫都是題外話，大理不許你們繼續待了，你們去麗江或者西雙版納吧。
半晌過去，郭芮父親走去停車場，又看到了那位年輕人，正在質問管理員：為什麼還不讓鄂A的車主走？父親氣上頭了，說，我們現在就走。回到民宿，他們一家開始收拾東西。民宿老闆挽留，要不再住一晚，今天是大年三十。父親說，算了，大年三十讓你們被別人吼，添麻煩了。
郭芮一家踏上了歸鄉的路途。
同樣因為“鄂A”惹上麻煩的還有在北京的Andy，這半年她都沒有回過武漢。1月27日，她接到片警電話，說小區裡有人報案，讓她把車挪開。她感到奇怪，車就停在停車位裡，肯定不會擋住誰。她後來才被告知，舉報人只是想找出這輛鄂牌車的主人。她很不舒服，感覺背後出現很多雙眼睛，她的一舉一動都在被監視。
在麗江，55歲的陳先生和太太來到訂好的酒店，卻因為自己4201打頭的武漢身份證，沒辦法入住。警察前來調解，讓他們去醫院做檢查。開了健康證明，警察又說，我們沒法強迫酒店老闆接待你，你們只能自己想辦法。
陳先生找到了一個微信群，裡面都是滯留在雲南的湖北人。群裡有人提供一處酒店式公寓，200多元一晚，收留湖北人。他在26日住進去，第二天一早，周邊居民報了警，警察又趕了過來。酒店外貼了封條，拉起警戒線，警察守在門口。起初，他們被禁止點外賣，飲食問題沒法解決，交涉了好一陣，警察才勉強同意他們點外賣送到酒店前臺。
在海南，武漢口音成為了瘟疫的標誌。1月20號，也就是鍾南山院士說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存在“人傳人”現象的那一天，漢口的小陳一家從武漢飛到了海口。出了機場，小陳母親用“自己覺得還很標準的普通話”和司機講話。司機一聽便說，你是武漢的吧？你們那裡的病好像很嚴重，邊把車窗打開了。
慢慢地，人們談論武漢的口吻嚴肅了起來。在海南西島景區坐遊覽車時，小陳和母親在用武漢話閒聊。後排忽然有人憤怒地說，“都是武漢來的！”她們一下噤聲了。
23日，隨武漢封城，返程航班取消。幾番考慮，小陳決定先帶家人去長沙，想著實在不行，就租車回去。大年三十晚上九點，他們抵達長沙黃花機場。可等入住酒店後，前臺空無一人，店主在電話裡驅逐了她們。母親還不甘心，見隔壁旅館門口坐了個男人，她問，你這裡能不能住啊？男人說，你們不會是武漢的吧？母親又用“非常不標準的普通話”說，我是武漢的。男人說，那我們不收，你趕緊走，你不走我走了。
話畢，男人從前臺消失，轉身往樓上跑了。
消息更新中
此時的武漢城裡，封城的消息仍未傳遍每個角落。1月23日早上9點，武漢大學的快遞小哥張澤下樓，看到房東的房門緊閉，心裡嘀咕：這大爺之前成天開著門，天天找我催水電費，怎麼現在連門都關上了？小吃店裡，人們都戴上了口罩，他吃完一碗熱乾麵，掏出手機一看，群裡在發：武漢封城了。
上樓前，他又去房東門前看了看，還是大門緊鎖，他意識到不對勁了，“房東跑了，他連錢都不要了！”這時，同為老鄉的主管打來電話，說自己今天上午八點多就跑了，時間太緊張，沒來得及叫上張澤。種種跡象下，張澤做了決定，下午就要隨同另一位老鄉回家。收拾東西時，他只帶了三本書同行，其中一本便是福柯的《說真話的勇氣》。
來到武漢出城的收費站，捎他上路的老鄉拍了一段視頻，發了條朋友圈：加油，武漢！張澤感到荒唐：明明人都跑了，卻還在加油武漢。
25日，大年初一下午，武漢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揮部發布了一條公告：1月26日零時始，中心城區區域實行機動車禁行管理。眼看武漢回不去了，剛離開大理的郭芮一家打算趕回鄂州老家。父母的戶口在鄂州，當地還有一套房，從疫情的感染數據來看，鄂州比武漢安全。
一家人開始聯繫各自在鄂州的朋友，朋友們說還沒封城，私家車應該能進來。幾小時後，他們又不斷收到新消息：鄂州可能進不來了。郭芮想在網上核實這個消息，在微博和本地公眾號上，看到的消息都像假新聞，慌亂讓她忘了去看看政府官網。比起武漢能輕鬆查到哪幾個高速還開放，鄂州的信息無處可找。同學發給她一張截圖，她沒讀懂那段表述，上面只說了哪幾個高速口不能進鄂州，可是鄂州到底是不是要封城了？
她懷疑手機導航也跟著禁行令的更新在不斷變動。零點之前，他們始終按照同一條路駛向鄂州，零點一過，那條路線在地圖上消失了。在嘗試了幾條不同的路線、並全部失敗後，她們只好又改道向武漢行進。
零點已過，武漢能通車嗎？這也是個未知數。幾小時前，武漢市的那條公告後面又加了一條：對禁止通行的機動車通過手機短信形式提前24小時告知車主，未接到短信通知的機動車可以通行。收到短信的到底是通行還是禁行？郭芮讀了幾遍才理解，父親沒有收到短信，卻擔心禁行令還會再變。
清晨4點，他們駛入武漢，街上通行一切正常。到家幾小時後，朋友發來微信，說接到通知，鄂州從零點開始全面封城了。事實上，官方發佈的公告稱，鄂州全市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實行交通管制的時間是1月25日14:30。但在此之前，一家人誰也沒能找到一份正式、清楚的聲明，語焉不詳的消息夾雜著恐慌，不斷髮射到他們身上。
鄂州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防控指揮部通告
25日下午四點，36歲的武漢人周陽也收到了“中心城區機動車禁行”的公告。她給社區打電話說，母親有腎病，每隔一天要去醫院做一次透析。目前沒有接到上級指示，社區的工作人員說。電話掛掉了。兩小時後，社區又給她打了回來：是有這個事，但現在一些醫院的透析滯後了，你得去落實，後天是不是確定要去做透析。
透析怎麼能滯後呢？周陽沒有收到醫院的任何通知。透析小組的電話佔線，醫生的電話也佔線。趕不上透析，母親身體裡的水分和毒素就排不出去，“整個人等於泡在毒缸裡”。她舉著手機在房間走來走去，業主微信群在討論社區配車，群裡500個家庭，一臺車，車要留給發熱的病人。
我母親是走不到醫院的，她在那天下午的採訪電話裡一遍遍強調。醫院離她家一站地，但母親的身體只能支撐自己走到樓下的菜市場。透析四年，母親瘦了30斤，每次透析後回到家，要睡兩個小時才有力氣起來吃午飯。
我做好違令上路的打算了，周陽說，逮我那就逮吧。到了晚上，禁行令加上了“短信通知”這條前提，周陽沒有收到短信。第二天一早，她看到街上的私家車飛奔如初。
除夕夜，還在長沙街頭漂泊的小陳一家意識到，所有旅館都不會收留他們了。他們轉身回機場，想著至少要找一個落腳的地方。經過機場附近的派出所，母親說，實在不行我們就報警。小陳走上前問門口的值班保安，我們實在沒有地方可去了，可不可以在這裡住一晚上？保安把小窗戶拉開，聽罷，只說裡頭沒有凳子，坐不了。母親很生氣，你們這麼大地方，連一個凳子都沒有？保安說，你們這個事情，我們也管不了，要不然那邊還有個網吧，你們去網吧住一晚上？
他們最終折回機場。這注定是一個漫長的除夕夜，小陳把所有短袖都穿在身上，裹著外套匆匆睡在了機場的凳子上。
隔天，小陳加入了一個“長沙回武漢”的微信群，看到有人已經從長沙回到了武漢。這時她才知道，直接買長沙到武漢的高鐵票，票務系統上所有票都是灰色的，但如果買經停武漢的車票，就還有回家的可能。她當即買了長沙到安徽六安的車票。上車時，她問乘務長，武漢站能不能下車？乘務長沒說什麼，只讓他們登記。
一個半小時後，列車即將抵達武漢站。廣播裡說，所有想在武漢站下車的旅客都到某車廂裡統一下車。小陳看見，站臺上空無一人，連燈都關上了。兩個女孩開心地向列車員揮手說再見，列車員也開心地朝她們揮手。小陳也輕鬆下來，回到武漢，她不再害怕了，“在外面反而不受待見”。
他們被病毒攻擊，我們被敵意攻擊
早在啟程之初，郭芮一家就說好了，一路只睡收費站，不去找酒店，免得再被驅逐和拒絕。粗算起來，行程24小時，加上過夜，他們在24號下午5點出發，能趕在26號凌晨到湖北。啟程前，他們帶上了棉被、泡麵和剛蒸好的花捲。
我們不麻煩任何人，父親一路都這麼說。可在第二晚，疲勞駕駛讓他在收費站睡過了計劃的時間。朋友之前說，零點鄂州封城，但他們晚了半小時才到邊界。路過一個收費站，父親問工作人員，能進鄂州嗎？工作人員把他們的箱子打開檢查了，說可以。父親又問從哪兒走，對方答，跟著導航走。可導航把他們導去了一條狹窄的泥路，要穿越武漢和鄂州交界的一個村莊。
天下起雨，車向前開，前方出現了一個模糊的輪廓，像有什麼東西豎在那兒。父親停車下去看，回來的時候，臉色很難看：有人在路中間立了一塊墓碑。“他們怕我們是從武漢逃出來的”，父親的聲音有些激動，“他們不想讓我們從這邊過。”
父親想再試試別的路，想起了一條大路可以走。走到大路上，他們的車又被一個警察攔住了。他們解釋了一番前因後果，警察說，不管怎麼樣，就算是你們自己錯過了，現在高速路口已經不對你們開放了。父親掏出身份證，說我們本來就是鄂州人，想要回家怎麼辦？公安說，那你們自己去找酒店等消息吧，鄂州什麼時候不封城了，你們什麼時候進去。父親戴著口罩，警察也戴著口罩，父親上前一步，想再解釋，對方馬上說，你離我遠一點。
一省之隔的河南洛陽，剛從武漢返鄉的李彥青接到了一個陌生電話：“你不要出門，你不要害人。”他覺得莫名其妙，又想起來前一天，武漢封城時，縣城的工作人員給他打過電話，問身體怎麼樣、武漢情況怎麼樣，採集了他的住址、身份證號和手機號。他還收到了同學發來的一份excel表格，裡頭就有那天他登記的全部信息——接下來的陌生電話，他決定統統不接了。
原定的同鄉朋友聚餐也取消了。朋友們向他發來慰問，但結尾總要加上一句：“你不要出門。”李彥青想，這話裡總還是有點嫌棄的意思吧。
馬爾代夫，來自武漢的劉女士在那裡度過了自己的31歲生日。她和女朋友住進7000元一天的“水屋”，水屋建在海上，陽臺上就能看海吹風。晚上，所有星星都清晰地閃爍在頭頂，她想要“一輩子待在這裡”。
四天後，武漢封城，航空公司取消了她們回武漢的航班，她們只得搬入市中心一家“破爛招待所”。此時馬爾代夫回國的直飛航班只能前往廣州或上海。她們飛到廣州後，入住的酒店前臺小姐卻要求她們出示“七天健康證明”。劉女士說，我出門九天了。前臺說，這是公司規定，我也是打工的。
她倆套上三四層口罩，打車到醫院。接待員聽聞來了兩個武漢人，讓她們趕緊站遠一點，“得有兩米以上”。接待員和領導打過電話後，又說，你們得去發熱門診。
明明就沒有發熱，為什麼要去發熱門診？劉女士和朋友回到了酒店，嘗試打110、換民宿均未果，晚上九點，在酒店大堂，劉女士哭了起來。她的哭聲最終招來了黃岡籍的經理，把她們送去了另一家願意收留武漢人的酒店。
箱子裡裝著的還是波西米亞風的長裙，最厚的不過一件薄外套和牛仔長褲。劉女士便開足暖氣，悶了一晚。隔天起來，兩個人臉漲得通紅。有人來敲門，三位穿黃色防護服的衛生所成員進來，拿溫度計往她們臉上掃，顯示38度。又測了腋下，體溫正常。防護人員說，你倆不要激動，不要緊張。
劉女士想換一個有窗戶的房間，酒店工作人員沒露面，把一張房卡放在了她們門口。附帶還有一瓶消毒液，“你們自個兒把裡頭消消毒！”也沒人來打掃了。
兩位女士定了三天房，但她們不知道，接下來倆月都得困在這兒嗎？雖說酒店普通，也得要三百塊錢一天啊。
湖北紅安，快遞小哥張澤搭著老鄉的車，總算是回到了老家。大年初一，親戚給他母親打電話拜年，說的卻是：你們不要來我家拜年了，尤其是張澤。他到市中心溜達，戴著口罩，街上卻空無一人。晚上，他給我們發來微信：
“他們被病毒攻擊，而我們從武漢回來的則是被莫名其妙的敵意攻擊，太魔幻現實了。”
2020年的除夕夜
1月21日，周陽得到消息，母親做透析的醫院要開始接收新型冠狀病毒患者了，那晚，她失眠到凌晨三點。隔天一早，母女倆趕在7點前開車到醫院。站在大門口，母親對她說，你不要進去，我這個年紀了，你還很年輕。“我看著母親的背影，她一個人進去了。”採訪中說到這裡，周陽又一次哭了。
朋友不聚了，門也不能出了，李彥青待在洛陽老家自我隔離，天天玩吃雞、王者榮耀、陰陽師，還看起了《切爾諾貝利》——據他所說：“很應景，也很硬核。”更具體來說，不是待在家，是待在自己的房間。大年三十，父母走進他房間，沒戴口罩。他把他倆推出了房門，再把門反鎖上，衝著門外的父母喊話：“你們不戴口罩，我就不開門。”
年夜飯，李彥青一個人在房間裡吃了碗豬肉韭菜餡的餃子。今年，他也錯過了和父母包餃子的環節。
除夕的凌晨一點，冒著雲南的大雪，陳先生開車到祥雲縣郊區的一家招待所落腳。老闆看到他出示的健康證明，爽快地辦好了入住手續。兩小時後，他被不斷傳來的敲門聲喚醒——他的身份證在前臺登記時進入了系統，趕來的警察在門外要求他起床登記信息。測完體溫，警察站在離他一米遠處，回頭說，最好還是把鄂A的車牌摘掉。
大年初一，陳先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摘掉自己的車牌。他聯繫了拖車公司，把車運到昆明的4S店，然後租車趕赴昆明。
“我是不是真有病？”在雲南搬完行李上了車，郭芮感覺四肢無力，可能是搬東西太費力氣，但她又想，也可能是真的感染了。她上網查資料，發現感染者未必會發熱，難怪村裡人沒給他們量體溫，就斷定一定有問題。
為什麼非要來雲南？出發時她不知道會封城，不知道疫情很嚴重，只想著全家團聚。現在，她忍不住在心裡暗示自己：我是一個潛在的病毒攜帶者，我是一個不安全的人。如果我沒有來雲南，父母是不是本來可以過個好年？被攆走前，村支書來問民宿老闆，這裡住了幾個人？老闆說，兩個人。沒人敢提到她的存在。她想，是我給所有人添了麻煩。
車子開動了，父親的臉更陰沉。從前逢年過節，她家是雲南的常客。早年這裡還沒發展好旅遊業，父親就發現了大理。現在郭芮想，這些感情可能是一廂情願，他們被這座城市當成了一個麻煩。要是主動去找酒店，說不定也能住進去，但父親害怕再一次被拒絕。第一晚，父親憋著一口氣，絕不在雲南過夜。直到凌晨3點，他們到了貴州境內的第一個收費站，一家人蓋上棉襖和被子，在車裡睡了三個小時。
那一晚也是除夕夜，往年的這個時候，郭芮會在手機上收到點不完的新年祝福和紅包，今年什麼都沒有。接近零點，天空綻開了煙花。她把車窗搖下來看，煙花開得特別大。“他們是把歡樂建立在湖北人的痛苦上“，正在開車的父親說。母親把頭扭到了一邊，“我再也不喜歡雲南了。”
手機上不斷有微信湧進來，叫他們別回來，“別回來”三個字刷屏了。父親接到了朋友的一個電話：有些話我們不方便說得太明白，但你們就是不要回武漢。要不我們別回了，有一回郭芮提議說，父親如她所料地拒絕了：如果情況很糟糕，那就是給省外人添麻煩；如果沒那麼糟，我只想回家好好休息。
她知道父親心裡受了傷，不想繼續在外流浪。擔心父親疲勞駕駛，郭芮給他買了很多含著提神的口香糖。一路上，一家人一起玩一個遊戲：看前面是什麼車牌，猜想車主的遭遇。看到一輛浙A，她問父親，浙A為什麼在趕路呢，浙A又不是鄂A。父親說，浙江的防禦做得緊，估計人家不想在外面待了。凌晨兩三點，一輛鄂A開到眼前，父親說，這是跟我們一樣的人，都是被嫌棄的人。
*文中陳先生、張澤、小陳、劉女士、Andy為化名
撰文 | 洪蔚琳、李穎迪、劉詩予
來源：蔚琳 穎迪 詩予 |真實故事計劃
小編的話：如鯁在喉，不知道說什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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