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畿大臣督導省級官員。康熙朝大部分期間，中國劃分為十八個行省，各省由巡撫主政——這十八個省又分成六個單位，各設“總督”一人管轄。省之下置“府”，府下設“縣”，由知縣主政，全國共約一千五百位知縣。當時中國的實際人口數約莫一億五千萬人，粗略估算，平均每位知縣下轄十萬人。知縣在地方皂吏的輔佐之下，負責徵課每年總值約二千七百萬盎司的白銀；這筆稅收徵集自相當於九千萬英畝的農耕地。知縣還負責執行法律與維護秩序，以及初步簡拔受儒家典籍薰陶的年輕學子。這是中國官僚體系獨步於世的特質：經府、州、縣科考錄取者是為“生員”；經省級“鄉試”科考錄取者是為“舉人”；二三百名舉人參加每三年一試的“會試”而及第者，是為“進士”，其中佼佼者，得以高升入帝國的儒學重鎮“翰林院”，從事研究與文藝的工作。舉人與進士大抵能在京城或各省官僚體系中歷任要津，扶搖直上。
對康熙而言，“治”意味著對整體帝國的經濟和文教結構，乃至黎民百姓的生死以及他們人格的啟發與形塑，承擔終極的責任。對康熙治理思想最重要的影響，無疑是“三藩之亂”這場塗炭生靈的內戰，這場亂事緣起於康熙十二年，延宕八年之久。這三位藩王分別是吳三桂、尚之信、耿精忠。朝廷為了酬庸三藩王在崇禎十七年間襄助滿人推翻明朝，在中國西部、南方賜封他們大片領地，他們在各自領地的經略形同獨立王國。康熙十二年，在與“議政王大臣會議”一番唇槍舌劍之後，康熙決定撤藩，讓吳三桂和其他兩位藩王離開他們的領地寓居關外。康熙不顧群臣的極力反對，一意孤行執意削藩，結果正如群臣的示警，掀起了一場羈延多年、民不聊生的動盪，幾乎葬送了康熙的王朝。
雖然亂事在康熙二十年終告平定，但康熙仍以三藩之亂為炯戒，為他的率爾定奪深感自責，並常以此事為殷鑑，申明睿智的決策是何等困難。黎民百姓在動亂期間的哀鴻遍野烙印他的心頭，就如同兵勇的拖沓一樣令他勃然動怒；於是在叛亂敉平後，康熙對領兵興亂的首酋嚴懲治罪。不過，康熙是依大清律例之叛亂刑責裁奪定罪，而非乾綱獨斷。康熙對死刑案件的普遍關切，提醒我們，中國人的斷案並非恣意妄為：大清律例精緻細膩，為各級朝廷命官提供審判時法條解釋和訴訟程序的依據。（類似的管理措施，也存在於一體化、標準化的繁雜課稅機制。康熙五十一年，康熙諭令凍結“丁”稅的稅額，作為後代稅賦的定額標準，以彰顯中國國力的昌盛，並抑止朝廷揮霍無度的開支。）
第三個範疇是“思”。在這一章裡，我們走出皇帝踐行和常理的世界，轉進他在面對史無前例的現象時難以捉摸的反應。根據康熙的認知，成功的思想有賴於心靈的開放和彈性因應。這有別於正統理學家所標榜的嚴守知識法度，揚棄無謂的冥思空想及對道德統整性的堅持。康熙對理學家的學說，自然大表推崇、身體力行，儒家典籍也能琅琅上口，宋朝大儒朱熹的“格物”之理信手拈來，一如他頻頻徵引陰陽法則和《易經》之說；但康熙還稱不上是學識淵博的哲學大師。相反，康熙的特質在於求知慾旺盛，始終浸淫於探索萬物生成與變化之道。終其一生，他在不同的階段對幾何學、機械學、天文學、繪圖學、光學、醫學、音律、代數都表示過興趣；在這些和其他學術領域，推動工程浩瀚的學術和百科全書計劃。他在造訪孔子故里和墓地時的表現，可見他即便在莊嚴肅穆的禮儀場合，也毫不掩飾對知識的渴求；在與羅馬教廷特使的對話裡，我們也可以發現，康熙縱然大發雷霆，也無礙於他對新知的探究。
這位羅馬教廷特使多羅（Maillard de Tournon）的頡頏，令康熙左右為難。自御極以來，康熙即對耶穌會傳教士賞識有加：他對耶穌會傳教士在力學、醫學、藝術與天文技藝的造詣推崇備至，並延聘他們到宮廷主持幾項工程。耶穌會傳教士的製圖家勘繪中國地圖，耶穌會傳教士的大夫於康熙巡幸時隨侍在側，耶穌會傳教士的天文學家在朝廷歷局裡供職。舉凡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安多（Antoine Thomas）、徐日升（Thomas Pereira）等耶穌會傳教士均位居要津，深受康熙寵信，這全有賴於這批耶穌會神甫博學多聞，唯康熙之命是從。但如今多羅捎來訊息，披露羅馬教宗有意欽命一位深受教廷信任的專家為駐北京特使，俾以捍衛教宗的宗教權益，確保中國的“異端”毒素不至於漸次玷汙在華的禮拜儀式，並嚴加約束在華傳教士的行止。康熙的響應態度堅決，在道德和宗教領域，他必須維護中國皇帝的傳統權威：他要求耶穌會傳教士臣服於他，只能由他們當中他所稔知、信得過的人來監督他們。康熙告訴耶穌會傳教士及其他教會的神甫，他們唯有“具結”申明他們瞭解、接受康熙規範的祭祖祀孔儀禮，才得以續留中國。拒絕簽署保證的人將被逐出中土。同時，康熙也斷然否決了教宗在北京派駐個人使節的要求。
康熙將過去視為懸而未決的問題；因此，他對於當今所謂的“口述歷史”深感興趣，執意廣搜博採各方數據，編修前明歷史。為了這項計劃，康熙延攬了一批仍眷戀前明皇帝的異端宿儒，這些人士視滿人為篡奪江山社稷的外族；為了延攬這批儒士編修明史，康熙還破格特開“博學宏詞”科，充分展現了他的彈性與機敏。但是康熙的寬宏大度並未推及斐然出眾的散文大家戴名世。縱然戴名世只是在為前朝著書立說時，嚴守隨心所欲探索歷史這一原則，他還是因文字獄遭康熙諭令處決。康熙的思想終究難以超脫政治的藩籬。
但政治同樣無法逾越肉身的侷限，第四章“壽”這個範疇，力圖刻畫康熙是如何意識到肉體的孱弱，並將這樣的體認轉化為對飲食、疾病、醫學及追憶的癖好。令人詫異的是，康熙竟然公開自曝生理與心理的耗弱——顯而易見，這在某種程度上起因於他意欲博得眾人的同情，並在千鈞一髮之際爭取眾人對他的擁戴，但誠實也是康熙重視的美德。在康熙統治時代的中國，敬老與孝道乃是高度儀式化的行為，必須在某些特定場合透過獨特的儀式、態度來彰顯。或許是自幼雙親俱亡的緣故，康熙時常悖乎尋常地公開流露對祖母與兒子胤礽的情感；從殘存的零星信箋裡可以窺知，康熙這種摯愛之情，無論是公開或是私底下都顯得表裡如一。康熙對於病灶十分敏感：他知曉身體衰弱的跡象是難以遮掩的，但也深知求助醫療之道來克服身體衰弱是人之恆情（若是可行，乞靈於宗教、方術也未嘗不可）。康熙時代的中國，靠著汗牛充棟的診療處方及詳盡藥典的醫療行為，是高度專業化的行業。康熙固然深知肉體之軀終難擺脫日漸羸弱的陰霾，但一如在其他自然科學的領域，這位皇帝也一時興起、沉湎其中，滿足獵奇的慾望。
康熙唯一能抗衡肉體之軀滅亡的是名留青史、垂範萬代。康熙共生養五十六個皇子；其中只有一子是皇后所生，康熙對於這個皇子胤礽寄予殷切的厚望，溺恤有加。胤礽身為太子，受到悉心栽培。但集三千寵愛於一身的胤礽，終難跳脫宮廷拉幫結派的腐敗生活糾纏，滿人貴族的世襲階序因而被打亂。滿人軍事制度是康熙的曾祖努爾哈赤在遼東一手創建的，由名為“旗”的八個軍事單位構築而成，康熙統治年間，八旗制度依然分別由大權獨攬的豪族將領操控。這些將領挖空心思博取皇太子的歡心，他們的圖謀遍及各級滿人官員，甚至漢族封疆大吏也難以置身事外。派系政治構成了第五章“阿哥”的主要內容。
康熙藉助富甲一方、權傾一時的叔父索額圖之力，於康熙八年挫敗了飛揚跋扈的攝政王鰲拜。三十四年後，康熙未經審判即將索額圖投進死監；又五年之後，索額圖的六個兒子也踵繼其父後塵。京城步軍統領託合齊及一干心腹等，也於康熙五十一年遭處死。康熙晚年連番激烈的爭鬥與苦悶不堪的諭旨，引領我們通向愛恨交織的曲折世界，他的殷殷期盼顯然已大大落空；一個向來睿智、幽默的人，瞬時變得既歇斯底里，又冷酷無情。康熙曾暗示自己恐有遭暗殺之虞，還一度揣測愛子胤礽耽溺於斷袖之癖，這點尤其令他生厭：他下諭處死到過胤礽宮邸的三個膳房和若干侍童，密令暗中追查牽連江南鬻童案的“第一等人”，要他的心腹侍衛作證表明永保皇家軀體的“至潔”。但諸如此類的其他事件大抵純屬含沙射影，在“阿哥”這章裡，我們將超脫歷史檔案的記載，深入康熙絕望的內心世界。
在風格、架構方面實驗良久之後，我決定透過康熙之口，以自傳體的形式來剪裁前述各項素材。不過，無論是統整我所蒐集到的零散資料，傳達康熙的率性而為，或勾勒他在公開及私下場合凝思中自我審視的起起伏伏，採用這種自傳體形態似乎是最佳的嘗試（在這方面，現今有幾本上乘的歷史小說，特別是尤瑟納爾[Marguerite Yourcenar]撰寫的《哈德良回憶錄》[Memoirs of Hadrian]；在這本書中，我儘可能忠於史料記載的康熙語言，僅摘選能真實呈現康熙觀點的用語、詞彙、段落，而不刻意加油添醋。（在“註釋”裡，我將一一標明徵引的出處。）由於因緣湊巧，以及皇帝本人性格使然，為後世遺留下的豐碩史料，對我這項智識重建的工作裨益良多。身為滿人的康熙，青少年即學習漢文，他那簡潔流暢、坦率抒發的筆觸，相較於具備豐富語言學養而縱情於綺麗浮誇、好用典故之文學風格的文人（或者皇帝），顯得獨樹一幟。康熙沖齡時即受制於顧命大臣的淫威，使得他與祖母及一班侍衛、大臣異常親近，甚至對顧問行等少數幾位宦官信賴有加。康熙習慣不拘形式地給這些人草擬信箋，1911年清朝覆亡之時，清宮裡發現了數百封以漢、滿文書法撰述的康熙信箋和斷簡殘篇，本書在“附錄一”附上其中十七封寫給宦官顧問行的信函。透過這些信函，我們得以一睹康熙私底下口語化的風格；捕捉康熙的語言神韻，窺視康熙心緒的翻騰和糾葛。這是皇帝思緒須臾間的紓解，通常未經大學士的潤飾，所以能任想法恣意騁懷。在朝代更迭循環的常態下，這些逃過一劫、因機緣巧合而遺留下來的史料，或許可能會因肅穆的“正史”編纂、校勘、付梓而銷燬殆盡。但是，1920、1930年代肇建的中華民國，有批學者不畏帝王身上的歷史塵埃，竭盡所能地蒐羅這些斷簡殘篇，付梓出版。
至於平日經緯國政的編年史，即所謂的“實錄”，就如同清代其餘諸位皇帝一般，也存在於康熙朝時代。“實錄”的記載通常鉅細靡遺，且高度形式化，但康熙倡議簡潔扼要；同時也因為康熙在評斷、講課、抱怨、勸誡時口語化的特質使然，我們可以發現康熙王朝“實錄”的篇幅有所節制。（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依據西方人的算法，總計約有一萬六千頁。）終其一生，康熙共諭令刊印了他三部著作全集，縱使其中不乏可能出自御用文人之手，而非皇帝本人親手所作的制式化文章，但這三部全集包羅了“實錄”不曾收錄的諭旨及迷人詩作。康熙還發展出一套“奏摺”制度，是一種秘密通信的方法，官員透過奏摺可以直達天聽，無須輾轉經過官僚體系；康熙親筆批閱密摺，蓋上個人用印後再將奏摺送回原來上摺子的人。許多有康熙批覽的奏摺倖存至今，其中九冊甫由臺灣的故宮博物院影印出版；此外還有許多滿文密摺尚待校勘。這些等同朝廷日誌的“起居注”，揭示了皇帝經世濟民的獨特觀點，其中有部分也已經付梓。至於康熙的道德觀及種種追憶，則由他的皇子暨皇位繼承人雍正皇帝集結成冊（即《庭訓格言》），於雍正八年間刊刻印行。除此之外，透過康熙時代出使中國的西洋傳教士，以及供職於康熙王朝的耶穌會傳教士的就近觀察，也可以補充上述史料。
再者，更為詳盡的交叉比對數據，也可見諸康熙時代文人、官吏所撰寫的零散但浩瀚的文章和年譜。有鑑於康熙時常巡遊，鮮少維持寡言靜默，也接觸過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有許多人都披露了個人的觀感。他們往往心生伴君如伴虎的畏懼，但也有少部分人是例外的，譬如孔尚任、李光地、高士奇、張英的著述，包含中國史料中向來鳳毛麟角、但在西方史學界卻俯拾即是的貼身觀察：亦即熟稔宮廷生活奇譚異志的男男女女所寫的書信、日記、回憶錄，見聞廣博，甚至流於閒話家常。皇帝無遠弗屆的權力，編纂正史所使用的架構，以及羅織文字獄的陰霾如影隨行，都使得這類實用素材在中國付之闕如。
蘊涵在這些章節編排順序中的是一種編年脈動的概念：始自身強力壯、果敢行動、思慮縝密，乃迄於裝腔作勢的姿態、垂垂老矣的落寞。就此而論，本書幾乎是一本自傳。但從另一種角度觀之，前五章無非是第六章的延伸解釋，而第六章則完全迻譯自康熙本人於康熙五十六年草擬的《臨終諭旨》。康熙透過這份諭旨主要想表達他的內心思緒。幾個月後，當有官員諏詢康熙是否還另有諭旨要頒佈時，康熙雷霆大怒：“朕繕寫一生之事，已備十年。朕言不再之語，已盡之矣。”依據我們的標準觀之，這份《臨終諭旨》是篇短得令人費解的小傳，但康熙並無撰書帝王自傳的祖宗典範，就當時的標準而言，十六頁的漢文已是康熙王朝史無前例最長的諭旨了。設若這份諭旨讀來似有遲滯窒礙之處，且怪異地糅合了陳辭濫調與真摯情感，這可能是因為我們缺乏對康熙的瞭解，而非康熙無能認清自己（這份《臨終諭旨》，恰巧可和康熙賓天后所公佈較為千篇一律的形式化遺詔作一對照。詳見“附錄二”）。因此，本書前五章也可視為康熙用自己的語言進一步闡釋自己這幅晚年速寫。
這種觀察角度容許讀者設定不同的時間結構來解讀本書。本書各部分不僅橫跨了康熙公佈《臨終諭旨》前六十三載的生命歷程，也可壓縮在《臨終諭旨》公佈前流逝的一個小時。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公元1717年12月23日，康熙草擬這份諭旨準備向群臣宣達之時，過往回憶一一浮現。這時接踵而發的事件，令他非比尋常地意識到死亡與歷史定位：嫡母孝惠章皇后日薄崦嵫，他本人苦於眩暈也已有一段時日，雙腳腫脹疼痛不良於行；眾阿哥之間因覬覦皇位繼承而蓄積已久的激烈派系鬥爭，又告死灰復燃。因而本書也試圖闡釋記憶超越時間囿限的巨大力量，嘗試刻畫只消頃刻間集中意念便能喚醒的難得事件。
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在《追憶逝水年華》（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一書的結尾處寫道：“一小時不單只是一小時，它是滿載芬芳、聲律、計劃和心境的花瓶。”他繼續說，“我們所謂的真實，是瞬剎間同時縈繞你我的感受與記憶間的某種和諧。”過往雲煙徒令歷史學家黯然神傷，因為他們自知永遠無法填滿這個花瓶；縱使他們能夠，斷簡殘篇的史料也難以捕捉住這“某種和諧”。
儘管黯然神傷，這並不意味從此就得改弦更張，我超脫語言、時間的桎梏，述說康熙的豐功偉業，進而認識康熙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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