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通俗小說產生以來，就由於其傳播的特性而具有明顯的商品性，這也決定了通俗小說需要不斷地運用各種手段和方法從各方面來促進其傳播。明代後期，隨著城市經濟和商業活動的發展繁榮，這些手段和方法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
(一)內容與形式上
明代通俗小說的口頭傳播媒介在傳播過程中，不斷地有新的傳播形式得以出現和發展。明代後期發展較快的通俗小說口頭傳播形式主要有鼓詞和彈詞等。
在通俗小說的書面傳播方面，書商針對市場需求，在通俗小說的內容和形式上作出了許多調整以促進傳播。
首先，善於把握新的增長點。明代的書坊主人非常關注受眾的需求，對於深受受眾歡迎的歷代傳奇、筆記小說和宋元話本，他們往往會加以選擇、改編。
這一方面是為了更順利地打開銷路，另一方面是因為改編同是敘事文體的文言或通俗小說相對容易。例如“三言二拍”就是馮夢龍“因賈人之請”而對前人作品的改編之作。
對於流傳較少的傳奇或小說版本，他們會千方百計地找到並加以改編刊刻。書商還對深受群眾歡迎的戲曲作品進行改編刊刻，明代許多長篇通俗小說作品都是作者對戲劇、小說、歷史資料、民間傳說等進行綜合、改編、加工而聯綴成篇的。
同時，當一種題材的小說取得成功之後，書商們就會想方設法來加以利用，他們爭相刊印這部小說的不同版本，這在有意無意間會在受眾之中形成一個新的關注點。
其後，仿作、續書和同一題材的作品就會大量湧現，以延續這一熱潮。如《西遊記》刊本問世之後，至明末短短几十年間，就出現了《西遊補》、《二寶太監西洋記》、《二遂平妖傳》、《封神演義》等近30部內容各異、長短不同的神魔小說。
其次，針對和迎合不同的受眾。洪楩在出版《六十家小說》時並沒有明言其針對的人群，但所編六集起名為《雨窗集》、《長燈集》、《隨航集》、《敬枕集》、《解閒集》、《醒夢集》，明顯帶有商業廣告式的暗示。
由於通俗小說書面傳播的受眾大多是接受了封建教育的人，針對於這種現象，書商在通俗小說中加入序跋，以加強宣傳，突出圖書特點，引導受眾來購買圖書。
隨後，書商又把評點引入通俗小說傳播內容之中，進一步來渲染烘托通俗小說的傳播內容，以求使受眾與評點者產生心靈上的共鳴，袁無涯在《忠義水滸全傳發凡》中指出評點能
“通作者之意，開覽者之心也……今於一部之旨趣，一回之警策，一字一句之精神，無不指出，使人知此為稗官史筆，有關於世道，有益於文章”，
以此來吸引更多受眾。胡適認為古人是以“八股文法”來評點通俗小說，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夠拉近圖書與受眾之間的距離，吸引更多人來購買圖書。
為了吸引商人這一消費人群，書商在作品內容和形式上都有所針對。如增加有關商人生活的內容，並且在內容中肯定商人的觀念和生活。書商甚至出版庸俗的、低級趣味的通俗小說，以迎合一些受眾口味。
除了這些方法和手段之外，針對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群，書商還採用注音註釋等方法來吸引這一部分人群。如明萬曆仁壽堂版《三國演義》封面識語：“句讀有圈點，難字有音注，地裡(理)有釋義，典故有考證，缺略有增補，節目有全像”。
這樣為受眾著想的通俗小說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可惜有許多往往言不副實。
(二)成本控制和技術改進上
一些學者在談到明代後期通俗小說刊本的價格時往往要引用《金陵瑣事剩錄》卷一《金統殘唐》記載的這條資料：
“武宗一日要《金統殘唐》小說看，求之不得。一內侍以五十金買之以進覽。”但這一條資料並不能反映出後來普遍流通的通俗小說讀本的價格。
因為在當時，通俗小說還沒有被大量刊印，內侍所購之書可能為藏本，所以價格昂貴。隨著印刷業的發展，這一現象得到了很大改觀。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八記載：“餘少時(嘉靖年間)學舉子業，並無刊本……今(隆慶萬曆年間)滿目坊刻，亦市華之一驗也。”
明代後期，為了適應不同群體的需要，書籍裝幀形式已分成不同的檔次，並且價格也隨之有很大的差別。所以一些人引用萬曆年間姑蘇龔紹山刊本《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列國志傳》“每部紋價壹兩”、日本內閣文庫藏天啟年間“金間載陽舒文淵”刊本《封神演義》封面上“每部紋銀貳兩”的標價來證明明代末年長篇章回小說價格昂貴這一論斷是較為片面的。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甲部經籍會通四》記載：“凡書之直之等差，視其本，視其刻，視其紙，視其裝，視其刷，視其緩急，視其有無。本視其鈔刻，鈔視其訛正，刻視其精粗，紙視其美惡，裝視其工拙，印視其初終，緩急視其時，又視其用，遠近視其代，又視其方。合此七者，參伍而錯綜之，天下之書之直之等定矣。”
在書坊刊刻的通俗小說讀本中，高檔一些的自然印數較少，價格較高。而面向大眾的必定要比這些高檔書便宜，同時，在裝幀形式和材料上也儉省得多。
對於高檔書，書商是通過努力提高圖書全面質量來迎合這一層次受眾的需要。因此，在書稿篩選、刊校質量、版式設計、選紙用墨等方面都處處留意，而評點、音釋等內容的加入，插圖的改良，雙色和多色套印技術的採用、優質紙墨的選用等因素都是為了銷售的需要。
對於低檔書，書坊主人則通過千方百計降低圖書成本，增加圖書銷量來獲取利潤。在刊刻出版過程中：
1.他們盜印別人的書稿。明人郎瑛《七修類稿》卷四十五記載：“蓋閩估專以貸利為計，但遇各省所刻好書，聞價高，即便翻刻，卷數目錄相同，而於篇中多所減去，使人不知。故一部只貸半部之價，人爭購之”。
2.簡省印刷環節。多不請人校勘編輯，書中錯謬頗多。
3.使用劣質刻板。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甲部經籍會通四》：“閩本多用柔木，易就而不精，杭本雕刻時亦用白楊木，他方或以為鳥柏板，皆易就之故”。
4.僱傭價格低廉的刻工。
5.使用劣質的紙墨等。《少室山房筆叢》載：“凡印書，永豐綿紙上，常山柬紙次之，順昌書紙又次之，福建竹紙為下。綿貴其白且堅，柬貴其潤且厚，順昌堅不如綿，厚不如柬，直以價廉取稱。閩中紙短窄黛脆，刻又並訛，品最下而值最廉。”
“燕中自有一種紙，理粗龐、質臃腫而最弱，久則魚爛，尤在順昌下，惟燕中刷書則用之。”
明代制墨技術確實有了很大提高，但書坊所用的墨大多是顆粒較大、質量較差、價格相對較低的次等炭墨，俗稱“煙子”，一斤約為五錢。
此外，書坊刻字還普遍使用易於施刀刻字、上版刻寫的宋體字，並大量使用簡體字和俗字，以提高刻字效率，縮短出版週期；普遍使用牢固結實的線裝，以提高裝訂效率；版面字數越來越密集，並採取縮板或出小字本，以節約紙張成本。
總之，書商想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和方法來節省費用，為的就是降低書價，薄利多銷。明謝肇瀏針對這一現象分析道：
“建陽有書坊，出書最多，而板紙俱最濫惡，蓋徒以射利計，非以傳世也。大凡書刻，急於射利，必不能精，蓋不能捐重價故耳。”
儘管書坊主人運用各種光彩和不光彩的手段降低成本，促進銷售，但這些辦法也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客觀上使得中下層民眾也有能力購買通俗小說，從而推動了明代後期通俗小說的書面傳播範圍。
胡應麟稱：“閩中紙短窄黛脆，刻又並訛，品最下而值最廉。餘筐筐所收，什九此物，即稍有力者弗屑也。”可見書坊刻書影響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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