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世界歷史來到公元十七、十八世紀，美利堅合眾國的建立者來自一群逃離英國君主專制樊籠的囚犯，愛好自由與和平的他們乘坐一艘名叫“五月花號”的輪船進入印第安人世居的美洲大陸，按照自然契約制和“理想國”標準建立了零散的殖民地，後連接成片，經過幾番內外爭奪戰，奠定了現代美國的樣板。這個建立在屠殺和掠奪印第安原住民歷史上的選舉制民主國家相傳已成為全世界愛好自由與和平的人們一心向往的所謂“燈塔國”。
時光倒退到公元前十七、十八世紀，殷商聯盟國的開朝元勳們是一群崇尚“天人合一”、“天地和諧”、“道法自然”的理想主義者和英雄主義者，他們把自身對自由與和平的理想追求、天地和祖先崇拜以及上古神話傳說中的“大同世界”結合在一起，繪出了“普天之下”的原始藍圖。為了這個遙遠的目標，他們忍受個人的不自由和現實的非和平，勇於付出、奉獻、犧牲，以求得集體安全、集體榮耀和子孫後代的幸福安寧。
處於公元前和公元后兩個端點上的文明國家殷商朝和美利堅在長達三十多個世紀的時空隧道中隔海相望，在數十萬年、數百萬年前的人類祖先面前執手相看，殷商朝和美利堅的最大區別在於前者注重集體利益、集體價值、集體自由、集體主義，後者捍衛個人利益、個人價值、個人自由、個人主義，二者都無可厚非，只是殷商朝的歷史比美利堅的歷史更為豐富而坎坷；從歷史比較學和文化比較學本書的角度，二者基本上代表了人類精神在集體權利和個人權利之間的兩極徘徊。
相差不大的是：無論美利堅還是殷商朝，無論是現代還是古代，兩國居民都樂意承認前人的智慧和格局超過今人，拿著各自祖先的格言警句教導他們的後人。他們有的人還熱衷於攀比誰的祖先更偉大，而無視兩國曆史文化既缺乏參照系，也沒有可比性，由此在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神秘主義和實證主義的旋轉門中迷失了自我。
有學者認為，人類的共同祖先盤古這位不世大神既是或不是西方世界的神，也是或不是東方世界的天，只是一位開天闢地的體力勞動者，是“人民創造歷史”和“勞動創造歷史”的合二為一，是人類創造精神的擬人化身，也是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小我”和“大我”、“自我”和“無我”的境界統一。
個人主義在屬性上歸於集體主義，是集體主義的個性化、具體化和最高級，亦即經典馬克思主義所說的“個人的全面的自由發展”及其集體性的“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不是對應的或對立的範疇，而是概念與範疇的關係。人類的原始群居活動、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始終沿著集體主義的軌跡向前進，文明本身是人類集體勞動、集體創造的成果。當人們拋棄集體主義追求個人主義的時候，猶如一個人拽著自己的頭髮試圖將自己拽離地面一樣，這在現有的地球重力作用下是不可能實現的。
從人類學及其比較文化的角度，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朝與三千多年後的美利堅存在著歷史性的驚人相似，純粹個人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勢力抬頭，極端個人自由氾濫，“寧我負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負我”，“在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人類的集體安全、集體權利、集體福祉被拋之腦後，“你醜你先睡，我美我直播”；此二者又互相制約，彼此掣肘，雙方的鬥爭都是為了自己一方擁有更多的資源空間、生存空間和多多益善的個人自由度，而枉顧他方的利益訴求。這在作為造物主的人類始祖盤古大神的確是一樁非常糟糕的事兒。據說晚年的盤古對自己乾的開天闢地工程相當後悔，檢討自己低估了人類的愚蠢和貪婪，為地球社會留下終身遺憾。
殷商末期，各種社會矛盾一體反映在統治階層上層的路線鬥爭上。以帝辛為首而以比干輔佐的的最高改革派和舊貴族、神棍們抱團取暖的聯合反對派之間的明爭暗鬥日趨白熾化，帝辛像他的中興前任們那樣任用了海外歸來的飛廉、惡來和朝歌本土的小人物費仲，遭到了箕子、微子等王公大臣的激烈反對，雙方都爭取位高權重的比干支持。夾在當中的比干左右為難，處境險惡。
身為帝辛-比干改革聯盟的中流砥柱、傳統秩序的維護者和捍衛者，比干既要協調處理對立各方的內部矛盾和衝突，又要顧全大局，確保殷商的江山社稷不受外來侵犯，確保殷商的發展不走僵化保守的老路，也不走改弦易幟的邪路，卻使自己捲進了各方矛盾的旋渦。每一方陣營都在拉他站到己一方的隊伍裡來，藉助他的威望、德才和實力地位打壓敵對方。他不幸地從協調者淪落為各方都不可或缺的棋子以及各方後期矛盾的焦點。他如履薄冰，他小心翼翼，他委曲求全，他在極其危殆的零和博弈中見縫插針，左奔右突，一手反激進，一手反保守，以求統籌兼顧，哪裡還顧得上關注自身的安全和個人利益。這，就是比干當年在朝廷上下的微妙處境。
歷史上，一切求真務實而又有抱負改革熱情和目標的政治家也曾經遇到過比干的處境和體會，正如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他們要承擔無可推卸的領導責任，卻不擁有或難以運用與這種責任相匹配的專斷權力去推動、去促進、去實現他們的理想；權力的本質在於，一旦大權獨攬，理想和目標也就失去了權力者為之奮鬥的意義。一切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其靈魂都是孤獨的，越偉大，越孤獨，因為人們只能看到他們表面的輝煌和榮耀，卻不能探究他們背後為此付出的代價和犧牲。
把“忠孝兩全”、“以死諫諍”、“亙古忠臣”等看上去很美的桂冠戴在比干的頭上，正是出於後人對比干的淺表認識，是對比干精神的誤解、扭曲。比干精神本質是一種殉道精神和自我救贖精神，“天下有道，則以道殉身；天下無道，則以身殉道”。這種精神源於“天地合一”、“天人合一”的宇宙精神、世界精神、人類精神及其與生俱來的責任精神、擔當精神、奉獻精神、使命精神精神，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進取精神和犧牲精神，也是一種原始樸素的無神論和唯物辯證法精神。
比干精神不僅僅屬於中華民族，屬於亞洲文明和東方文明體系，更屬於全人類、全世界，是跨越狹隘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粗陋的辯證法和形而上學、淺薄的無神論和有神論三者之間的人類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精神。而作為普及型、大眾化的世俗文化和民間信仰，後世附著於比干精神的“文曲星”和“文財神”光環是這些精神內涵的延伸，是比干精神之於每一個人“內化於心，外形於行”的個體信仰，也是一種需要揚棄的封建糟粕。一個人無論生前多麼偉大多麼崇高多麼神聖，死後卻只能任由人們（包括但不限於追隨者和反對者）按照自己的意志和理解加以評價，這也是一切歷史人物都避免不了的宿命或命運。
全面的、完整的、準確的比干精神之發揚光大，已然超越了人類現有的知識體系和價值觀系統，歷經三千多年的自我生長與自我昇華，以穿越時空或曰“永劫迴歸”的方式重新展現在人類面前。付出的背後是責任，奉獻的背後是擔當，犧牲的背後是改變，是鼎故革新，是激濁揚清，是永恆的砥礪前行、踽踽獨行、天下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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