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一帶一路”深入推進，稅收在優化生產要素配置、推動商貿合作等方面發揮的作用逐漸凸顯。目前，亟須加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在稅收領域的協調與合作，以促進“一帶一路”建設高質量發展。
段炳德
當前的國際經貿領域面臨諸多挑戰，二戰之後的一些國際經貿制度安排面臨嚴峻的挑戰。與此同時，中國共建“一帶一路”的倡議正得到廣泛的響應，建設進程不斷加速。隨著“一帶一路”建設深入推進，稅收在優化生產要素配置、推動商貿合作等方面發揮的作用逐漸凸顯。目前亟須加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在稅收領域的協調與合作，以促進“一帶一路”建設高質量發展。
稅收合作有助於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地區的經濟治理
一是稅收合作促進國家稅收治理體系現代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水平不一，國家治理能力差異頗大。財稅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支柱，對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稅收治理積累了豐富經驗與治理實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逐漸建立起了與社會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財政體系和稅制體系，特別是1994年實行分稅制改革，中國的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財稅體制基本建立也引入現在的第一大稅種增值稅，這對促進中國經濟產業結構的調整完善，促進中國經濟工業化的快速推進都發揮了重要作用。2018年中國的稅收收入達到15.6萬億元人民幣，投入到民生領域的財政支出佔比不斷提高。高效、透明、簡單的稅收體制不但能夠促進“蛋糕”的做大，還對收入分配的調整發揮二次調節作用，起到分好“蛋糕”的效果。“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可以通過相互學習、對話和協作，學習各方稅收治理的優秀經驗和實踐。中國的稅收發展的實踐和經驗可以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分享，真正實現共商、共建、共享的初衷和目標。另外，稅收環境是一個國家營商環境的重要體現，如果通過優化稅收環境，提供透明簡單高效的稅制安排，從而提高一個國家的營商環境，就能夠更多地吸引外來投資，促進經濟的發展，提升經濟的質量。“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通過稅收合作帶來的稅收環境改善將為沿線國家的營商環境的提升起到促進作用。
二是稅收合作有助於避免雙重徵稅，暢通商貿往來。共建“一帶一路”要實現“五通”，需要大量的商品貿易往來以及服務貿易的輸出、投資和基礎設施的建設工程。2019年1-5月，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超5000億美元，同比增長3.2%。我國與沿線國家貨物貿易額佔同期進出口總額的比重達到了28.8%。2013—2018年，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物貿易總額超過6萬億美元。經貿合作規模的不斷攀升涉及大量的稅收徵收和管理問題。目前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開始響應“一帶一路”的號召，開始走出去，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投資，從事項目建設和園區的合作開發，大量的商業經營活動都涉及到稅收安排，需要了解投資目標國的稅收政策，需要了解中外雙方的稅收安排和政策。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建設的境外經貿合作區目前累計投資300多億美元，上繳東道國稅費約27億美元。這就需要“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有效的稅收徵管協調機制，避免雙重徵稅或多層徵稅，從而推動經濟的合作與發展。
三是稅收合作有助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應對當前和未來的稅收挑戰。目前，各國也面臨一些當前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挑戰和難題，比如跨境電商的徵稅問題，比如數字經濟的稅收問題，比如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問題。另一方面，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像大數據、雲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的快速發展也為稅收徵管帶來新的機遇，帶來新的、更加便利高效的信息化手段，比如2019年11月6日至8日，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稅收徵管合作機制多邊磋商，會議主題為“稅收信息化”。各國面臨的另外一個重要挑戰就是貿易摩擦和逆全球化問題。當前主要發達經濟體頻頻舉起關稅的大棒，WTO機制面臨艱難的挑戰。如果傳統的國際經貿安排逐漸失去原有的活力和效能，那麼新的經貿安排像“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經貿合作作用就會更加重要。因此應該共商減少關稅壁壘，降低稅收負擔，促進貿易暢通。最後，近年來國際範圍內稅收競爭比較激烈，尤其是競相減稅的現象時有發生。國際稅收的交流合作共商機制，有利於統籌國際宏觀經濟政策，避免宏觀經濟政策外溢帶來的負面效應和對全球環境的衝擊。稅收合作能夠提高沿線國家與地區的自主發展能力，推動解決全球發展失衡、數字鴻溝等問題，為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作出貢獻。
“一帶一路”稅收合作取得重要進展
“一帶一路”倡議下的稅收合作取得了一些積極進展。
一是成立了稅收徵管合作機制。2019年4月18日—20日，國家稅務總局在浙江烏鎮舉辦了第一屆“一帶一路”稅收徵管合作論壇。論壇宣告“一帶一路”稅收徵管合作機制正式成立。論壇上19個國家和地區共同組建的“一帶一路”稅收徵管能力促進聯盟。國家稅務總局在揚州還建立了第一個設立於非OECD國家的OECD多邊稅務培訓中心，為超過50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412名稅務官員舉辦了培訓班。
二是避免雙重徵稅邁出了實質性步伐。根據國家稅務總局統計，2015年—2017年，中國稅務部門利用稅收協定下的相互磋商機制，開展雙邊稅收磋商211例，為“走出去”和“引進來”企業消除重複徵稅128.78億元。2019年初，國家稅務總局明確哈薩克斯坦超額利潤稅屬於所得稅性質的稅款，納入可抵免境外所得稅款的範圍。
三是稅收對話持續開展。“一帶一路”的國際對話平臺陸續建立。絲路國際智庫網絡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有關國際智庫發起，2015年10月28日在西班牙馬德里“絲路國際論壇2015”上，由33家智庫、8家國際組織和1家企業正式成立，智庫網絡為財稅對話提供高水平舞臺。中國國際稅收研究會與維也納經濟大學全球稅收政策中心、荷蘭國際財稅文獻局、西班牙財政和公共管理部財稅研究院、國際投資與稅收中心多次開展“一帶一路”稅收交流。
四是稅收服務企業“走出去”初顯成效。中國稅務部門與110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雙邊稅收協定或安排；推出了服務“一帶一路”建設10項稅收措施，拓展國別稅收諮詢等8個方面服務舉措，發佈了81份“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稅收指南等，有力地支持了“一帶一路”合作發展。
完善稅收合作四大機制，促進“一帶一路”建設高質量發展
一是完善對話機制。充分發揮“一帶一路”沿線各國財經智庫的作用，加強對話與往來。促進各國稅收最佳實踐的推廣和傳播，加強各個國家財經政策稅收政策的交流和合作。促使稅收治理合作成為“一帶一路”國際稅收合作的重要支柱。
二是完善協調機制。各國稅收政策主管部門和執行部門應該加強協調，建立長效的合作機制。共同維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稅收治理，促進稅收環境的改善，提升營商環境的質量，降低貿易往來的成本，提升經濟合作的規模和質量。
三是完善服務機制。“一帶一路”是我國新時期對外開放的重要抓手，大量的中國企業，開始抓住“一帶一路”建設的契機，走上國際舞臺。他們對國際金融環境尤其是國際稅收環境還比較陌生，亟須得到稅收政策部門的支持。因此應該建立高效的中國企業走出去服務平臺，利用稅收大數據等技術手段服務中國企業“走出去”。
四是完善預判機制。對有關“一帶一路”建設當前和未來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實行提前研判、提前制定預案、提前進行研究，比如說數字經濟的稅收協商合作問題、比如說未來關於貿易自由化體制的走向問題等。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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