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昱乃滿州鑲白旗人，姓愛新覺羅，他是豪格的十世孫，而豪格乃是清太祖皇太極的第一子，可見其出身之顯貴。盛昱也是清朝滿人中頗有名氣的一位文人，同治九年順天鄉試他考取了第一名，光緒三年的會試他又中了第一名進士。看來，狀元到手已經是十拿九穩的事，然而最終的閱卷大臣卻從他的試卷中挑出了幾個錯字，於是把他放入了二甲。
這個結果卻擋不住盛昱的才氣，後來他坐到了國子監祭酒的重要位置上。雖然這個位置並非黨政要員，然而他卻參與了許多重要的政治事件。翁同龢在日記中多有記載，比如他稱盛昱：“盛伯希祭酒，持論高，究有識見，天潢中俊傑士也。”
看來盛昱不止出身高貴，同時此人也很有見識。為此他給朝廷上了不少的奏章，他在奏章中彈劾了不少的大員。也正因為如此，他也被人利用，比如他的一方奏章就給慈禧用來打擊恭親王奕。這件事改變了朝廷的政治格局，而當初上此奏章並非是針對奕而來者，這個結果他未曾料到。故高拜石在《古春風樓瑣記》中稱：“伯希自甲申一疏，給慈禧用以對付奕，似有愧疚，所以那從前所有疏稿，一律不留。”
然而盛昱的奏章乃是那個時代的名篇，而他的文集中完全未曾收錄，有不少的文人以此為憾。比如奭良在《野棠軒集》中說道：“政府固憎其嗜名，其所上數十疏，或用或不用，率以中旨行之，雖如劾彭之疏，持義正而慮患深，皆不發鈔，人間遂無傳者，甚矣其忮也！公亦不自收拾，其後中表揚太史為刊《鬱華閣集》，皆甲午以後作，以前之菁華鮮矣。而奏議不傳，尤為憾事。”
盛昱所上奏議既然如此有名氣，然而其文中卻完全不曾收錄，顯然他的這些所言太過鋒芒畢露，以至於後人在整理他的文集時，將奏議部分一律摒棄。這種做法顯繫有意為之，在當時的名家就讀出了其中的味道，比如張之洞有一七絕名《讀盛伯希集》，其在此詩中就刻意提出了這樣的疑問：
密國文詞冠北燕，西亭博雅萬珠船；
不知有意還無意，遺稿曾無奏一篇。
張之洞說，盛昱的奏章絕對是北方文人中的上品，但既然如此，為什麼他的奏章在文集中完全未曾收錄呢？這種做法究竟是有意還是無意的呢？以張之洞的絕頂聰明，他當然明白這麼做的真實原因，而他刻意在詩中發此一問，這種明知故問當然是調侃當時的政治氛圍。難怪高拜石將此寫盛昱一篇的題目起為《老佛爺“借刀殺人”》。顯然，盛昱的奏議成為了慈禧左右朝政的工具。
盛昱輯《八旗文》五十六卷，清光緒二十七年武昌刻本
然而盛昱在詩學上也同樣頗有成就，汪闢疆在《近代詩派與地域》一文中將那個時代的詩人分為六派，其中第三派為“河北派”，在本派中汪闢疆舉出的詩家有張之洞、張佩倫、柯劭忞，汪認為這三位詩人可謂河北派的領袖。而他在該派中又特意舉出了多位滿州詩人有成就者，比如寶廷、盛昱、志銳、三多等，而排在第二位的就是盛昱。對於盛昱在詩學上的成就，汪在文中給出瞭如下評價：“伯希祭酒，為親貴中淹雅之彥，雅負時望，嘗與楊鍾羲共葺《八旗文經》。伯希下世，楊氏又刻其《鬱華閣遺集》於武昌，蓋子勤伯希，以中表而投分最深者也。敬禮定文之請，山陽死友之知，兼而有之。伯希詩興趣不及偶齋，然以胸羅雅故，身經世變之故，沉鬱堅蒼，反似勝之。”
盛昱撰《鬱華閣遺集》四卷，清光緒三十一年序寫刻本，書牌
盛昱撰《鬱華閣遺集》四卷 ，清光緒三十一年序寫刻本，卷首
汪闢疆在詩學上更有名的作品則是《光宣詩壇點將錄》，該錄中盛昱排在了“地察星青眼虎李雲”的位置上。
相比較而言，盛昱在史料學方面更有貢獻，他在這方面的特長從小就有顯現。邸永君在其所著《清代滿蒙翰林群體研究》一書中說道：“盛昱少慧，十歲時作用‘特勤’字，據唐闕特勤碑證新唐書突厥‘純特勒’為‘特勤’之誤，由是顯名。”看來在少年之時，盛昱就顯現出在考據學方面頗具天份。故其後來在仕途上受到挫折之後，既而提出辭職，此後，他把大量的時間用在了藏書訪碑方面。
盛昱將自己的訪碑活動主要定在了北京地區，金毓黻在《雪屐尋碑錄敘》中稱：“時出遊衍蠟屐訪碑，復廣覓拓工，裹糧四出，近畿之碑響拓殆遍。”
盛昱乃顯貴出身，他的出行顯然也是浩浩蕩蕩，跟他一同訪碑者有多位拓工，凡訪得之碑他都將其拓下來，所以北京附近有名的碑幾乎都被他拓遍了。這當然是很有價值的田野調查活動。2001年第3期的《文獻》中有劉小萌所撰《北京地區碑刻中的旗人史料》一文，該文中在談及盛昱訪碑活動時稱：“多年蒐集，集腋成裘，蔚為大觀。盛昱既歿，原拓散亡，惟副本尚存，惜當初顧覓抄手謄錄副本時，前後多有錯亂，未及編次，於是經楊鍾羲對副本加以編次，因無原拓可校，整理後的本子仍不免缺訛。楊氏以往歲盛昱贈詞中有‘年年雪屐尋碑’一語，定書名曰《雪屐尋碑錄》。”
《憑山閣新輯尺牘寫心集》四卷，清陳枚選 舊抄本，盛昱舊藏，卷首
看來，盛昱雖然蒐集了很多的碑拓，可惜沒有來得及整理他就去世了。好在他在拓碑之後，將一些碑文錄了下來，他去世後，其親家楊鍾羲對這些碑文進行了整理，而後起名《雪屐尋碑錄》。然不知什麼原因，楊鍾羲也未曾將這部重要的史料予以出版。劉小萌在其文中寫道：“《碑錄》整理後印行未果，日本學者內藤湖南聞訊輾轉尋訪，將書稿攜歸東瀛，然未及印行而身歿。及30年代金毓黻編纂《遼海叢書》，始由日本友人處借得書稿，編入第五輯印行。”
看來，《雪屐尋碑錄》的出版跟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的尋找有一定的關聯。關於此稿尋找的過程，榮新江、朱玉麒輯注的《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一書中收錄有倉石武四郎所撰“《雪屐尋碑錄》代跋”，該文中首先稱：“憶及昭和四年（1929，編者按，原文、原譯均作五年，誤）五月，高雄義堅君遊覽江浙畢事，北來訪餘於北平東城之旅舍，交餘一小紙片，上書‘盛伯羲《雪屐尋碑錄》’等字。蓋內藤先生於別高雄君時匆忙錄示者也。據君言，先生命餘探訪此書之存否雲。”
看來內藤湖南是通過間接的關係，託留學生倉石武四郎代為尋找盛昱的訪碑稿本，他想知道盛昱的這部手稿是否仍然存世。內藤湖南為什麼對該稿有著這樣濃厚的興趣呢？原來內藤先生曾寫過一篇《盛伯希祭酒》，發表在了《支那學》第一卷第十一號上。內藤在此文中說：“祭酒晚年殊好探求北京附近之史蹟，常作尋訪金石之旅行，其詩集中有為探訪北京西北之懷來縣附近之釜山所作之詩，釜山即古昔黃帝集會諸侯合符之地。而其旅行所得即著錄於《雪屐尋碑錄》者是也。”
內藤湖南是何以知道盛昱做過這樣一件重要的事情呢？原來他是看到了楊鍾羲在其所撰《雪橋詩話》續集卷八中一段記載：“光緒戊戌（二十四年，1898），伯希表兄為釜山之遊，有詩云：‘我來為釜山，釜山土一抔。稚柏僅百株，一鬆無匹儔。軒轅朝群后，胡為來荒邱。山顛有立石，或者紀號留。公玉圖不見，金碧佛宮幽。林木無翳障，傑閣凌清秋。東望盡滄海，百靈歘來遊。至德在平易，毋以高深求。’伯希晚年常作近遊，往來於徐河溝水間也。”而《雪橋詩話》卷十二中，楊鍾羲又明確地說：“惟《雪屐尋碑錄》副本尚在餘行篋。”
《憑山閣新輯尺牘寫心集》四卷 清陳枚選 舊抄本，盛昱舊藏，序言
看來，正是這句話讓內藤湖南找到了線索，於是他輾轉通過日本在華留學生去探訪楊鍾羲，以便了解該書是否尚在人間。而倉石武四郎卻並不認識楊鍾羲，然他不負重託，輾轉通過各種關係終於得見雪橋先生。他最終是在某場宴會上得以認識馬衡，而後經過馬衡的介紹他認識了楊鍾羲的弟子尹奭公，經過尹的介紹他終於見到了楊鍾羲。幸運的是，《雪屐尋碑錄》的錄稿確實在楊的手中，而那個時代因為沒有複印技術，倉石武四郎就請同學費半年時間，將該稿抄錄一過。抄錄完畢後，他又請楊鍾羲予以了校對，之後他將此稿呈現給了內藤湖南,可惜內藤湖南也未來得及出版就去世了。後來，金毓黻又從內藤湖南後人處把這部手稿抄錄了回來，最終才將此收入《遼海叢書》中。而盛昱費多年功夫整理出的碑錄，總算心血沒有白費。
盛昱在訪碑之餘，他的另一大愛好就是藏書。然而盛昱的藏書方法卻很特別，因為他去參加一些書商的競標封貨，而這種活動原本僅有書商才有這樣的資格，不知盛昱何以能參與其中？繆荃孫在《琉璃廠書肆後記》中寫道：“舊友日日來廠者：朱子清、孫銓伯、黃再同、沈子培、子封、徐梧生。若盛伯希、王廉生，間或一至，來則高車駟馬，未及門而已知。至潘翁諸老，則耑候廠友之自送，罕見蒞肆。伯希辭官以後，探得打磨廠興隆店，外來書賈貨車萃焉，五更開市，各書陳列於地，論堆估值，廠友悉趨之，伯希時時襥被往宿，遂得宋本七十卷之《禮記註疏》、《杜詩》黃鶴注、舊鈔《儒學警悟》。餘因伯希而往，亦得舊鈔《武溪集類編》、《長安志》。同日子培得《馬天造象》原石拓本，後餘又得宋本《範文正集》、元本《柳道傳集》、正統本《蘇平仲集》，價廉於廠肆。近無此事，店亦無矣。”
看來，盛昱買書頗為氣派，他騎著高頭大馬，呼朋喚友地前去買書。而這位舊王孫也真能上得了廳堂下得了廚房，他聽說外地有書一早就運到京城，而盛昱竟然打著撲蓋卷早早去等候。僅憑這一點盛昱堪稱一位標準的書痴。
可能正是因為這樣的愛書心切，也使得他有時會表現出蠻不講理的王爺氣概。葉得輝在《郋園讀書志》卷二《說文注鈔》跋中記錄了這樣一件事：“是書原有三冊，得之都門廠肆，因往他肆觀望，為宗室伯兮祭酒持其一冊以去，坐索不與。先是，餘得元刻陸森《玉靈聚義》，已議值矣，為祭酒強得。又得宋贛州張之綱校刻《文選》七本，祭酒持去二本，餘又以全冊讓之。祭酒嗜古有癖，而不近人情。既得《文選》，以為此二冊可以挾持，餘惡其奪取無理，因攜此二冊而歸。”
《說文注鈔》一書原本有三冊，葉得輝在琉璃廠看到了該書，可能是為了壓一壓書商的價，他看完後就接著轉別的書店，等其返回時，其中的一冊已經被盛昱拿去。葉向盛索要，盛就是不給。按理來說，葉得輝沒必要為一部書得罪這位滿州名人，但在此前，盛昱已經做過多次這樣的事。此前，葉一忍再忍，因為盛昱每次拿走其中一冊之後，葉只好把剩餘的部分也讓給盛。而到如今他忍無可忍，決定不再退讓，他還是把剩餘的兩冊買了回去。
盛昱的這種做法，哪怕放在今天，也確實不是個好習慣。書界不成文的慣例，乃是某人拿起某部書，旁人若喜歡也不應當搭話，而是當對方不要時，後一人方可接著談價。盛昱的這種所為顯然是有違業內規矩，但因其出身之顯貴，少有人敢跟他計較。而今碰到葉得輝這樣的愛書之人，也只好落個誰也不全的結果。
國慶
但也正是盛昱這樣的買法，使得他的藏書質量頗高，有很多他人難得一見的珍本。然盛昱卻對自己的所藏頗為吝惜，除了特別好的朋友，他絕不拿出示人。葉得輝所撰《藏書紀事詩》中寫道：“伯希精本最多，不輕借人，於鼎芬最厚，函去書來。一日往借宋本呂穗卿《莊子解》，不許，再求之，限三日，不能畢又寬兩日，手錄其序還之，曰：‘吾日以淨布鋪几上，洗手乃閱，夜則置諸枕邊，恐有遺失。’伯希笑曰：‘借書若此，可以託孤寄命矣。’”
以上的這段話，乃是梁鼎芬所言，而梁跟盛昱的關係最為密切，即便如此，梁向盛借一本書，他也不答應。但盛經不住梁的軟磨硬泡，終於答應將《莊子解》借給他看三天。而梁在三天的時間內無法將該書看完，經過請求盛又寬限了兩天。盛小氣到這個份兒上，也真是少有。但他所藏之物是否真的都那樣好呢？按照相應的資料記載，他也有打眼的時候，徐珂所撰《清稗類鈔》鑑賞類中有這樣一段記載：“盛伯羲祭酒昱與王文敏公以風雅相尚，偶得精良之品，輒相傳觀。然諸骨董各因以贗物相欺者，亦時有之。聞嘗得戴文節畫，鹹相擊賞。久之，有人審視年月全謬，乃知偽物也，彼此相顧悵訝者久之。然有人言名畫之偽者，相約一例，必留一破綻，俾有識別，如年月地方必有一二處故為錯謬。揚州人作偽者，皆有此習慣也。”
這堵老牆不知跟意園有沒有關係
戴熙乃是清代著名的畫家，某天，盛昱跟王懿榮見到了戴熙的一幅畫作，兩人認為該畫乃是戴的精品，過了很久，有人發現該畫中落款的年代完全不符。這個結果讓盛跟王頗為驚訝，既然此畫偽造水平如此之高，那為什麼還把年款寫錯了呢？徐珂在文中稱，這種作法乃是偽造者的盜亦有道。因為他們在偽造名畫之時，故意在年款上留下一些破綻，以便讓後人能夠區分出原作還是偽作。古人造假也要講良心，看來比今天的偽造者的道德水準高出了一大截。
雖然偶有打眼，但盛昱所藏確實質量很高，並且他的藏書有很大的數量。盛昱去世後，他的藏書被其養子善寶出售。而莫伯驥曾前往盛昱家中去看書，莫在《儒學警悟》一書中的跋語中寫道：“憶壬子之春，宗室盛祭酒遺書散出，餘就意園中視之。北室五楹，南室三楹，鈔刻新故，錯雜紛糅。賈人第其甲乙，標為籤記者凡百有七十號，上者充棟，下者委地，曾不之惜。即炫赫一時之宋刻《禮記正義》四十巨冊，宣綾包角，藏金箋，亦散置幾下，高可隱人。餘竭一日之力，視其刻之古者，鈔之善者，校勘之有名者，粗籍於小冊中。曾不匝月，而駸駸為廠市巧計纂取以盡。”
舊味仍在
由此可見，盛昱藏書量確實很大，而其最有名的一部書則是宋刻本的《禮記正義》。李盛鐸在《禮記正義》一書的跋語中將該書稱為：“註疏合刻第一祖，又為海內第一孤本。”此書當為鬱華閣中之白眉，鄧之誠所撰《古董瑣記》中有《盛伯希收藏》一文，此文首先稱：“盛伯希祭酒，自謂所藏以宋本《禮記》、《寒食帖》、刁光胤《牡丹圖》最精，為三友。身後為其養子善寶斥賣，至今意園已為日人中山商會所有，蓋無餘物矣。”
鄧之誠在這裡列出了盛昱生前自認為最佳的三件寶物，其中《禮記正義》為書，《寒食帖》乃是碑帖，而《牡丹圖》當為繪畫作品，如此說來，盛昱也知道自己的藏書最佳者乃是這部《禮記正義》。但他去世後，這三件寶物都被賣了出來：“三友以壬子夏歸於景樸孫。後《禮記》為粵人潘明訓所得；《寒食帖》歸於日本人菊池惺堂；《牡丹圖》初歸蔣孟蘋，復賣於美國人。”
這部著名的《禮記正義》最終歸了上海的大藏書家潘宗周，其實在此之前，這部書歸了二公子袁寒雲，而後袁因為缺錢才把該書賣給了潘。這部書也成了潘的鎮庫之寶，他得到這部書後將自己的堂號起名為寶禮堂，而此堂號就是因該書而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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