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面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未來20年直至2050年，社會主義新中國是不是仍然處於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呢？從國內外形勢發展來看，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從國際上看，已經具備最主要的客觀條件，具體包括五點：一是2008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爆發國際金融危機；二是哪裡有壓迫，哪裡有剝削，哪裡有分化，哪裡就有覺醒、就有反抗、就有鬥爭，這是歷史發展的鐵則；三是蘇聯亡黨亡國和美國這兩個不同類別的反面教員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深刻昭示；四是第四次科技革命已經拉開帷幕；五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代表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仍在發展。從國內看，最主要的依據就是新時代黨的正確的思想政治路線進一步確立。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黨的領導，我們這個大黨大國就會在戰略機遇期有大的作為。“和平、發展、共享”是爭得未來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時代旗幟。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21世紀頭20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黨的十七大報告和十八大報告大體上維持了黨的十六大報告的提法。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當前，國內外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複雜變化，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 21世紀頭二十年即將過去，從整體上說，我國各個方面的建設取得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說明，黨的十六大報告關於21世紀頭20年重要戰略機遇期的論述是完全正確的。習近平在2019年新年賀詞中明確指出,放眼全球，我們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判斷十分重要、重大並完全正確。在這百年未有大變局來臨之際，未來20年直至2050年，社會主義新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之前的發展，是不是仍然處於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呢？
一、什麼是重要戰略機遇期？
不少人現在正在思考黨和國家的基本理論、宏觀戰略以及未來的戰略機遇期等眾多問題。有人認為，未來的戰略機遇期將更加令人翹首以待；有人認為，未來的戰略機遇期行將結束；有人認為，機遇與挑戰同在，關鍵是看我們主觀如何應對;等等。
在可預見的未來的一段時間內，我國是不是仍然處於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重溫毛澤東1936年12月完成的著名軍事和哲學著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指出：“戰爭的勝負，主要地決定於作戰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這是沒有問題的。然而不僅僅如此，還決定於作戰雙方主觀指導的能力。軍事家不能超過物質條件許可的範圍外企圖戰爭的勝利，然而軍事家可以而且必須在物質條件許可的範圍內爭取戰爭的勝利。軍事家活動的舞臺建築在客觀物質條件的上面，然而軍事家憑著這個舞臺，卻可以導演出許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來。”這為我們分析戰略機遇期提供了方法論指導。
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所說的“戰略機遇期”中的“戰略”，借用的應該是軍事術語，可以說，戰略機遇就是確保戰爭勝利所必需的一切客觀與主觀條件的總和。黨的十六大所說的戰略機遇期的本意，可能是特指我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和平建設時段。隨著黨的十八大的順利召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的時代賦予中國共產黨以新的歷史使命。我們的總任務是在21世紀中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週年的時候，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如果黨的十六大所提的戰略機遇期的本意是特指保障我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和平建設的時段，隨著我國國力的逐漸壯大和世界格局的變化，現在應把戰略機遇期原有的內涵擴大為確保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段。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我國是不是仍然處於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這主要取決於國際及國內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業已存在的客觀條件，同時，還取決於世界各國特別是一些主要國家和地區尤其是我國領導者主觀指導的能力。中國共產黨成立近百年以來，新中國成立70年來，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們之所以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中取得全球矚目的巨大成就，既有客觀條件的形成與具備，更有主觀能動性的充分發揮。之所以用“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而不用“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的提法，就是旨在說明最終成為事實的戰略機遇期是客觀自在與主觀努力的高度統一，而絕不是事先就已確定的結果。最終的結果既不是守株待兔自然等得，也不是別人廉價施捨索得，更不是犧牲不應犧牲的長遠根本利益苟得，而是用勤勞、智慧、勇氣奮力拼搏贏得。只要正確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即使原有既定的客觀條件向不利方向發展，但正如毛澤東所說：“往往有這種情形，有利的情況和主動的恢復，產生於‘再堅持一下’的努力之中。”這進一步說明，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並不是事先就能完全認定的，一定的客觀條件具備後，人的因素往往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我們不僅要為自己拼力贏得眼前的戰略機遇期，而且要為後人的戰略機遇期打下更為堅實的基礎，絕不能“崽賣爺田心不痛”，也不能“爺吃子孫臉不紅”。“前人栽樹，後人乘涼”是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更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高貴品德。同時，我們還應認識到，戰略機遇期中的機遇與挑戰不是固定不變的，它們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原有的挑戰，若應對得當，可以轉化成機遇；若應對失當，機遇也可能轉化成挑戰。
戰略本屬於戰爭的範疇。毛澤東曾指出：“歷史上的戰爭分為兩類，一類是正義的，一類是非正義的。一切進步的戰爭都是正義的，一切阻礙進步的戰爭都是非正義的。我們共產黨人反對一切阻礙進步的非正義的戰爭，但是不反對進步的正義的戰爭。” “革命戰爭是一種抗毒素，它不但將排除敵人的毒焰，也將清洗自己的汙濁。”一般說來，戰爭不利於和平建設，但能打贏特定條件下的戰爭，反倒有利於新的和平建設戰略機遇期的形成。抗美援朝就是這樣的正義戰爭的典範。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是，不反對戰爭，只反對非正義戰爭。比如，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我們當然會盡最大的誠意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祖國，但如果臺獨分子膽敢以任何形式將臺灣從祖國分裂出去，我們決不會放棄使用武力來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如果臺灣當局與國外敵對勢力逼迫我們開展上述正義鬥爭，這決不是戰略機遇期的喪失，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恰恰極可能大大地加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步伐。
二、我國發展仍然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國際客觀條件
從國際上看，我國仍然處於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已經具備最主要的客觀條件，具體如下。
1．2008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爆發國際金融危機
這場危機是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佔有這一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總爆發，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價值觀念等全面危機的總爆發，這場危機將要延續數十年甚至更久；隨著這場危機的深入發展，在未來二三十年內也就是說21世紀中葉前後，不僅會在一些發展中國家，還極可能會在個別甚至幾個發達國家先後引發無產階級與廣大勞動人民群眾一場大的社會革命。當然，這絕不排除在這場高潮之後還可能出現新的低潮。目前這場仍在深化的國際金融危機正是我們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根本依據所在，也是我們仍然處於大有可為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根本依據所在。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的總根源，是資本主義積累多年、積累多次特別是蘇聯亡黨亡國之後，資本放手侵吞勞動導致全球範圍內貧富兩極急遽分化的必然結果。資本主義的危機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世界社會主義的機遇。
2．哪裡有壓迫，哪裡有剝削，哪裡有分化，哪裡就有覺醒、就有反抗、就有鬥爭，這是歷史發展的鐵則
僅從2019年開局來看，全球範圍內動盪不已，左翼和馬克思主義思潮仍在繼續復興。法國連續十多個週六舉行“黃背心”運動；德國8個機場同時罷工，影響22萬多名乘客出行，甚至出現效仿法國的“黃背心”活動；美國洛杉磯爆發大規模教師抗議，3萬名教師罷課要求漲薪，數百個城市爆發強烈要求性別平等的“女性大遊行”；印度包括銀行業、農業、通訊業、公共服務業等10個全國性行業工會組織民眾共計2億人上街參加罷工遊行等。2019年2月13日，比利時工會舉行大罷工，負責空中交通管制的員工也參與罷工，從當地時間12日晚上10點起，所有往返比利時的航班被暫停24小時。經濟上即財富佔有和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必然帶來思想上、政治上乃至行為上的兩極分化。一邊是全球範圍內左翼和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復興，一邊是極右翼思潮甚至是納粹和軍國主義思潮的萌動。2019年2月，位於倫敦北部海格特公墓的英國國家一級保護文物馬克思墓碑兩次遭到破壞，就是極右翼思潮泛起的例證。從一定意義上講，人類社會發展是一種特殊的物質運動形態，同樣被物理學中作用與反作用的規律支配。右翼思潮越淋漓，左翼思潮才能越盡致。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持與發展，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後世界社會主義的低潮狀況已有所改觀，開始朝著人類進步事業方向探索前行。我們還可以斷言，經濟是基礎，上述種種思潮或活動直至運動，無論以什麼面貌出現，其本質根源都在於經濟上的兩極分化。目前這些活動直至運動往往僅是自在的階級階層爭取或維護眼前經濟權益甚至是生存權益的本能的或不自覺的行為和行動，但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化，這些鬥爭必然會朝著政治鬥爭等方向深入發展。
3．蘇聯亡黨亡國和美國這兩個不同類別的反面教員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深刻昭示
1991年10月5日，鄧小平在會見來訪的金日成時說：“東歐，蘇聯的事件從反面教育了我們，壞事變成了好事。問題是我們要善於把壞事變成好事，再把這樣的好事變成傳統，永遠丟不得祖宗，這個祖宗就是馬克思主義。”蘇聯亡黨亡國無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難得的反面教員。另外，不斷變換手法、手段而企圖搞亂、搞垮社會主義中國的霸權主義者、強權政治者即帝國主義的美國同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難得的反面教員。唐朝柳宗元在《敵戒》中說：“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訑訑乃亡。”“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有人認為，在蘇聯亡黨亡國之後，美國是沒有敵人硬找敵人。這一觀點值得商榷。美國統治者為了增強其內部凝聚力，有時會故意在外部尋找敵人來轉移內部矛盾，但從根本上說，當今的美國本質上是誓與世界人民為敵的。
我們不是沒有反面教員卻硬要尋找本質上不是反面教員的替代物，而是反面教員自在。僅是正面教育，往往缺乏說服力、感染力、蝕骨力、穿透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長、壯大，必然需要不同層面的反面教員來教育。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善於汲取教訓、總結經驗的黨，是一個勇於推進黨的偉大自我革命、敢於清除一切侵蝕黨的健康肌體病毒的黨。我們黨就是一步一步從總結血與火的經驗教訓中逐步成長壯大起來的，包括別人的，更有自己的。中國共產黨經過千錘百煉，黨、國家、人民與社會主義已是血肉相連、不可分割的四位一體；我們已經跨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已經形成並正在發展壯大，這樣的黨、國家、人民與社會主義決不能也絕不會倒下。
4．第四次科技革命已經拉開帷幕
社會主義絕不是某個天才頭腦裡的偶然發現。隨著人工智能的急遽發展，全球範圍內的就業崗位從整體上將會較快地減少；隨著互聯網等數字經濟的革命，絕大多數人之間的聯繫、交流越來越便捷、廣泛，他們的“自在”狀態會較快地轉變為“自為”狀態；正確理論產生和傳播的速度會成倍地加速；理論的成熟程度決定運動的成熟程度。生產資料私有制及其按資分配方式這一狹隘的社會生產關係已經容納不下高速發展的社會生產力。早在1887年，恩格斯就指出：“現在，勞動生產率提高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致市場的任何擴大都吸收不了那種過多的產品，因此生活資料和福利資料的豐富本身成了工商業停滯、失業、從而千百萬勞動者貧困的原因，既然如此，這種制度就是可以被消滅的。”未來的世界將會更加認真傾聽全球範圍內絕大多數人的強烈呼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真理也將會一再頑強地閃爍著自己的光芒。
5．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代表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仍在發展
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為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為在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明確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對黨和國家各方面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啃下了不少硬骨頭，闖過了不少急流險灘，改革呈現全面發力、多點突破、蹄疾步穩、縱深推進的局面，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取得歷史性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經歷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疾風暴雨之後，作為世界上既是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又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中國，與越南、古巴、朝鮮、老撾一道巍然屹立於世界各國之林，這是國際政治和世界格局中十分靚麗的風景，她以特有的風姿昭示著人類的未來。
恩格斯說：“總的說來，經濟運動會為自己開闢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經受它自己所確立的並且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政治運動的反作用。”以上五條，既有全球範圍內的生產力，又有生產關係，既有政治的上層建築和文化的上層建築，又有堅持與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樣的大黨大國的示範效應。它們之間緊密聯繫，相互作用，決定著未來的發展方向。這說明，我們仍然處於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中的“大變革、大調整”的客觀條件已經具備，能否贏得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中的“大發展”這一最終結果，關鍵在於在今後一些年內我們黨和國家能否正確應對。這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事在人為’”。
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黨的領導，我們這個大黨大國就會在戰略機遇期有大的作為
從國內看，我國仍然處於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最主要的依據就是新時代黨的正確的思想政治路線的進一步確立。
1965年3月4日，毛澤東在會見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時說：“最重要的是保證內部穩定。你只要團結好人民，使人民團結在你的領導下，那就什麼也不怕了。如果內部發生問題，你就要注意了。蘇聯就是內部發生問題，赫魯曉夫下臺不是中國也不是美國搞顛覆活動，而是俄國人自己把他搞下臺的。” 1991年10月5日，鄧小平在會見來訪的金日成時說：“真正要出問題，是我們內部出問題，別人拿我們沒辦法，美國也沒辦法。”“中國是大國，也可以說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不垮，世界的社會主義事業就垮不了。” 1971年8—9月間，毛澤東在總結與林彪反革命集團鬥爭的經驗時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一些人說細節決定一切。離開前提條件，籠統地說細節決定一切，這值得商榷。從唯物辯證法認識論上講，從根本上說，應是思想路線決定政治路線，政治路線決定組織路線；應是路線決定戰略，戰略決定政策，政策決定策略，策略決定細節。以上是從一般規律而言。從特殊規律說，也有逆勢而起的反作用，也就是說，特定的細節在特定的條件下可以起決定性的反作用。但是，這樣的細節，應是毛澤東所說的是“帶全局性的，即對全局有決定意義的一著，而不是那種帶局部性的即對全局無決定意義的一著”。只有帶全局性的一著，才是在貫徹落實正確的思想政治路線中具有決定意義的細節。古巴人民的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說，“重要的是戰略”，不是“策略上的細節”；“戰略是社會主義!戰略上國家控制經濟，國家的財富為人民的利益服務。這是戰略”。我們每天忙碌的往往是十分煩瑣的日常事務性工作，有時也會有關鍵性的戰略細節隱藏其中。我們首先一定要從戰略上著眼，而不能整天沉浸在日常事務工作之中，這樣才能捕捉到隱藏在其中的戰略細節。我們絕不能以為，一旦在技術或操作層面有好的主意，一切帶全局性的問題、甚至黨、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命運都會順理成章、一勞永逸地得到解決，從而放棄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刻苦學習與思考，放棄對實際問題的深入調查研究，放棄對正確的思想政治路線的追尋與錘鍊。所以，我們在反對教條主義的同時，同樣需要反對經驗主義，反對消極無為的自然進化論。只有毛澤東所說的思想政治路線的正確才能救中國、發展中國，只有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頂層思維頂層設計才能救中國、發展中國。
什麼是思想上的路線？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所形成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這也就是習近平所強調的頂層思維。什麼是政治上的路線？就是運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所制定的適合中國國情的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等等，這也就是習近平所強調的頂層設計。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是決定一切的這一如鐵如鋼真理的正確。蘇聯亡黨亡國的根本原因在於蘇聯共產黨自身，在於黨內從赫魯曉夫領導集團起直至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脫離、背離乃至最終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當今中國，正如習近平所說，是一個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時候，是一個愈進愈難、愈進愈險而又不進則退、非進不可的時候。當今世事正紛紛，如何既居安思危，又堅定信心，贏得新的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呢？
毛澤東十分重視抓住解決所有問題的“大本大源”問題。早在1917年8月，他在致黎錦熙的信中就探討了救國救民的“大本大源”問題。信中說：天下紛紛，時人雖有一些變革主張，但對救國之道未找到根本解決辦法。即說維新派康有為，也是“徒為華言炫聽，並無一干豎立、枝葉扶疏之妙”，“今日變法，俱從枝節入手，如議會、憲法、總統、內閣、軍事、實業、教育，一切皆枝節也”。所謂本源，就是“宇宙之真理”。信中強調：“當今之世，宜有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張，萬夫走集；雷電一震，陰曀皆開，則沛乎不可御矣!” 1920年11月，毛澤東又指出：“尤其要有一種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義’，沒有主義，是造不成空氣的……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
鄧小平最大的理論貢獻，就是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理論，這是鄧小平理論的思想路線的具體體現。根據這一思想路線，鄧小平又提出了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的“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的基本路線即政治路線。
中央領導核心是政治的上層建築中最為寶貴、最為重要的部分。我們常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是放入歷史長時段中的一般規律。我們還應記住，在一定範圍和一段時間內，在一定條件下，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可以起決定性的反作用。黨的十八大形成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習近平總書記校正了黨和國家前進的航向”，使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中國煥發出新的蓬勃生機與活力。蘇聯共產黨執政74年垮掉了，中國共產黨執政今年進入第70個年頭。黨的十八大產生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一定意義上講，這不僅能確保黨的十六大提出的“21世紀頭20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戰略的實現，而且也為我們黨、國家和民族爭得發展的新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提供了最大的機遇。
習近平高度重視黨的理論的指導作用。他既重視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堅持，又重視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結合當今時代特徵和中國國情對馬克思主義的創新。他在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上明確指出：“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黨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什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2013年1月5日，習近平鄭重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麼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他還說：“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習近平在2016年“5·17”講話中說：“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應時而生。黨的十九大審議並一致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正式載入黨的指導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當今時代特徵與中國國情緊密相結合的當代中國活的馬克思主義，具有十分鮮明的科學性、人民性、實踐性、時代性、創新性和發展性。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上系統回答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總題目，其內涵既豐厚、博大，又精煉、深刻。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習近平多次強調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堅持黨的領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及新時代黨的思想政治路線，也可以用堅持“一個指導”“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來概括。堅持“一個指導”即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一箇中心”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兩個基本點”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堅持黨的領導。
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主要體現在文化的上層建築特別是意識形態領域。我們所說的馬克思主義，首先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這是我們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的個別結論，是可以根據具體情況而改變的。我們所說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中的“馬克思主義”，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當今時代特徵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活的馬克思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對於馬克思主義正確的態度只能是，堅持和發展並舉，不可偏廢，但不同時期往往有著不同的值得注意的全局性傾向。在強調堅持或發展一面時，必須從實際出發；同時，也要注意，在反對一種錯誤傾向時，注意可能掩蓋著的另一種錯誤傾向。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既表現在文化特別是意識形態及價值觀領域，又根本體現著黨和國家的性質與宗旨；既表現在政治的上層建築領域，又深深植根於社會的經濟基礎。正確理解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我們應當弄清其中的三個要義：一是以人民為中心中的人民不是一個抽象而是一個具體的概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民有著不同的含義；在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時期，人民的主體由工人、農民和愛國的知識分子所組成，是指社會的絕大多數人。二是為絕大多數人謀幸福。三是依靠絕大多數人。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根本組成，兩者互為目的和手段，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美國總統小布什曾多次侈談“為人民服務”，現任總統特朗普在其就職典禮上的講話中也頻頻使用“人民”這一詞彙。他談到要“重塑對全體人民的承諾”，“讓政府由人民做主”，“國家是為服務人民而存在的”，等等。但是，他們所講的“人民”的內涵與我們黨所說的“人民”的內涵有著根本性質和範圍的不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與原有的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不矛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就經濟建設在各項具體工作中的位置而言；以人民為中心，是就我們各項具體工作包括經濟建設的價值指向而言。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根本體現在經濟領域，這就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和發展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把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經濟政策逐漸轉向共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週年時實現共富。等到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共富階段之後，我們所堅持的社會主義道路必然又被賦予新的內涵。
堅持黨的領導，根本體現在政治領域，這就是必須堅持黨的性質、宗旨、指導思想和最高綱領與階段性綱領相統一，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確保黨和政權在性質、宗旨、指導思想和實現最終綱領上永不變質，確保“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這一根本政治領導體制有力、有效地貫徹落實。
為什麼人的問題，是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與堅持黨的領導的唯一目的地，是要到達的“河的彼岸”；放棄以人民為中心這一根本目的，我們要堅持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就從根本上失去了正義性和合法性；而堅持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道路與黨的領導是達到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路徑和根本辦法，是到達彼岸的“橋和船”。如果只提以人民為中心，放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所謂的以人民為中心，就只能是想像和描繪中的“理想國”與“烏托邦”。所以，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堅持黨的領導，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完整的統一體，貫穿於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全過程。四者血肉相連，有著相同的質的規定性，並且是要在不發生較大的局部戰爭情況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中，不斷髮展壯大的。
1920年9月，毛澤東指出：“無論什麼事有一種‘理論’，沒有一種‘運動’繼起，這種理論的目的，是不能實現出來的……故現在所缺少的只有實際的運動，而現在最急須的便也只在這實際的運動。”習近平也反覆強調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從一定意義上講，治黨就是治吏。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確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已經指明航向，今後的關鍵問題在於落實和怎麼落實。
為什麼現在有些幹部懶政、怠政，為官不為，甚至黨令、政令被阻滯不行？除了一些制度建設方面的原因外，說到底，主要是一些幹部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出了問題。這些人口頭上跟著紅頭文件朗朗背誦，行動和內心所想卻是完全不一樣的另一套，例如有一些同志實質上僅僅是為著個人的升遷和小家庭過好日子而不辭辛勞；制度一旦收緊變嚴，這些人尋租的原動力便會銳減。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思想建黨、制度治黨，十分重要，完全正確。這兩者有著內在高度的統一性，無疑要緊密結合，同時著力推進。但是，思想建黨更具前提性、基礎性和根本性。因為制度是人制定和執行的，人還會修改甚至顛覆制度。所以，習近平多次強調，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牢固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與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這才是確保黨和政權永不變質和黨長期執政的根本戰略舉措。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教育活動中，如何使廣大幹部特別是中高級幹部真正有效地讀一點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把提高各級幹部的理論素養和真正解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問題，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就顯得至為重要。
毛澤東指出：“代表先進階級的勢力，有時候有些失敗，並不是因為思想不正確，而是因為在鬥爭力量的對比上，先進勢力這一方，暫時還不如反動勢力那一方。”在這個世界上我們無疑是大黨、大國，但從世界總的力量對比看，仍是資強社弱。只要我們自己內部不出問題，即思想政治路線堅定正確，別國、別人則永遠無法撼動。只要我們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毫不動搖，只要我們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真正落到實處，落實到各個領域、各個地區和城鄉基層，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永遠處於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如果我們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我們不僅會喪失戰略機遇期，而且會重步蘇聯亡黨亡國之後塵。
四、“和平、發展、共享”是爭得未來發展重要機遇期的時代旗幟
習近平指出：“只有聆聽時代的聲音，回應時代的呼喚，認真研究解決重大而緊迫的問題，才能真正把握住歷史脈絡、找到發展規律，推動理論創新。”無論對當代中國還是當代世界，都是這樣。在弄清了我們在當今世界所處的時代方位之後，認真研究這一時代之中存在的具體而又重大的問題，則成為另一項十分重要而又迫切的任務。
1984年10月，鄧小平指出：“國際上有兩大問題非常突出，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南北問題。還有其他許多問題，但都不像這兩個問題關係全局，帶有全球性、戰略性的意義。” 1988年12月21日，鄧小平又指出：“當前世界上主要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發展問題。和平是有希望的，發展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 1989年11月23日，鄧小平指出：“我希望冷戰結束，但現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 1990年3月3日，鄧小平又強調：“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和平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發展問題更加嚴重。”從一定意義上講，正是因為當時緊緊抓住了和平與發展這兩個關係全局、帶有全球性、戰略性意義的問題，才最終確立了鄧小平理論的國際意義和世界意義。
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與人類社會一道跨入21世紀。2017年5月14日，習近平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演講中明確提出：“從現實維度看，我們正處在一個挑戰頻發的世界。世界經濟增長需要新動力，發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貧富差距鴻溝有待彌合。地區熱點持續動盪，恐怖主義蔓延肆虐。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擺在全人類面前的嚴峻挑戰。”
習近平堅持和發展了鄧小平理論中關於“當前世界上主要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發展問題”的重大判斷。習近平總書記立足於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大黨大國實際，洞察人類歷史發展規律，放眼當今世界發展現狀，展望未來世界發展走向，十分敏銳地捕捉到“和平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發展問題更加嚴重”延續發酵所必然產生和已經產生的結果，即全球範圍內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等一系列問題，及時提出“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這三大關係全局、帶有全球性、戰略性意義的問題。
習近平所說的“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是鄧小平所力求解決的和平與發展問題，而他所說的“治理赤字”本質上是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化新帶來的共享問題。當今世界所面臨的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共享這一新出現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地擺在世界各國人民面前。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說，當今世界面臨著亟待解決的“和平、發展、共享”這三個重大的全球性問題。
1．和平問題
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增長乏力，仍未走出低谷，新一輪更大的金融乃至經濟危機仍在醞釀與積聚。全球目前正經歷著艱難、複雜多變的時刻，世界正處於百年以來的大變局。資本主義霸權國家為了走出和轉嫁危機，加緊在一些地區製造國際緊張形勢。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美國著名智庫蘭德公司向國防部提交了一份評估報告，評估發動一場戰爭來轉嫁目前經濟危機的可行性。資本主義歷史上的經濟危機，特別是1929年開始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危機，使美國真正走出危機的不是“羅斯福新政”，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目前，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為了維護美元霸權和金融化積累機制，利用其經濟金融、政治文化、科技軍事和規則規制等綜合霸權，配合其時而加息召喚美元迴流、時而量化寬鬆放任美元在全球氾濫等金融手段，在全球戰略要地製造地緣政治麻煩和種種事端，在相關國家不時掀起金融經濟風暴，以轉嫁其國內危機、維護其世界霸權。同時，西方國家對中國有著深深的意識形態偏見、制度偏見和戰略疑懼，正在發展的中國遭遇西方霸權國家的遏制、打壓越來越公開、急遽。敘利亞危機、烏克蘭危機等地緣政治衝突，已經威脅到世界上相關主要大國的核心戰略利益，各個大國在背後的較量與博弈日益激烈。西方軍事霸權主義可能抬頭，絕不能排除其日益增長的戰略冒險，對此我們必須高度警惕。
2．發展問題
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是大勢所趨，但迄今為止的經濟全球化仍然主要是由國際金融資本主導的全球化，在國際經濟秩序中存在著許多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現象。
今天的人類社會創造與積累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是經濟、政治和文化條件的不平衡不僅存在於多數國家與地區的內部，而且存在於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之間，並且這種貧富差距的擴大不僅沒有停止，而且呈日益擴大之勢。資本的全球流動使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權力，科學技術的進步和複雜的社會與國際分工體系使得勞動者的聯合遠比大工業時代更為困難。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下，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存在大量的利益受損者，特別是那些缺乏技術的藍領工人。資本回報率遠高於經濟增長率，更高於勞動收入增長率。
世界經濟整體復甦還有較長的路要走，國際金融經濟領域仍然存在很多不確定性和風險。各國經濟結構調整面臨不少困難，各種貿易摩擦和保護主義上升，經濟全球化進入深度調整期和再平衡期。當前全球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發達國家內部出現明顯的“逆全球化”的現象。美國加緊重構區域經濟貿易合作體系，奧巴馬時代美國期待重塑全球經貿規則，特朗普時代倡導美國優先的貿易保護政策，這實質上仍然是企圖繼續主導國際經貿新規則、新標準，以維護其霸權私利。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預示著發達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模式、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和全球經濟金融治理體系迫切需要結構性調整。現在的世界正處於代表絕大多數人利益的國家與代表極少數人利益的國家之間競爭、較量的“相持階段”。整個危機極可能要再延續十餘年甚至更長時間，我們要充分估計到這次世界經濟調整的長期性、曲折性、殘酷性和血腥性。從根本上說，促進世界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需要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化和新的發展體制機制。
3．共享問題
習近平所說的“治理赤字”的解決途徑是“共商、共建、共享”這三個原則。在這三個原則中，“共商”“共建”是手段，“共享”才是目的。在“和平、發展、共享”這三個全球性問題中，“共享”既是“和平與發展”的目的，同時又是“和平與發展”的決定性前提。“共享”無論在“共商、共建、共享”這三個原則中，還是在“和平、發展、共享”這三大全球性問題中，都處於目的性的位置。可是在當今世界，“共享”卻成為令人憂慮、亟待解決卻又十分難以解決的突出的現實重大問題。其實這個問題早已出現，但至今尚未解決。列寧明確指出：“典型的世界‘主宰’已經是金融資本……整個世界的命運簡直就掌握在幾百個億萬富翁和百萬富翁的手中。”1916年上半年，列寧在其著名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更是明確指出：“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這樣的程度……大部分利潤都被那些幹金融勾當的‘天才’拿去了……人類歷盡艱辛所達到的生產社會化這一巨大進步……卻造福於投機者。”
數據是枯燥的，但有代表性的數據往往會通過最為簡捷的呈現方式直指事物的本質。為了充分證明列寧當年關於帝國主義時代的判斷沒有過時，同時也是為了充分證明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關於共享問題的正確和重大，筆者在這裡用近幾年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披露的相關數據進行佐證。2016年1月18日，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開幕前夕，慈善組織樂施會的報告說：“失控的不平等現象導致62個人擁有的財富，與全世界最窮的一半人擁有的財富一樣多。而5年前，這個數字還是388人。”美國《外交》雜誌2016年1/2月號刊登的《不平等與現代化》一文指出：“1915年，美國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佔全部國民收入的18%左右，2011年則掌握全國40%的財富……1965年，美國350強從業的CEO的薪金是普通工人的20倍，現在則是273倍。”2016年3月9日，奧利弗·格林在奧地利《新聞報》的文章中說：“2010年，擁有一半世界最貧窮人口的財富的人能夠裝滿一架飛機的話，2015年則只能裝滿一輛巴士。” 2016年5月23日，美國《時代》週刊刊登了拉娜·福魯哈的《美國資本主義的重大危機》，文中說：美國“金融部門目前佔美國經濟的7%左右，大約高於1980年的4%，但它目前拿走全部公司利潤的25%左右，創造的就業崗位卻只佔區區4%”。2018年10月5日，美國《外交》雙月刊網站發文說：“2016年，美國最富有的0.1%的家庭所擁有的財富與最貧窮的90%的家庭相當。雖然自1986年以來，90%底層家庭的平均財富保持在同一水平，但1%頂層家庭的平均財富增加了兩倍多。” 2018年，財富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的狀況進一步加劇，26名億萬富翁的資產相當於全世界一半人口——38億人財富的總和。不同社會成員之間的貧富分化給世界政治與社會帶來巨大的衝擊，反過來又導致增長和分配、效率和公平特別是資本和勞動之間的矛盾更加惡化。
羅馬教皇方濟各在其2013年出版的首部宗座勸諭書《福音的喜樂》中，以各種犀利的言詞批判了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種種弊端。他表示：資本主義經濟是劫掠窮人的經濟，其本質無異於“謀殺”。他斷言：“資本主義專制”將導致更廣泛的社會動盪；由這個體制造成的不平等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崩潰和死亡。他表示，這個體制鼓勵毫無節制的消費主義思想，西方金融體制需要“全面整頓”。
貧富差距鴻溝是世界經濟增長缺乏新動力、發展缺乏普惠平衡、地區熱點持續動盪、恐怖主義蔓延肆虐的經濟根源，是世界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的根本原因。這說明，一是和平與發展是問題的表象，能否共享是問題的根源和實質；二是和平與發展是我們要達到的彼岸和目標，設法解決共享是我們達到彼岸和目標的橋與船，即根本路徑；三是共享問題如果達不到有效解決，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的解決也無從談起。從本質上說，全球範圍內國家與國家之間或各個國家內部貧富差距鴻溝現象的出現是資本主義所必然釀就的罪孽。這並不是社會主義的失敗或終結，而恰恰是社會主義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先決性條件。
在一定意義上講，高屋建瓴地抓住事物的根本矛盾，正確地提出問題，就在解決問題的征程上走了一半的路程。習近平在鄧小平“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之外，深刻地提出“共享問題”這一“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存在的根源和解決的根本路徑，無疑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與現實意義。什麼是共享？從一定意義上說，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共享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和根本特徵之一。黨的十八大之後，習近平在我國內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五大發展理念，其中共享是落足點。在解決當今世界存在的兩大問題時，習近平總書記又提出“共商、共建、共享”這三大理念，其中共享又是落足點。這也就是說，不僅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而且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最終救世界，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今後的世界史將是進一步證明這一真理正確性的歷史，是證明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這一重大結論正確性的歷史，這是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世界社會主義的根本信心所在。
參考文獻：
[1]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
[2]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3] 徐堅主編：《國際環境與中國的戰略機遇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4] 郭春麗等：《小康之後的中國：如何理解和把握第二個百年目標》，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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