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喜歡說“天”，無論儒家文化還是道家哲學，都把“天”視為最高存在，人的道德或生命本真皆來自天道。如儒家、道家的“天人合一”觀都把“天”視為人生的終極或歸宿。
中國民間流傳的許多說法都和“天”有關，像天長地久、地老天荒、天隨人願、天地良心、樂天知命、天理人情、順天者昌、天理昭昭、天理不容等等。有人統計，中國漢語詞彙庫和“天”字有關的四字詞語有兩百多個。
和中國文化相比，西方文化很少說“天”；西方人常說的“My God”和基督教有關，並非來自“自然”意義上的“天”（nature）。
在基督教未傳入歐洲以前，希臘、羅馬人把“天”稱為天神，像宙斯、朱庇特、阿波羅、阿爾特彌斯（月亮女神）等。基督教傳入歐洲後，西方人才把“天”稱為“大自然”（nature），如近代西方強調的“天賦人權”，是指大自然賦予人的基本權利。
學者們認為，中國文化是一種早熟型的文化，理性意識比較發達，宗教意識已經隱退。但中國文化又認為，人世的很多道理又不是人力所能創造，所以又轉而求助於“天”——“自然”。在中國古人看來，“天”及其天理比人力更崇高，更有權威性。
《周易》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周易》說的“天”代表了儒家文化的“天道”。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宇宙之“天”孕育天地萬物，是芸芸眾生的生命源泉；與此同時，“地”和“天”相對，負責承載萬物；天地互動化合，萬物得以生長、發育。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天”是生命的主導力量，屬“陽”；“地”是生命的承載因素，屬“陰”，兩者不可分離。
西方文化中的“天”——nature不同於《周易》的“天”。在希臘、羅馬時代，西方人所說的“天”是指自然神，如宙斯、阿波羅。自然神不是物質意義上的“天”，而是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的神靈。
17世紀以後，隨著近代哲學及自然科學的崛起，西方文化的“天”才指“大自然”，如伽利略所說的“天體”、笛卡爾說的“太陽”、“月亮”以及牛頓的“物理時空”。
就中國文化的“自然論”而言，《周易》說的“天”既包含唯物主義性質，又包含生命、生態意識。用現代生態科學的話說，儒家講的“天”是“生命之天”、“生態之天”，不是僵死的“物質”。
“天道”或“天理”的含義是，日月星辰、風雨雷電是孕育生命的本體，和其他生命形式融為一體。“天”和其他生命存在一樣，運轉不止，周流不息。這是儒家文化的生命、生態意識。
和中國文化相比，西方人直至18世紀才提出“生命之天”的觀念（不同於希臘的自然神），如法國盧梭的浪漫主義、美國梭羅、愛默生的自然生命哲學。
在盧梭、梭羅、愛默生看來，日月星辰不是僵死的“物質”，而且是自然生命的源泉，和其他生命存在合為一體。如天空、大地、草原、森林、湖泊、海洋同屬於自然生命系統，不是沒有生命的“客體”。
因此，西方社會於19世紀60年代才產生生態學——研究自然生命系統的科學，和中國傳統文化相比，西方人對“天”的生命感悟要遲緩許多。這是中西方文化的歷史性反差。
儒家思想喜歡談論“天理”，認為道德倫理的來源是“天”——自然，如天道人倫、天理人情、天理昭昭、天道人事等說法。
《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中庸》說的“天命”指道德天理，是大自然賦予人的道德良知——人的善性。這是儒家文化的道德理想主義，如先秦孟子、漢儒董仲舒均持這種看法。
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孟子的“四心”之德來自“天理”——每個人與生俱來的道德意識。
漢儒董仲舒把儒家倫理神學化，主張“三綱五常”、“人際五倫”之說，從宗教層面論證了道德和“天理”的關係。
儒家天理“道統”延伸至宋明理學。“程、朱”理學把道德等同於天理，把人慾視為私心，主張“存天理、滅人慾”。王陽明雖然沒有用“天理”論證道德，卻把“良知”視為人的道德天性，這種看法同樣和“天理”有關。
可以看出，儒家思想雖然不信仰宗教，卻蘊含宗教思想：儒家始終把道德的來源歸結為“天”（自然）。錢穆先生把儒家信仰稱為“人文宗教”即是此意。
所謂“人文宗教”不是崇拜外在的神靈，而是推崇人的道德良知，認為道德理性來自“天理”，其中包含形而上學信仰。
儒家的“天理”道德觀說明一個道理：儒家文化把道德看得很神聖，很崇高，認為道德具有非同尋常的來源。換言之，儒家認為，人類自身沒有資格創立道德，唯有高於人的自然之“天”才是道德的來源。
從此意義上說，儒家的“天理”類似於西方文化的“自然法”，具有普遍意義。用現代倫理學的話說：道德是一種社會規範，具有普遍價值，人人應當遵守。
正因為道德有如此神聖的來源，所以中國文化常說，天理循環，天不變、道亦不變，蒼天有眼等等。
西方文化同樣看重道德，但西方人對道德和宗教關係的理解比較複雜。
在基督教未傳入歐洲以前，希臘、羅馬人並未把道德和神靈相聯繫。在希臘、羅馬文化中，神靈的生活和凡人差不多，神靈的道德水平並不比人高多少。
比如希臘神話中的宙斯、阿波羅、阿弗洛狄特，他們都是浪漫多情的神，不僅喜怒無常，而且有很多情人，還有各自的私生子。這種道德品質如果用現代的道德標準去衡量，恐怕惹人恥笑。
希臘、羅馬神靈和凡人的區別在於，神靈更加英俊（美），有智慧，而且長生不老；凡人的智慧、美貌有限，而且有生有死。
在希臘、羅馬人看來，自然神沒有資格為人類制定道德，希臘、羅馬文化的道德並非來自自然界，而是和人性有關。
如希臘思想家柏拉圖認為，人的靈魂分為三部分——理性、慾望、情感，唯有靈魂的三部分協調起來，形成統一整體，才能產生人的美德。此為西方古典文化的“中庸之道”——多樣性的統一。
需要注意的是，希臘、羅馬人雖然不把道德和神靈相聯繫，但他們相信“正義”和正義之神。希臘、羅馬文化的“正義”和法律有關，和道德沒有直接聯繫，把這一點區分開來至關重要。
比如希臘、羅馬人崇拜的復仇女神是法律的象徵，代表公平、公正、平等、自由等法律精神，和道德沒有直接關聯。這也是中西方文化的重要差異。
從跨文化比較意義上說，中國傳統文化更看重道德，希臘、羅馬文化更看重法律。
就宗教和道德的關係而言，猶太教第一次把宗教信仰和倫理聯繫起來（馬克斯.韋伯《古猶太教》）；自猶太教、基督教傳入歐洲後，西方人的道德觀念發生重要轉變。
在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人看來，道德倫理的來源是上帝，上帝為人的行為制定了道德規範。如 《舊約》和《新約》之“約”是指“道德之約”（包括猶太教“律法之約”）。這一轉變是西方文明的重要事件，意義重大。自此以後，西方人便產生了“原罪”意識和“贖罪”觀念，這是西方道德文明的重要轉變（西方文明的兩大元素：希臘、羅馬文化和基督教文明）。
關於宗教和道德的關係，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曾說：宗教是人類的天性，其中的秘密和道德有關（湯因比《歷史研究》）。德國哲學家康德認為，自然科學和宗教無關，人的道德離不開宗教。這些思想家的看法可作為道德反思的重要參考。
和儒家思想相比，中國道家文化同樣看重“天”，只不過儒家說的“天”是理性之天、道德之天；道家說的“天”更近於西方文化的“自然”（nature），和生態意識有關。
比如前段時間上映的電影——《哪吒》，其中有一句經典臺詞：我命由我不由天。這句話所表達的思想來自中國道教文化。
中國道教神仙並非天生的“仙人”，而是由凡人修煉而成，像民間傳說的元始天尊、靈寶道君、太上老君、張果老、呂洞賓等都由凡人修煉而成。
根據古代道教信仰，修道之人只要潛心修煉、努力精進，便可以修道成仙。在此過程中，能否得道成仙主要取決於個人努力，而非外在因素，比如天命。這是傳統道教信仰的重要主題。
從哲學層面看，中國道家思想既看重“天”的自然屬性，又看重人的主觀能動性。
道家之“天”的自然屬性是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是自然，自然是道，道是自然而然，人的生命本真源自大自然。
道家的主觀能動性並非儒家的禮樂教化，並非西方人強調的物質實踐，如征服和改造自然，而是某種身心修煉過程。如莊子講的“心齋、坐忘”、老子說的“致虛極、守靜篤”等身心體驗。
在老子、莊子看來，一個人只要改造主觀精神，調節身心狀態，便可以和“道”合二為一，使人的生命存在上升到一個更高層次。老子把這種境界稱為“無為”和“長生”，莊子稱為“逍遙遊”，道教稱為“羽化登仙”。這是道家修養的最終目的。
和儒家文化相比，道家思想更看重“天”的主導性和本體性，更看重人力對於“天道”的尊重和順從。所以儒家強調積極入世，有所作為；道家強調順從天道，自然而然。這是儒道兩家世界觀的差異，也是人生價值觀的差異。
無論如何，中國儒家和道家都看重“天人合一”思想，主張以天理或天道指導社會、人生，這是中國文化的特色，也是中國文化的價值。比如在現代環保意識日益提升的今天，中國傳統文化的生態價值觀，更加具有啟發和借鑑意義。
綜上所述，中國文化喜歡說“天”，一是因為儒家和道家文化缺乏宗教信仰，唯有把“天”視為天理或天道的來源；二是因為中國文化強調尊重大自然，把人和自然界的和諧關係放在第一位。
和中國文化相比，西方文化很少說“天”，一是因為西方古典文化信奉自然神，把“天”視為具有人格意義的神，從而排除了“自然之天”的存在；二是因為基督教把道德和上帝聯繫起來，排除了“天理”的合法性。所有這些都反映了中西方文化的重要差異，值得人們深入思考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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