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喜欢说“天”，无论儒家文化还是道家哲学，都把“天”视为最高存在，人的道德或生命本真皆来自天道。如儒家、道家的“天人合一”观都把“天”视为人生的终极或归宿。
中国民间流传的许多说法都和“天”有关，像天长地久、地老天荒、天随人愿、天地良心、乐天知命、天理人情、顺天者昌、天理昭昭、天理不容等等。有人统计，中国汉语词汇库和“天”字有关的四字词语有两百多个。
和中国文化相比，西方文化很少说“天”；西方人常说的“My God”和基督教有关，并非来自“自然”意义上的“天”（nature）。
在基督教未传入欧洲以前，希腊、罗马人把“天”称为天神，像宙斯、朱庇特、阿波罗、阿尔特弥斯（月亮女神）等。基督教传入欧洲后，西方人才把“天”称为“大自然”（nature），如近代西方强调的“天赋人权”，是指大自然赋予人的基本权利。
学者们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早熟型的文化，理性意识比较发达，宗教意识已经隐退。但中国文化又认为，人世的很多道理又不是人力所能创造，所以又转而求助于“天”——“自然”。在中国古人看来，“天”及其天理比人力更崇高，更有权威性。
《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说的“天”代表了儒家文化的“天道”。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宇宙之“天”孕育天地万物，是芸芸众生的生命源泉；与此同时，“地”和“天”相对，负责承载万物；天地互动化合，万物得以生长、发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是生命的主导力量，属“阳”；“地”是生命的承载因素，属“阴”，两者不可分离。
西方文化中的“天”——nature不同于《周易》的“天”。在希腊、罗马时代，西方人所说的“天”是指自然神，如宙斯、阿波罗。自然神不是物质意义上的“天”，而是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的神灵。
17世纪以后，随着近代哲学及自然科学的崛起，西方文化的“天”才指“大自然”，如伽利略所说的“天体”、笛卡尔说的“太阳”、“月亮”以及牛顿的“物理时空”。
就中国文化的“自然论”而言，《周易》说的“天”既包含唯物主义性质，又包含生命、生态意识。用现代生态科学的话说，儒家讲的“天”是“生命之天”、“生态之天”，不是僵死的“物质”。
“天道”或“天理”的含义是，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是孕育生命的本体，和其他生命形式融为一体。“天”和其他生命存在一样，运转不止，周流不息。这是儒家文化的生命、生态意识。
和中国文化相比，西方人直至18世纪才提出“生命之天”的观念（不同于希腊的自然神），如法国卢梭的浪漫主义、美国梭罗、爱默生的自然生命哲学。
在卢梭、梭罗、爱默生看来，日月星辰不是僵死的“物质”，而且是自然生命的源泉，和其他生命存在合为一体。如天空、大地、草原、森林、湖泊、海洋同属于自然生命系统，不是没有生命的“客体”。
因此，西方社会于19世纪60年代才产生生态学——研究自然生命系统的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相比，西方人对“天”的生命感悟要迟缓许多。这是中西方文化的历史性反差。
儒家思想喜欢谈论“天理”，认为道德伦理的来源是“天”——自然，如天道人伦、天理人情、天理昭昭、天道人事等说法。
《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说的“天命”指道德天理，是大自然赋予人的道德良知——人的善性。这是儒家文化的道德理想主义，如先秦孟子、汉儒董仲舒均持这种看法。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孟子的“四心”之德来自“天理”——每个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意识。
汉儒董仲舒把儒家伦理神学化，主张“三纲五常”、“人际五伦”之说，从宗教层面论证了道德和“天理”的关系。
儒家天理“道统”延伸至宋明理学。“程、朱”理学把道德等同于天理，把人欲视为私心，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虽然没有用“天理”论证道德，却把“良知”视为人的道德天性，这种看法同样和“天理”有关。
可以看出，儒家思想虽然不信仰宗教，却蕴含宗教思想：儒家始终把道德的来源归结为“天”（自然）。钱穆先生把儒家信仰称为“人文宗教”即是此意。
所谓“人文宗教”不是崇拜外在的神灵，而是推崇人的道德良知，认为道德理性来自“天理”，其中包含形而上学信仰。
儒家的“天理”道德观说明一个道理：儒家文化把道德看得很神圣，很崇高，认为道德具有非同寻常的来源。换言之，儒家认为，人类自身没有资格创立道德，唯有高于人的自然之“天”才是道德的来源。
从此意义上说，儒家的“天理”类似于西方文化的“自然法”，具有普遍意义。用现代伦理学的话说：道德是一种社会规范，具有普遍价值，人人应当遵守。
正因为道德有如此神圣的来源，所以中国文化常说，天理循环，天不变、道亦不变，苍天有眼等等。
西方文化同样看重道德，但西方人对道德和宗教关系的理解比较复杂。
在基督教未传入欧洲以前，希腊、罗马人并未把道德和神灵相联系。在希腊、罗马文化中，神灵的生活和凡人差不多，神灵的道德水平并不比人高多少。
比如希腊神话中的宙斯、阿波罗、阿弗洛狄特，他们都是浪漫多情的神，不仅喜怒无常，而且有很多情人，还有各自的私生子。这种道德品质如果用现代的道德标准去衡量，恐怕惹人耻笑。
希腊、罗马神灵和凡人的区别在于，神灵更加英俊（美），有智慧，而且长生不老；凡人的智慧、美貌有限，而且有生有死。
在希腊、罗马人看来，自然神没有资格为人类制定道德，希腊、罗马文化的道德并非来自自然界，而是和人性有关。
如希腊思想家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分为三部分——理性、欲望、情感，唯有灵魂的三部分协调起来，形成统一整体，才能产生人的美德。此为西方古典文化的“中庸之道”——多样性的统一。
需要注意的是，希腊、罗马人虽然不把道德和神灵相联系，但他们相信“正义”和正义之神。希腊、罗马文化的“正义”和法律有关，和道德没有直接联系，把这一点区分开来至关重要。
比如希腊、罗马人崇拜的复仇女神是法律的象征，代表公平、公正、平等、自由等法律精神，和道德没有直接关联。这也是中西方文化的重要差异。
从跨文化比较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更看重道德，希腊、罗马文化更看重法律。
就宗教和道德的关系而言，犹太教第一次把宗教信仰和伦理联系起来（马克斯.韦伯《古犹太教》）；自犹太教、基督教传入欧洲后，西方人的道德观念发生重要转变。
在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人看来，道德伦理的来源是上帝，上帝为人的行为制定了道德规范。如 《旧约》和《新约》之“约”是指“道德之约”（包括犹太教“律法之约”）。这一转变是西方文明的重要事件，意义重大。自此以后，西方人便产生了“原罪”意识和“赎罪”观念，这是西方道德文明的重要转变（西方文明的两大元素：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明）。
关于宗教和道德的关系，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宗教是人类的天性，其中的秘密和道德有关（汤因比《历史研究》）。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自然科学和宗教无关，人的道德离不开宗教。这些思想家的看法可作为道德反思的重要参考。
和儒家思想相比，中国道家文化同样看重“天”，只不过儒家说的“天”是理性之天、道德之天；道家说的“天”更近于西方文化的“自然”（nature），和生态意识有关。
比如前段时间上映的电影——《哪吒》，其中有一句经典台词：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句话所表达的思想来自中国道教文化。
中国道教神仙并非天生的“仙人”，而是由凡人修炼而成，像民间传说的元始天尊、灵宝道君、太上老君、张果老、吕洞宾等都由凡人修炼而成。
根据古代道教信仰，修道之人只要潜心修炼、努力精进，便可以修道成仙。在此过程中，能否得道成仙主要取决于个人努力，而非外在因素，比如天命。这是传统道教信仰的重要主题。
从哲学层面看，中国道家思想既看重“天”的自然属性，又看重人的主观能动性。
道家之“天”的自然属性是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是自然，自然是道，道是自然而然，人的生命本真源自大自然。
道家的主观能动性并非儒家的礼乐教化，并非西方人强调的物质实践，如征服和改造自然，而是某种身心修炼过程。如庄子讲的“心斋、坐忘”、老子说的“致虚极、守静笃”等身心体验。
在老子、庄子看来，一个人只要改造主观精神，调节身心状态，便可以和“道”合二为一，使人的生命存在上升到一个更高层次。老子把这种境界称为“无为”和“长生”，庄子称为“逍遥游”，道教称为“羽化登仙”。这是道家修养的最终目的。
和儒家文化相比，道家思想更看重“天”的主导性和本体性，更看重人力对于“天道”的尊重和顺从。所以儒家强调积极入世，有所作为；道家强调顺从天道，自然而然。这是儒道两家世界观的差异，也是人生价值观的差异。
无论如何，中国儒家和道家都看重“天人合一”思想，主张以天理或天道指导社会、人生，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也是中国文化的价值。比如在现代环保意识日益提升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价值观，更加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喜欢说“天”，一是因为儒家和道家文化缺乏宗教信仰，唯有把“天”视为天理或天道的来源；二是因为中国文化强调尊重大自然，把人和自然界的和谐关系放在第一位。
和中国文化相比，西方文化很少说“天”，一是因为西方古典文化信奉自然神，把“天”视为具有人格意义的神，从而排除了“自然之天”的存在；二是因为基督教把道德和上帝联系起来，排除了“天理”的合法性。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中西方文化的重要差异，值得人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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