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方向
奧斯曼帝國對中亞地區的重要影響，恐怕應該屬19-20世紀對以追求啟蒙與現代化為感召的扎吉德主義（Jadidism）的盛行所採取的推動作用，不過此時的中亞汗國基本全都被俄羅斯帝國所蠶食吞併，顯然與題目所問不符。
在19世紀中期以前，中亞地區諸汗國尚存之際，由於當時的蘇菲派（Sufism）構建的宗教網絡，能夠促使中亞地區的穆斯林商旅遷徙至伊斯坦布爾。總體來講，奧斯曼帝國對中亞伊斯蘭世界的影響雖然較為間接，但中亞汗國都知道奧斯曼是強大的帝國。這方面的案例可參考清朝的軍機處滿文檔案：
1、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朝基本取得準噶爾戰場的勝利後，哈薩克汗國的阿布賚汗決定歸順清朝，並對前來招撫的使者提到：
meni donjihangge. šun dekdere ergide manju han amba. šun tubere ergide kungkar han' amba.
翻譯：我們聽聞，日出方向的滿洲汗強大，日落方向的控噶爾汗強大。
2、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時，中亞浩罕的君主額爾德尼也準備歸順清朝，並對使者言道：
mini donjihangge. dergi ergide dulimbai gurun emu amba han bi. wargi ergide kūngkar han bi sembi.
翻譯：我聽聞，在東邊中國有一大汗，西邊有控噶爾汗。
這兩份滿文奏摺提到的“控噶爾汗”，其實就是奧斯曼帝國的君主。在18世紀中亞伊斯蘭世界的認知中，清與奧斯曼是世界上東、西兩極最強大的國家。
最後，作為整個伊斯蘭世界的哈里發（Khilāfah），奧斯曼帝國的君主有時還以宗主之姿，被捲入中亞事務。例如，1826年張格爾侵入南疆之際，浩罕的馬達裡汗廷曾去信奧斯曼宮廷，稱浩罕取得了“解救被契丹（Cathay）異教徒統治的回城的戰爭勝利”。當然，這件事實際上在當時並未發生過。
HuiNanHistory
奧斯曼蘇丹的哈里發頭銜和突厥語系人群並沒有關係。而且在奧斯曼帝國存在的大部分時間裡，突厥民族主義和後來的大突厥主義都還沒有誕生。所以這些都不是奧斯曼對中亞施加影響的原因。
但出於地緣政治與經濟需要，奧斯曼人還是在15世紀中期後，開始對中亞逐步施加影響。但我們應該看到，作為一個橫跨歐亞兩地的大帝國，奧斯曼人的核心區域實際上在巴爾幹半島。所以，奧斯曼人只有在對歐洲地區用兵結束，或是遭遇瓶頸期時，才會注意東方問題。
在奧斯曼人能夠比較順利的利用絲綢之路舊道進入中亞後，當地已經是突厥系烏茲別克人的天下。奧斯曼帝國希望通過恢復絲綢之路，盤活自己控制的安納托利亞東部與整個黑海沿岸。也需要同信奉遜尼派伊斯蘭教的中亞突厥人聯合，對抗波斯-兩河流域-高加索南麓-安納托利亞東部山區的那些什葉派穆斯林。後者在薩法維帝國建立後，已經成為奧斯曼人在東方的最大威脅。
雖然奧斯曼人自己軍隊在查爾迪蘭這樣的大規模戰役中，數次擊敗過波斯人的軍隊。但後勤壓力往往會讓勞師遠征變得無功而返。新佔領的大不里士、巴格達和巴士拉三城，經常就處於波斯人反攻的前沿。
在佔領了埃及和敘利亞等地後，奧斯曼人也打開了從紅海進入印度洋的通道。這樣一來，經濟領域的很多問題都可以通過更為快捷的水運來完成。陸地通道的價值有所降低。但出於前面所說的兩個需要，奧斯曼人還是堅持對波斯人的打壓。最低限度是保證自己對美索不達米亞平原與波斯灣入海口的掌控。
所以，奧斯曼人開始加強對中亞突厥系國家的支持。首先是烏茲別克汗國，然後是從中分離出來的布拉哈、希瓦等較小的地方汗國。一方面是繼續維持一定的貿易量，另一方面是提供自己手裡掌握的槍炮技術給對方。貿易量的維持是可以把絲綢之路的主幹道定格在黑海-高加索的北線，削弱波斯人新首都伊斯法罕的商貿地位。武器輸出則幫助中亞人在槍炮上與波斯人抗衡。
然而，隨著同歐洲戰爭的愈發吃力，奧斯曼人已經不可能在東方進行全面鋪開戰略。他們很自然的傾向於走紅海的水路，而逐步從陸地上撤出。老對手波斯人也通過一系列改革，引進了比奧斯曼人更先進的西歐軍事技術，時刻威脅奧斯曼人的東方領地。
此消彼長之下，奧斯曼人在17世紀後期開始，就已經不再用心經營中亞。這樣的結果也直接造成了河中等中亞突厥化城市的衰敗。一直到19世紀的俄羅斯殖民者到來，發現了大量存在於史籍與舊地圖中的繁華都市，已經破落成鮮有人問津的小鎮和遺址。
奧斯曼人最後一次嘗試對中亞施加影響，已經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事情。他們在大突厥主義的影響下，試圖向東喚醒自己的文化同胞。但蘇俄勢力在中亞的站住腳跟，讓奧斯曼人失去了希望。
米南德王問道
公元1517年1月，滅亡馬穆魯克帝國、攻佔其首都開羅的奧斯曼素丹塞利姆一世，面對成為俘虜的阿拔斯王族後裔、傀儡哈里發穆泰瓦基勒，沒有采取當年馬穆魯克首領拜伯爾斯扶持傀儡的做法，而是讓其“自願”將整個伊斯蘭世界精神領袖——哈里發尊號奉獻於自己，從此歷任奧斯曼帝國素丹，不但是帝國王權的所有者，也同時成為了伊斯蘭世界各國君主和臣民的精神領袖，這對於當時如日中天的奧斯曼帝國擴張勢頭極為有利。
憑藉著哈里發的尊號和雄厚軍事實力的後援，奧斯曼帝國先後成為了克里木汗國、塞爾維亞公國、瓦拉幾亞公國、摩爾多瓦公國、北非馬格里布諸國、東非索馬里地區、斯瓦西里地區諸穆斯林政權的宗主國，甚至印度次大陸德干高原上強大的巴曼尼蘇丹國，也都遙奉奧斯曼哈里發為尊。無論是摩洛哥、的黎波里、阿爾及爾等地的巴巴里海盜與西班牙、威尼斯海軍的較量；克里木汗國襲擾波蘭、摩爾多瓦、俄羅斯的遠征；還是索馬里地區幾個穆斯林小國抵抗信仰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亞皇帝的聖戰，都離不開奧斯曼帝國的軍事援助和哈里發宮廷對於穆斯林的精神支持。
同樣，出於對共同的大敵——什葉派教義武裝起來的薩法維紅頭軍政權的敵視與戰爭，奧斯曼帝國與中亞的遜尼派穆斯林政權——烏茲別克——布哈拉汗國、希瓦汗國逐漸結成了聯盟，每當奧斯曼人與薩法維波斯的大軍對峙或會戰之時，烏茲別克和希瓦的騎兵總是不失時機地奔襲呼羅珊等伊朗東部地區；反之，當薩法維王朝對中亞幾個汗國政權進行討伐時，奧斯曼軍隊也總是恰如其分地在兩河流域進行軍事威脅。即使在十八世紀薩法維王朝阿巴斯大帝的全盛時期，也依然常常受制於這種東西敵人夾擊的困境。
出於政治上的依靠、軍事上的依賴及對汗室權力的保證，布哈拉汗國、希瓦汗國的統治家族，不得不放下了自身高貴的“黃金家族”的尊嚴，對來自遙遠的伊斯坦布爾宮廷裡的哈里發的旨意表示遵從，尤其在宗教儀式的宣禮上，歌頌哈里發的辭藻那是短短不可少的。當然，這些都是形式上的，與奧斯曼帝國牢牢控制的克里木汗國等僕從國不同，畢竟相隔萬里，帝國與中亞諸汗國的同盟關係是建立在針對伊朗薩法維政權的互利基礎上的，帝國對幾個汗國內部統治政策、尤其是汗位角逐上的影響，就微乎其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