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方向
奥斯曼帝国对中亚地区的重要影响，恐怕应该属19-20世纪对以追求启蒙与现代化为感召的扎吉德主义（Jadidism）的盛行所采取的推动作用，不过此时的中亚汗国基本全都被俄罗斯帝国所蚕食吞并，显然与题目所问不符。
在19世纪中期以前，中亚地区诸汗国尚存之际，由于当时的苏菲派（Sufism）构建的宗教网络，能够促使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商旅迁徙至伊斯坦布尔。总体来讲，奥斯曼帝国对中亚伊斯兰世界的影响虽然较为间接，但中亚汗国都知道奥斯曼是强大的帝国。这方面的案例可参考清朝的军机处满文档案：
1、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朝基本取得准噶尔战场的胜利后，哈萨克汗国的阿布赉汗决定归顺清朝，并对前来招抚的使者提到：
meni donjihangge. šun dekdere ergide manju han amba. šun tubere ergide kungkar han' amba.
翻译：我们听闻，日出方向的满洲汗强大，日落方向的控噶尔汗强大。
2、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时，中亚浩罕的君主额尔德尼也准备归顺清朝，并对使者言道：
mini donjihangge. dergi ergide dulimbai gurun emu amba han bi. wargi ergide kūngkar han bi sembi.
翻译：我听闻，在东边中国有一大汗，西边有控噶尔汗。
这两份满文奏折提到的“控噶尔汗”，其实就是奥斯曼帝国的君主。在18世纪中亚伊斯兰世界的认知中，清与奥斯曼是世界上东、西两极最强大的国家。
最后，作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Khilāfah），奥斯曼帝国的君主有时还以宗主之姿，被卷入中亚事务。例如，1826年张格尔侵入南疆之际，浩罕的马达里汗廷曾去信奥斯曼宫廷，称浩罕取得了“解救被契丹（Cathay）异教徒统治的回城的战争胜利”。当然，这件事实际上在当时并未发生过。
HuiNanHistory
奥斯曼苏丹的哈里发头衔和突厥语系人群并没有关系。而且在奥斯曼帝国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突厥民族主义和后来的大突厥主义都还没有诞生。所以这些都不是奥斯曼对中亚施加影响的原因。
但出于地缘政治与经济需要，奥斯曼人还是在15世纪中期后，开始对中亚逐步施加影响。但我们应该看到，作为一个横跨欧亚两地的大帝国，奥斯曼人的核心区域实际上在巴尔干半岛。所以，奥斯曼人只有在对欧洲地区用兵结束，或是遭遇瓶颈期时，才会注意东方问题。
在奥斯曼人能够比较顺利的利用丝绸之路旧道进入中亚后，当地已经是突厥系乌兹别克人的天下。奥斯曼帝国希望通过恢复丝绸之路，盘活自己控制的安纳托利亚东部与整个黑海沿岸。也需要同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的中亚突厥人联合，对抗波斯-两河流域-高加索南麓-安纳托利亚东部山区的那些什叶派穆斯林。后者在萨法维帝国建立后，已经成为奥斯曼人在东方的最大威胁。
虽然奥斯曼人自己军队在查尔迪兰这样的大规模战役中，数次击败过波斯人的军队。但后勤压力往往会让劳师远征变得无功而返。新占领的大不里士、巴格达和巴士拉三城，经常就处于波斯人反攻的前沿。
在占领了埃及和叙利亚等地后，奥斯曼人也打开了从红海进入印度洋的通道。这样一来，经济领域的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更为快捷的水运来完成。陆地通道的价值有所降低。但出于前面所说的两个需要，奥斯曼人还是坚持对波斯人的打压。最低限度是保证自己对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与波斯湾入海口的掌控。
所以，奥斯曼人开始加强对中亚突厥系国家的支持。首先是乌兹别克汗国，然后是从中分离出来的布拉哈、希瓦等较小的地方汗国。一方面是继续维持一定的贸易量，另一方面是提供自己手里掌握的枪炮技术给对方。贸易量的维持是可以把丝绸之路的主干道定格在黑海-高加索的北线，削弱波斯人新首都伊斯法罕的商贸地位。武器输出则帮助中亚人在枪炮上与波斯人抗衡。
然而，随着同欧洲战争的愈发吃力，奥斯曼人已经不可能在东方进行全面铺开战略。他们很自然的倾向于走红海的水路，而逐步从陆地上撤出。老对手波斯人也通过一系列改革，引进了比奥斯曼人更先进的西欧军事技术，时刻威胁奥斯曼人的东方领地。
此消彼长之下，奥斯曼人在17世纪后期开始，就已经不再用心经营中亚。这样的结果也直接造成了河中等中亚突厥化城市的衰败。一直到19世纪的俄罗斯殖民者到来，发现了大量存在于史籍与旧地图中的繁华都市，已经破落成鲜有人问津的小镇和遗址。
奥斯曼人最后一次尝试对中亚施加影响，已经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事情。他们在大突厥主义的影响下，试图向东唤醒自己的文化同胞。但苏俄势力在中亚的站住脚跟，让奥斯曼人失去了希望。
米南德王问道
公元1517年1月，灭亡马穆鲁克帝国、攻占其首都开罗的奥斯曼素丹塞利姆一世，面对成为俘虏的阿拔斯王族后裔、傀儡哈里发穆泰瓦基勒，没有采取当年马穆鲁克首领拜伯尔斯扶持傀儡的做法，而是让其“自愿”将整个伊斯兰世界精神领袖——哈里发尊号奉献于自己，从此历任奥斯曼帝国素丹，不但是帝国王权的所有者，也同时成为了伊斯兰世界各国君主和臣民的精神领袖，这对于当时如日中天的奥斯曼帝国扩张势头极为有利。
凭借着哈里发的尊号和雄厚军事实力的后援，奥斯曼帝国先后成为了克里木汗国、塞尔维亚公国、瓦拉几亚公国、摩尔多瓦公国、北非马格里布诸国、东非索马里地区、斯瓦西里地区诸穆斯林政权的宗主国，甚至印度次大陆德干高原上强大的巴曼尼苏丹国，也都遥奉奥斯曼哈里发为尊。无论是摩洛哥、的黎波里、阿尔及尔等地的巴巴里海盗与西班牙、威尼斯海军的较量；克里木汗国袭扰波兰、摩尔多瓦、俄罗斯的远征；还是索马里地区几个穆斯林小国抵抗信仰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皇帝的圣战，都离不开奥斯曼帝国的军事援助和哈里发宫廷对于穆斯林的精神支持。
同样，出于对共同的大敌——什叶派教义武装起来的萨法维红头军政权的敌视与战争，奥斯曼帝国与中亚的逊尼派穆斯林政权——乌兹别克——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逐渐结成了联盟，每当奥斯曼人与萨法维波斯的大军对峙或会战之时，乌兹别克和希瓦的骑兵总是不失时机地奔袭呼罗珊等伊朗东部地区；反之，当萨法维王朝对中亚几个汗国政权进行讨伐时，奥斯曼军队也总是恰如其分地在两河流域进行军事威胁。即使在十八世纪萨法维王朝阿巴斯大帝的全盛时期，也依然常常受制于这种东西敌人夹击的困境。
出于政治上的依靠、军事上的依赖及对汗室权力的保证，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的统治家族，不得不放下了自身高贵的“黄金家族”的尊严，对来自遥远的伊斯坦布尔宫廷里的哈里发的旨意表示遵从，尤其在宗教仪式的宣礼上，歌颂哈里发的辞藻那是短短不可少的。当然，这些都是形式上的，与奥斯曼帝国牢牢控制的克里木汗国等仆从国不同，毕竟相隔万里，帝国与中亚诸汗国的同盟关系是建立在针对伊朗萨法维政权的互利基础上的，帝国对几个汗国内部统治政策、尤其是汗位角逐上的影响，就微乎其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