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陳敘一這一名字的定海人恐怕已經不多了，倒是新編的《辭海》，清楚地列有“陳敘一”這一條目：
陳敘一(1918～1992)，中國電影譯製片翻譯、導演。浙江定海人。上海滬江大學肄業。 1943年參加苦幹劇團，曾導演話劇《埋頭苦幹》等。抗戰勝利後，赴晉察冀解放區，參加廣播電臺工作。 1949年入上海電影製片廠，任翻譯組組長。 1957年後任上海電影譯製廠副廠長、廠長。曾翻譯影片《偷自行車的人》《羅密歐與朱麗葉》《孤星血淚》等；導演譯製片《戰爭與人》《巴黎聖母院》《音樂之聲》等。
1 在革命的熔爐中成長
陳敘一出生在民國7年(1918)，那時候正是成千上萬舟山人湧往上海、漢口等地做生意謀生的年頭。陳敘一一家就在那時落腳在湖南長沙。上世紀30年代，陳敘一在上海滬江大學讀書時接觸到了進步作家和他們的作品，開始愛上了文藝，同時也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思想教育。陳敘一的父親為洋行充當買辦，收入很不錯。陳敘一受革命民主思想的影響，不滿於父親為帝國主義做事，於1937年，在滬江大學讀二年級時，毅然放棄學業離家出走，開始獨立生活。陳敘一厭惡他的家庭出身，但他那特殊的家庭環境倒是給他帶來一樣好處，因為他父親在洋行做事，經常與洋人打交道，陳敘一從小耳濡目染，學會了英語，能用英語會話，這為他後來從事電影譯製工作打下了基礎。
陳敘一離開家後，先後在上海英美菸草公司、怡和洋行、怡和輪船公司任職。抗日戰爭爆發，陳敘一為國家和民族的危亡擔憂，這時，他看到一本美國奧尼爾寫的《榆樹的情慾》話劇本，激發了他的創作熱情，把它改寫成宣傳抗日的《田園恨》，在著名戲劇家黃佐臨的幫助指導下，將《田園恨》搬上了舞臺，導演為黃佐臨，主演孫景璐。陳敘一想通過演出此劇，讓觀眾從中獲取思想養料和精神力量。這是他從事革命戲劇工作邁出的第一步。就此開始，陳敘一加入了黃佐臨等人創辦的進步話劇團體——苦幹劇團。
在苦幹劇團，陳敘一擔任舞臺監督，有時也粉墨登場跑跑龍套。 1945年，在黃佐臨的悉心指導下，他導演的話劇《埋頭苦幹》和《一剎那》(丹尼改寫)獲得成功。
抗戰勝利後，經地下黨介紹，陳敘一離開上海，投奔晉察冀解放區，在革命的熔爐裡受到鍛鍊。他起先擔任張家口人民廣播電臺顧問，一度參與華北人民文工團創作活動。天津解放後，受黨的指派參與接管電影院的工作；1949年夏，上海解放，黨組織調他到上海電影製片廠擔任翻譯片組組長，從此，他與新中國的電影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
2 漫長而艱辛的創業之路
上海解放之初，電影院放映的外國片都是粗製濫造的原版片，觀眾看不懂，勉強配以半文不白的中文字幕。當時只有東北電影製片廠(長春電影製片廠前身)譯製過一部蘇聯故事片《普通一兵》。陳敘一帶了三位同伴到東北廠參觀學習。回來後在上海江西路福州路口的漢密爾頓大樓裡租了一間簡陋的辦公室，成立了上海翻譯片組，從事譯製工作。其時，陳敘一手下只有翻譯陳涓、楊範，導演周彥、寇嘉弼，配音演員姚念貽、張同凝、邱嶽峰以及錄音、錄像放映員等十幾個人，器械是一隻舊話筒、一架舊錄音機和一個不帶銀幕的皮包機，放映時只能在牆上掛一張白紙代替銀幕。就在這僅有20平方米的小房間裡，硬是譯製了蘇聯影片《團的兒子》，誕生了上譯廠的第一部譯製片。
1950年6月，翻譯片組遷到萬航渡路618號，跟上海美術電影廠在一個大門進出。總算有了一臺放映機和一臺蘇式光學錄音機，把一間小小的舊車棚改造成放映間。因陋就簡，用塞滿稻草的麻袋當隔音材料。1957年4月，上海電影譯製廠(簡稱“上譯廠”)正式成立，陳敘一先任副廠長，後任廠長，他帶領一班人，從1950年到“文革”開始，譯製了來自各國的幾百部影片。儘管條件很差，他們還是千方百計完成了譯製任務。
據當時參與譯製的工作人員回憶，因為譯製的工作量大，他們在二樓大陽臺上搭建了一個錄音棚。這個錄音棚因無隔音設施，人稱“漏音棚”。有些戲錄音要有混響聲，那時沒有混響器，為達到音響效果，須在棚外過道安裝大喇叭。夜深人靜時大喇叭一開，發出恐怖的聲音：“著火啦！快來救火啊！ ”“救命啊！救命啊！ ”周圍居民在睡夢中驚醒，嚇得夠嗆，以致對譯製組有意見，陳敘一不得不去道歉作解釋。後來凡是晚上要錄這類戲，事先都跟周邊居民打好招呼，出“安民告示”。熱天，錄音棚又小又悶，靠兩臺舊電扇散熱，錄音一開始，為避免雜音，電扇要關掉，所以演員、工作人員一進錄音棚便汗流浹背，好比洗桑拿。當棚內沒有女人時，大家索性赤膊上陣，這幾百部外國影片就是在一無廠房、二無現代化錄製設施的情況下生產出來的。為保證錄製質量，陳敘一有時要想方設法借用兄弟單位的設備和器材，見縫插針地搶時間，把片子趕出來。上譯廠一直到1977年元旦，由萬航渡路遷至永嘉路383號，陳敘一帶領一班人苦幹了二十多年，到這一年工作環境和設備設施才有較大改善。
3 用心血和智慧保證譯製片的高質量
陳敘一通過長期的創作實踐，積累了豐富的譯製經驗，早在50年代，他就翻譯了《莆鄭的青年時代》《匹克威克先生外傳》《偷自行車的人》《王子復仇記》《孤星血淚》《霧都孤兒》《簡愛》等數十部外國片；導演了《綁架》《華沙一條街》《王子復仇》《白痴》《白夜》《可尊敬的妓女》等四五十部外國片。深厚的藝術修養和高水平的藝術創作才能，使他在領導譯製工作中游刃有餘。
陳敘一在實踐中總結出一套保證譯製質量的生產流程，從看原片、激發創作熱情開始，到翻譯劇本、對口型、定配音演員，直到最後實錄、鑑定補戲，每一過程都一絲不苟。他強調翻譯必須忠於原作，做到信、達、雅；每部譯製片要搭一個配音班子。他要求像戲曲一樣，配音演員要生旦淨末醜行當齊全，形成一個統一和諧、聲音又有區別的、色彩豐富、能體現不同人物性格的配音班子。他要求導演理解影片，把握影片的風格樣式、人物個性特點及關係，找準重場戲，把握整部影片的跌宕起伏並加以準確體現。要求配音演員在塑造人物上下功夫，認真檢驗劇本臺詞與口型是否一致，在製片過程中作必要的改進。
為了影片中的某一個詞或某一段臺詞，如何說得更精彩，且能對上口型，陳敘一往往會琢磨半天。在譯製《加里森敢死隊》時，其中“長官”一詞，陳敘一總覺得彆扭，他把它改作“頭兒”，從此“頭兒”一詞風靡全國。譯製《簡愛》時，有一段簡愛對羅切斯特說的臺詞：“在上帝面前我們是平等的……”陳敘一覺得不滿意，下班後回家他還在想這段詞該怎麼改，心不在焉，居然沒脫襪子就把腳泡進水裡了。第二天一上班，他就嚮導演說了他改好的臺詞：“儘管我窮，我不漂亮，可當我們進墳墓，站在上帝面前，我們是平等的……”這段臺詞不但口型一字不差，而且相當精彩，每當影片放到這裡，都會讓觀眾感動。
陳敘一的心血沒有白費，在他的領導下，上譯廠譯製出大量高質量的外國片，如《追捕》《苔絲》《斯巴達克斯》《真實的謊言》《諾丁山》《哈利·波特與密室》《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彼得大帝》《警察與小偷》《紅菱豔》《大獨裁者》《黑鬱金香》《卡桑德拉大橋》《悲慘世界》《尼羅河上的慘案》《望鄉》《華麗家族》《勇士的奇遇》《冷酷的心》《金環蝕》《巴黎聖母院》等。上世紀80年代以後，電影開始評獎，上譯廠生產的譯製片屢獲高獎。獲文化部優秀譯製片獎的有《追捕》《安重根擊斃伊騰博文》《啊，野麥嶺》《國家利益》《勝利大逃亡》等；獲廣播電影電視部優秀譯製片獎的有《黑鬱金香》《斯巴達克斯》《謎中之謎》《靡菲斯特》《隨心所欲》《追尋鐵證》等。上譯廠的譯製片能在國內外享有聲譽和口碑跟陳敘一的努力是分不開的，上譯廠取得的業績凝聚著這位創始者、領導人的心血和智慧。
4 培養了無數的配音人才
現任上譯廠的導演孫渝烽說：“科學的生產流程、完整的藝術創作規律，培養無數配音人才，這三方面，我認為是老廠長陳敘一對譯製事業作出的巨大貢獻。”陳敘一帶出了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譯製配音人才。最早的有姚念貽、趙慎之、張同凝、蘇秀、李梓、邱嶽峰、富潤生、畢克、楊文元等，接著有喬榛、劉廣寧、童自榮、曹雷、丁建華、蓋文源、程玉珠等，第三代有施融、狄菲菲、沈曉謙、任偉、曾丹、劉風、姜玉玲、王靜文等。
陳敘一要求劇本的翻譯要有“味”，演員配音要有“神”。有“味”和有“神”，這是決定譯製片成功與否的關鍵。
陳敘一對每一個進廠來的年輕人，他心裡都有一本賬，經過了解和觀察，確定那個年輕人適合為那種類型角色配音，然後把他(她)推上去，壓擔子，積累塑造人物、如何讓配音有“神”的經驗體會，不斷提高藝術創造能力。後來成為著名配音演員的童自榮，就是讓陳敘一壓擔子壓出來的。童自榮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學的是舞臺表演，話劇演員，說話帶有濃重的舞臺腔，自1973年進廠後五年間只是跑跑龍套。陳敘一看中了他內在的潛力，下命令要他克服舞臺腔，學會用生活化語言與人交流。童自榮在老廠長的督促下，每天不放鬆語言訓練，五年後，陳敘一給他壓擔子，讓他為《未來世界》《佐羅》《黑鬱金香》影片的主角配音，使童自榮的配音水平不斷躍上新臺階，終於成為能獨當一面的優秀配音人才。
每譯製一部電影，按例都要作對白鑑定。陳敘一參加每部片子的對白鑑定，他幫助配音演員，分析每部片子的風格、樣式，人物形象，並據此對每個配音演員提出他獨到的見解。陳敘一對演員的藝術創作要求很嚴，迫使演員以高標準來要求自己。即使對老演員也這樣。陳敘一導演《簡愛》時，邱嶽峰為羅切斯特配音，有一段喊“簡愛，簡愛……”的感情戲，邱嶽峰喊了多遍，陳敘一就是不讓“過”，直到邱嶽峰的喊聲帶點嘶啞，陳敘一才叫“過”。
陳敘一為人低調，記者來廠採訪，他準把演員推出去。別人寫影評文章，他告誡說：“你們千萬記住，文章裡別把我扯進去，我乾的都是分內事，沒必要說”。在電影圈裡，大家都知道陳敘一抓譯製片很出名，而廣大觀眾知道他的人並不多。記者來採訪，廠裡職工都提到老廠長陳敘一功不可沒，人們才知道他是譯製廠的奠基人。陳敘一的個人品格影響著全廠職工，是陳敘一這種榜樣的力量推動著年輕人的成長。
5 譯製事業相伴他到生命最後一刻
陳敘一於1992年去世。他在生命的最後兩年患了喉癌，失去了聲音，沒有了說話能力，他在醫院痛苦地寫下“從此無言”四字。但他仍執著於電影譯製事業，經過放療，身體稍有起色，便又出現在廠辦公室，通過紙和筆和大家進行交流。
自“文革”期間的1970年起，上譯廠擔負起一項特殊任務，就是譯製“內參片”。“內參片”都是上面佈置下來的，且有嚴格的保密規定，所有參加譯製人員一律不得外傳片名、影片內容，配音用的對白劇本不得帶回家，配音完成後一律上交。下達“內參片”譯製任務時，只說編號，不說片名，編號有“特內”、“滬內”、“影外”、“影資”等。影片譯製完成後，全體參與工作人員要開展大批判，所謂“消毒”，批判會要有重點發言，做到人人口誅筆伐。領導這項工作的是“四人幫”在上海的親信徐景賢。譯製“內參片”的事都由他說了算，譯製後的片子由他來審看，什麼地方須改動也由他定。
譯製“內參片”的任務往往來得很急。什麼“特急”、“加快”，迫使翻譯、導演和配音演員每天加班加點，夜裡忙到十一二點鐘，第二天早上八點必須趕到廠裡參加“天天讀”，這是雷打不動的。陳敘一這個當權派也不例外，每天跟大家一起幹，有時就在廠裡過夜，免得第二天遲到。
譯製的“內參片”有江青私人保存的美國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攝製的藝術片，如後來公映的《魂斷藍橋》，大量的是歐美攝製的，描寫外國宮廷政變的、講暗殺活動的，如《女人比男人更兇殘》《被玷汙的勳章》等，還有四本鼓吹軍國主義復活的影片《日本大海戰》《山本五十六》《虎！虎！虎！》等，還有反映蘇聯二戰時期的影片如《朱可夫》《解放》《上中下》等。
在“帽子”滿天飛、動輒得咎的年頭，陳敘一對“四人幫”親信徐景賢懷著警惕，小心地保護著上譯廠團隊不受荼毒。當時負責大批判的孫渝烽回憶說，有一天下班時，老廠長對他說，晚上你留下來，徐景賢要來審片，恐怕會問起大批判的事來，你要有個思想準備。晚上審片結束，老廠長送徐景賢出門上車，那個徐景賢忽然將打開的車門關上，轉身來問：你們影片的大批判還在進行嗎？我經老廠長提醒，有思想準備，忙彙報說：“影片大批判我們照常進行，從不間斷。有時因為忙不過來，二三部影片並在一起進行批判，每次批判會都有重點發言，並做到聯繫思想實際，人人口誅筆伐。 ”徐景賢滿意地說：“這樣好！這樣好！再忙，思想上的消毒工作不能放鬆”。這才上車走了。孫渝烽問陳敘一：“頭兒，你真神了，你怎麼知道，今天徐老三要問大批判的事？ ”陳敘一說：“你留心看看最近的報紙，每天都有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章。 ”這才使孫渝烽明白，這是老廠長的一番苦心，他關心政治動向，隨時準備應對“四人幫”的突然襲擊，免得上譯廠受到不必要的禍害。 上譯廠1976年遷到永嘉路383號新廠址，這跟譯製“內參片”不無關係，因為搞“內參片”，引起上海市政府的重視，在新廠址陳敘一帶領大家譯製了一大批受到國家級獎勵的深受廣大觀眾喜愛的外國影片，創下了輝煌的業績。直到他去世，他都沒有離開他所愛的事業，他和新中國的電影譯製事業一直相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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