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公元前1000年中後期，世界的東西方大陸上相繼興起了兩個大帝國：波斯帝國和大秦帝國。其統治者大流士和秦始皇在建立起大一統的專制帝國後，為了鞏固新創格局，都進行了類似的改革措施。但是在為政治國的實施過程中兩者表現出巨大差異：

因此波斯帝國得以延祚200餘年，而大秦帝國卻在建立15年後瞬間崩塌。為何？我們就來分析雙方統治者的治國策略是如何影響國祚的。

對被征服地區的控制差距——寬鬆的行省自治和嚴控的郡縣制

首先來說，新統治格局下的疆域，如何控制被征服地區事關整個帝國的存亡和穩定。因此，除了強化中央集權統治外，遠離政權中心的地方，波斯帝國和秦帝國分別推出了軍政分權的行省制和郡縣制。

大流士把波斯帝國劃分為23個行省，每個行省相當於一個被征服的獨立國家和民族，在此基礎上，大流士治理廣大疆域時，實行“大統一，小自由”的方針，各個行省在保證中央主權和國家統一的前提下，享有比較寬鬆的自治權。這顯然和秦統一之前，周王朝的分封統治格局相似，只不過東方的是以道德規範和宗法血緣為核心來推崇周王室的統治中心，而波斯帝國用的是軍事鎮壓手段達到集權。

這些被征服地區保留了自己的民族特性、風俗習慣和法律。雖然波斯中央的各項通行律令對它們有一定的拘束力，但是並不妨礙它們的政治社會特殊性質，不僅沒有采取同化政策，還有意識地去保護維持這些特殊。

比如有些邦國甚至保留了自己的國王，每一個邦國有它明顯的文字、軍事、生活方式和風俗禮制，這樣的初置統治格局，是大流士巧妙地運用了舊的機構和民族自治，對其短期內的穩定有極大的作用。

反觀秦始皇統一後對於山東六國的政治控制，是極其嚴密的。雖然郡縣制的推行有利於鞏固統治，但是這一制度短期內只能適應秦帝國統治的需要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政權組織形式。郡縣制特別是郡縣下屬的鄉、裡、什、伍編制，把人民群眾納入更加嚴密的統治體系之中，加強了對勞動人民的統治和壓迫，控制人民的遷徙自由。這種統治、壓迫最終激起了被征服地區持續不斷的反抗。

對被征服地區上層人士管控模式——懷柔與鎮壓

這種統治不僅僅是寬泛的地域群眾治理，最主要的如何對待被征服地區的上層分子，這也是大一統帝國不可迴避的重要問題。大流士一世

十分注意任用被征服地區的上層人士，尤為器重埃及和巴比倫的祭司階層，給他們以種種恩惠。在帝國的行政機構中，波斯人雖然佔據絕對優勢，幾乎壟斷了所有軍政要職。但在各級行政機構中，也吸納了許多其他民族的代表人物，在埃及、小亞細亞、巴比倫和其他地區，通常都有本地人擔任法官、市長、國家武庫管理人。如“在波斯波里斯王室經濟中，負責人是波斯人，但會計師卻是埃蘭人”。在大流士統治時期，被征服地區“原有的君主通常還都保持著他們的特殊權利”。可以說，大流士吸取了居魯士的成功經驗，有效地羅致了被征服地區統治階級中的代表人物，成功地將這股強大的異己力量和大一統的不利因素，通過懷柔政策化解為波斯帝國統治的階級基礎，從而成為維護帝國統一的積極的社會力量。因此，波斯統治

階級與其所征服地區的上層分子逐漸合流，他們共同維護著強大的波斯帝國的專制統治。從大流士完成統一直到波斯帝國滅亡，被征服地區上層的反抗基本未曾發生。這說明大流士的政策是成功有效的。

秦始皇對六國舊貴族的政策則是殘酷鎮壓和嚴加防範，基本上沒有采取懷柔和利用政策。在統一的新形勢下，秦始皇對防止六國貴族死灰復燃倒是極其警覺。但問題的另一面是，如果這種警覺性趨於極端，那麼就會將本來即具有強烈反秦思想的六國舊貴族徹底推向自己的對立面，使其成為統一帝國的破壞力量。應該說，這是秦始皇統治政策的一大失誤。在其高壓政策下，六國舊貴族鋌而走險，多次策劃了反秦和刺殺秦始皇的行動，而當陳勝登高一呼，六國舊貴族則群起響應，與起義農民聯合誅滅了暴秦。

新徵服區域中文化維護差異——存異和同化

在文化方面，大流士以居魯士為榜樣實行寬容政策，尊重被征服者的宗教習俗。他撥款在下埃及的哈爾加綠洲和上埃及的埃德福新建了兩座神廟，並下令繼續修復其他地方的廟宇。公元前494年左右，大流士曾因敘利亞總督向馬格尼西亞阿波羅神廟園丁徵稅、命令他們耕作非神廟的土地，不理會國王關於保護該神廟的指示而訓諭當地總督加達塔:“如果你不幡然悔改，你就將感到我內心的憤怒”。

這說明，大流士雖尊奉瑣羅亞斯德教為國教，但並不禁止被征服地區居民信奉自己原來的宗教，還有意識地籠絡各地宗教界上層分子，利用這些宗教來鞏固帝國的統治。這種政策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了較大的成功。例如在希波戰爭的緊要關頭，希臘最著名的特爾斐神廟竟公然站在波斯人一邊，警告希臘人必須放棄希臘，逃到大地的盡頭去。

大流士的文化寬容政策也表現在文字方面。根據現有資料，大流士為解決國內民族眾多、語言文字互異問題，曾將當時西亞流行的阿拉米亞語確定為全國通用的官方語言，用以發佈詔令、公文。

同時，允許各地繼續使用本地語言處理本地日常事務，各行省辦公廳也可以使用至至帝國中央的波斯，就發現波斯楔形文字、埃蘭楔形文字、阿卡德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阿拉米亞文字和希臘文字被同時使用著。

由於大流士的文化寬容政策, 波斯帝國統治下的各民族一般都能保持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和宗教習俗而絲毫不受強制。

與大流士相左, 秦始皇堅決排斥異端思想 。他認為, 學派、私學的存在是思想混亂、社會不寧的內在根源, “如此弗禁”, 勢必造成“人聞令下, 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 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 異取以為高, 率群下以為謗”，會威脅到一統局面。為了保持思想的統一，秦始皇推行了“禁廢私學，以吏為師，以法為教”的思想控制措施，把人們的思想言論統統禁錮在嚴酷的法令之中，人們完全喪失了思想、言論和行為的自由。他的思想文化專制政策最後發展到臭名昭著的“焚書坑儒”，從而把大批士人知識分子推向了自己的對立面。

這是秦始皇思想獨尊、文化專制、愚民政策下的必然結果，這種鉗制思想退璀璨文化的殘暴統治不僅沒有鞏固清王朝的統治，反而加速了它的滅亡。

小結：

顯然，大流士與秦始皇的治國方略的具體執行過程中表現出了巨大差異：大流士的各種政策：政治、經濟、文化都相對比較適度，能夠充分照顧到被征服地區的各種利益；而秦始皇則更加傾向於維護中央集權專制統治，所以無視被統治者的各種願望和需要，使得其制定的許多政策都走向了他的對立面。

放在新統一格局下，短期內這種寬鬆和過度的手段差異，對於國祚延續狀況異常鮮明，前者得以延續200年，而後者突然暴斃。

但是從長遠來看，秦始皇短期內的各方面的強制同化和標準化為長達2000年的大一統格局奠定了基礎，而波斯帝國在短暫的穩定後，終究因為內部民族的矛盾和區域之間的分化走向了分裂，因此我們需要辯證地看待二人治理政策，在短期、長期狀態下產生的不同影響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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