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2 试析大流士和秦始皇治国策略的差异,带来的不同国祚结局

导读:

公元前1000年中后期,世界的东西方大陆上相继兴起了两个大帝国:波斯帝国和大秦帝国。其统治者大流士和秦始皇在建立起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后,为了巩固新创格局,都进行了类似的改革措施。但是在为政治国的实施过程中两者表现出巨大差异:

大流士对被征服地区的政治控制较为宽松,经济剥削较为适度,文化政策比较宽容;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采取的是极端的中央集权政策,过度的独裁和经济压迫,思想管控造成物极必反的效应。

因此波斯帝国得以延祚200余年,而大秦帝国却在建立15年后瞬间崩塌。为何?我们就来分析双方统治者的治国策略是如何影响国祚的。

试析大流士和秦始皇治国策略的差异,带来的不同国祚结局

对被征服地区的控制差距——宽松的行省自治和严控的郡县制

首先来说,新统治格局下的疆域,如何控制被征服地区事关整个帝国的存亡和稳定。因此,除了强化中央集权统治外,远离政权中心的地方,波斯帝国和秦帝国分别推出了军政分权的行省制和郡县制。

大流士把波斯帝国划分为23个行省,每个行省相当于一个被征服的独立国家和民族,在此基础上,大流士治理广大疆域时,实行“大统一,小自由”的方针,各个行省在保证中央主权和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享有比较宽松的自治权。这显然和秦统一之前,周王朝的分封统治格局相似,只不过东方的是以道德规范和宗法血缘为核心来推崇周王室的统治中心,而波斯帝国用的是军事镇压手段达到集权。

这些被征服地区保留了自己的民族特性、风俗习惯和法律。虽然波斯中央的各项通行律令对它们有一定的拘束力,但是并不妨碍它们的政治社会特殊性质,不仅没有采取同化政策,还有意识地去保护维持这些特殊。

比如有些邦国甚至保留了自己的国王,每一个邦国有它明显的文字、军事、生活方式和风俗礼制,这样的初置统治格局,是大流士巧妙地运用了旧的机构和民族自治,对其短期内的稳定有极大的作用。

反观秦始皇统一后对于山东六国的政治控制,是极其严密的。虽然郡县制的推行有利于巩固统治,但是这一制度短期内只能适应秦帝国统治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政权组织形式。郡县制特别是郡县下属的乡、里、什、伍编制,把人民群众纳入更加严密的统治体系之中,加强了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和压迫,控制人民的迁徙自由。这种统治、压迫最终激起了被征服地区持续不断的反抗。

试析大流士和秦始皇治国策略的差异,带来的不同国祚结局

对被征服地区上层人士管控模式——怀柔与镇压

这种统治不仅仅是宽泛的地域群众治理,最主要的如何对待被征服地区的上层分子,这也是大一统帝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大流士一世

十分注意任用被征服地区的上层人士,尤为器重埃及和巴比伦的祭司阶层,给他们以种种恩惠。在帝国的行政机构中,波斯人虽然占据绝对优势,几乎垄断了所有军政要职。但在各级行政机构中,也吸纳了许多其他民族的代表人物,在埃及、小亚细亚、巴比伦和其他地区,通常都有本地人担任法官、市长、国家武库管理人。如“在波斯波里斯王室经济中,负责人是波斯人,但会计师却是埃兰人”。在大流士统治时期,被征服地区“原有的君主通常还都保持着他们的特殊权利”。可以说,大流士吸取了居鲁士的成功经验,有效地罗致了被征服地区统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成功地将这股强大的异己力量和大一统的不利因素,通过怀柔政策化解为波斯帝国统治的阶级基础,从而成为维护帝国统一的积极的社会力量。因此,波斯统治

阶级与其所征服地区的上层分子逐渐合流,他们共同维护着强大的波斯帝国的专制统治。从大流士完成统一直到波斯帝国灭亡,被征服地区上层的反抗基本未曾发生。这说明大流士的政策是成功有效的。

秦始皇对六国旧贵族的政策则是残酷镇压和严加防范,基本上没有采取怀柔和利用政策。在统一的新形势下,秦始皇对防止六国贵族死灰复燃倒是极其警觉。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如果这种警觉性趋于极端,那么就会将本来即具有强烈反秦思想的六国旧贵族彻底推向自己的对立面,使其成为统一帝国的破坏力量。应该说,这是秦始皇统治政策的一大失误。在其高压政策下,六国旧贵族铤而走险,多次策划了反秦和刺杀秦始皇的行动,而当陈胜登高一呼,六国旧贵族则群起响应,与起义农民联合诛灭了暴秦。

试析大流士和秦始皇治国策略的差异,带来的不同国祚结局

新征服区域中文化维护差异——存异和同化

在文化方面,大流士以居鲁士为榜样实行宽容政策,尊重被征服者的宗教习俗。他拨款在下埃及的哈尔加绿洲和上埃及的埃德福新建了两座神庙,并下令继续修复其他地方的庙宇。公元前494年左右,大流士曾因叙利亚总督向马格尼西亚阿波罗神庙园丁征税、命令他们耕作非神庙的土地,不理会国王关于保护该神庙的指示而训谕当地总督加达塔:“如果你不幡然悔改,你就将感到我内心的愤怒”。

这说明,大流士虽尊奉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但并不禁止被征服地区居民信奉自己原来的宗教,还有意识地笼络各地宗教界上层分子,利用这些宗教来巩固帝国的统治。这种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较大的成功。例如在希波战争的紧要关头,希腊最著名的特尔斐神庙竟公然站在波斯人一边,警告希腊人必须放弃希腊,逃到大地的尽头去。

大流士的文化宽容政策也表现在文字方面。根据现有资料,大流士为解决国内民族众多、语言文字互异问题,曾将当时西亚流行的阿拉米亚语确定为全国通用的官方语言,用以发布诏令、公文。

同时,允许各地继续使用本地语言处理本地日常事务,各行省办公厅也可以使用至至帝国中央的波斯,就发现波斯楔形文字、埃兰楔形文字、阿卡德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阿拉米亚文字和希腊文字被同时使用着。

由于大流士的文化宽容政策, 波斯帝国统治下的各民族一般都能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而丝毫不受强制。

与大流士相左, 秦始皇坚决排斥异端思想 。他认为, 学派、私学的存在是思想混乱、社会不宁的内在根源, “如此弗禁”, 势必造成“人闻令下, 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 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 异取以为高, 率群下以为谤”,会威胁到一统局面。为了保持思想的统一,秦始皇推行了“禁废私学,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思想控制措施,把人们的思想言论统统禁锢在严酷的法令之中,人们完全丧失了思想、言论和行为的自由。他的思想文化专制政策最后发展到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从而把大批士人知识分子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这是秦始皇思想独尊、文化专制、愚民政策下的必然结果,这种钳制思想退璀璨文化的残暴统治不仅没有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

试析大流士和秦始皇治国策略的差异,带来的不同国祚结局

小结:

显然,大流士与秦始皇的治国方略的具体执行过程中表现出了巨大差异:大流士的各种政策:政治、经济、文化都相对比较适度,能够充分照顾到被征服地区的各种利益;而秦始皇则更加倾向于维护中央集权专制统治,所以无视被统治者的各种愿望和需要,使得其制定的许多政策都走向了他的对立面。

放在新统一格局下,短期内这种宽松和过度的手段差异,对于国祚延续状况异常鲜明,前者得以延续200年,而后者突然暴毙。

但是从长远来看,秦始皇短期内的各方面的强制同化和标准化为长达2000年的大一统格局奠定了基础,而波斯帝国在短暂的稳定后,终究因为内部民族的矛盾和区域之间的分化走向了分裂,因此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二人治理政策,在短期、长期状态下产生的不同影响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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