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按：通常我們會認為，精神病態者對待他人都十分冷漠，缺乏感同身受的能力，因為冷漠是精神病態者施加暴力或殺人的前提。但事實是否真的如此？
本文中巴斯金-索莫斯具有爭議的實驗試圖證明，那些被我們視為精神病態者具備在理解他人上的能力，不過他們往往不能自主接受他人觀點（影響）。其實想一想漢尼拔·萊克特（雖然是一虛構人物），身為法醫精神專科醫師，一定具備強力的分析、理解他人的能力，否則也就不會幫助見習特工克拉麗斯辦案了。
2016年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出過一本名叫《精神病態者的科學》（The Psychopath Whisperer）的書，作者肯特·基爾（Kent A.Kiehl）是新墨西哥大學心理學、神經科學和法學教授，他製造了世界上第一臺移動式功能磁共振掃描儀，掃描了500多名精神病態者和3000多名暴力罪犯，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法醫神經科學數據庫。在本書中，他講述了自己到最高戒備囚犯關押所在地採訪囚犯的經歷，經過研究分析，確認很多囚犯都是精神病態者，並對此進行進一步研究，發現精神病態者大腦中負責情感聯繫和反應的重要腦組織萎縮了，從而為預測和治療這種疾病指明瞭新的方向。有興趣的可以買來讀一讀。
譯/喬琦
校對/斬光
原文/www.theatlantic.com/science/archive/2018/03/a-hidden-problem-at-the-heart-of-psychopathy/555335/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喬琦在利維坦發佈
圖源：Photographee.eu / Shutterstock / The Atlantic
很少有人會特地花時間與精神病態者相處（譯者注：精神病態者，psychopath，又稱病態人格者、反社會人格者等），更少有人會為此反覆造訪監獄。不過，在一年多的會談和磋商後，耶魯大學的阿里爾·巴斯金-索莫斯（Arielle Baskin-Sommers）最後成功說服康涅狄格州的一家最高安全等級監獄，得以和監獄內的囚犯一同工作，並研究那些有精神病態傾向的犯人。
從定義上講，精神病態者無法理解他人情感，這部分解釋了為何他們如此自私，為何他們如此冷酷無情地忽視他人的福祉，以及為何他們的暴力犯罪率是普通人的3倍之多。
然而，奇怪的是，他們似乎能夠理解別人的所思、所想及所信——這種能力以不同的名稱為大家所熟知，比如：觀點採擇能力、心智解讀能力（theory of mind）或心智化能力。“他們的行為似乎表明他們無法捕捉別人的想法，”巴斯金-索莫斯說，但他們在實驗中的表現卻指向了截然相反的結論。當我給他們講完一個故事，並要求他們清楚說出其中一個角色的想法時，他們能夠做到。
（www.ncbi.nlm.nih.gov/pubmed/15554579）
從表面上看，這可能說得通：精神病態者可以理解他們的犯罪對象的所思所想，但對其漠不關心，這就導致了那些犯罪行為的產生。不過，巴斯金-索莫斯還發現了一些有關精神病態者心智更深層次的東西。
我們大部分人都是自發思考的。從出生開始，別人的思想就不由自主、潛移默化地進入了我們自己的思維。顯而易見的是，在精神病態者之中，這樣的事兒發生的強度和頻率都要小得多。通過研究這些康涅狄格州囚犯，巴斯金-索莫斯和她的同事，林西·德雷頓（Lindsey Drayton）和勞裡·桑托斯（Laurie Santos）一道，證明了這類人群如果刻意為之，的確可以瞭解他人的想法、感受，但從平均水平上說，他們自發進行這項活動的程度要低於普通人。“這是我們第一次發現證據，證明精神病態者缺乏這項我們大多數人都有的自發能力。”巴斯金·索莫斯如是說。
（www.pnas.org/content/115/13/3302）
圖源：Giphy
大約10年前，巴斯金·索莫斯開始研究精神病態者。“那個時候，‘精神病態者’這個詞還沒有鋪天蓋地地出現在電視節目上，”她說，“當時我就已經對這類人群的心智之複雜深感興趣。他們中，很少有人是對周遭世界完全麻木的。他們與我們有一些有趣的細微差別。有時候，他們似乎能夠很好地感受、認識社會，有時候卻不行；有時候他們表現出良好的心智解讀能力，有時候卻完全沒有。這是個有趣的謎團。”
美國監獄在接收囚犯時，並不會做專門的精神病態評估，所以巴斯金-索莫斯自行開展了一項針對康涅狄格州106名男性犯人的標準測試（standard test）。結果發現，其中的22人被確認為精神病態者，28人被確認為非精神病態者，剩下的那些犯人則處於兩者之間。巴斯金-索莫斯面試所有犯人的地點都在監獄內部的一處臨時心理學實驗室內——一間簡簡單單的房間內擺著一張桌子，一個計算機工作站，研究人員和犯人之間沒有任何障礙物。
“我們也有安保人員，但由於我們做的實驗相當私密，所以他們都待在房間外面，”她說，“我們為此做了許多訓練，而且在實驗時一直坐在靠近房門的位置。不過，實際上，我們沒有碰到任何意外情況，連那種跡象都沒有。
對許多犯人來說，這是第一次有人要求他們談談自己的人生。”事實證明，這些精神病態者“油嘴滑舌、自視甚高，有些事先串了詞，”巴斯金-索莫斯如此補充。“他們很有攻擊性，而且喜歡跟我們說些謀殺的可怕細節，我覺得是為了嚇唬我們。不過，他們並非總是如此，在實驗過程中，他們也作了許多自我形象管理。”在評測完106名志願者之後，她給他們佈置了一個電腦上的任務。在電腦屏幕上，被試可以看到一個身著監獄卡其裝的人類形象，站在一間房間之中，或是面朝左或是面朝右。在一部分房間中，有兩個紅點在虛擬人面前的牆上；在另一部分房間中，有一個紅點在虛擬人面前的牆上，另一個則在其身後的牆上。這些犯人的任務就是要說出他們自己以及屏幕上的虛擬人能夠看到幾個紅點。
在一部分房間中，有兩個紅點在虛擬人面前的牆上；在另一部分房間中，有一個紅點在虛擬人面前的牆上，另一個則在其身後的牆上。圖源：New Scientist
一般來說，心智正常的被試可以準確說出虛擬人能夠看到幾個點，但如果有點在虛擬人身後的話，他們的反應就會慢一些。這是因為他們真實看到的情況（兩個點）干擾到了其站在虛擬人視角進行觀察的能力（一個點）。這種現象稱為“自我中心干擾”（egocentric interference）。不過，當被試要說出自己真實看到的點數時，若他與虛擬人看到的不同，他的反應也會慢一些。這就表明人類有多麼容易受到他人觀點的影響：接受實驗的志願者會不由自主地受到虛擬人視角的影響，哪怕這會影響他們自身的判斷。這種現象稱為“反向自我中心干擾”（altercentric interference）。
巴斯金-索莫斯發現接受測試的精神病態犯人在受自我中心干擾的程度上並沒有什麼異常——也就是說，他們自己的視角會干擾到虛擬人視角。但他們受反向自我中心干擾的程度卻顯著低於其他接受測試的犯人——虛擬人的視角並沒有干擾到他們自己的視角，而對其他大多數人來說，應該是會干擾的。
當然，精神病態者之間也不盡相同，他們之間的行為差異也很大。但是，巴斯金-索莫斯同樣發現，被試在精神病態評估測試中得分越高，他們就越不會受到虛擬人視角的影響，而他們檔案記錄中的暴力指控也越多。
圖源：Health Guidance
精神病態者之間可能事先串了詞，但他們不太可能故意在任務中弄虛作假去製造一些有趣的結果。“這項任務進行的速度非常快，而且我們在精神病態者的測試結果和其他精神病態程度較低的被試測試結果之間，沒有看到任何準確性上的差異，”巴斯金-索莫斯如是說。
對她而言，這個結果表明，精神病態者（至少是男性精神病態者）無法自發接受他人的觀點。這項大多數人自然而然就會進行的工作，在他們這兒變成了一種刻意的選擇，變成了一種他們可以主動開啟（如果這對他們達成目的有幫助的話），又可以在其他情況下無視的功能。這就有助於解釋為何他們的行為如此冷漠、如此殘忍甚至如此暴力。
圖源：AP
不過，倫敦大學學院心理學家尤塔·弗里斯（Uta Frith）認為，這個在其他研究中也有應用的虛擬人實驗存在一些爭議。“這個實驗究竟衡量的是什麼？”她這麼說。這個實驗中的虛擬人有可能表現的不似人類，而更像一個箭頭——一個指向注意力的視覺線索。也許，這個實驗測量的根本不是觀點採擇，僅僅只是說明了人們如何自發轉移自己的注意力。
（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7470218.2017.1307868）
巴斯金-索莫斯則辯稱，這個實驗既是關於注意力的，也是關於觀點採擇的，並且“就精神病態研究來說，這是件好事兒”。這是因為，正如她及別的研究專家證明的那樣，精神病態者對那些與他們目的相關的事物會抱以異乎尋常的密切關注，但對於那些無關信息則會嚴重忽略。“所以，他們很可能是最糟糕的多任務同時處理者，”巴斯金-索莫斯說，“大家都不擅長同時處理多項任務，但精神病態者尤為糟糕。”因此，觀點採擇能力欠佳有可能是他們注意力分配差異的另一大表現。這兩者是相互關聯的。
另有幾類人群同樣也會表現出心智解讀能力的不同。比如，在一項研究中，弗里斯要求被試預測，小女孩會去哪裡尋找那些在她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轉移了的彈珠。旁觀者知道彈珠去哪了，所以他們能夠無視自己已經知曉的信息，設身處地地代入小女孩的角度去思考嗎？眼部移動跟蹤軟件表明，
正常成年人目光盯著的位置會和小女孩保持一致，但那些身患阿斯伯格綜合症的人就不太可能這麼做（譯者注，他們只會盯著彈珠目前所在的位置）。他們似乎不能自發預測別人的行動。“我有點擔心——儘管我們採取的具體實驗不同——是否巴斯金-索莫斯和她的同事為了解釋精神病態者的冷漠性，採納了與我們之前解釋自閉症患者交流問題時使用的同種潛在機制，”弗里斯說，“畢竟，這兩種情況差異很大。”（www.ncbi.nlm.nih.gov/pubmed/19608858）
“泰德”·邦迪（"Ted" Bundy，1946年11月24日－1989年1月24日），美國一個活躍於1973年至1978年的連環殺手。圖源：scoopwhoop
但是，這兩項研究之間有一些細微卻很重要的差別，巴斯金-索莫斯說。弗里斯的實驗並沒有測試他人的觀點是否會影響自身觀點——而這點正是精神病態者與我們的不同。他們的確可以知曉並接受他人的觀點，但那些觀點並不會自發干擾到他們自己的觀點。“這不是在心智解讀能力缺失時會表現出的典型圖像，”她如是說。
這些新發現並沒有“解釋”精神病態，也沒有哪個單項研究能夠做到這點。和大多數精神病學的問題一樣，這是個涉及到遺傳因素以及環境因素影響的複雜交叉問題，這兩大方面的所有因素都會影響到我們最為複雜（同時也許是瞭解最少）的器官——大腦。精神病態者也許確實表現出了觀點採擇能力的缺失，但“有意思的問題是：為什麼會這樣？”倫敦大學學院的艾希·維丁（Essi Viding）如是說，“究竟是遺傳信息及成長環境中的哪些因素讓他們變成了這個樣子？要回答這些問題，也為了調查這些過程的可塑性究竟如何，我們需要進行長期研究。”
與此同時，巴斯金-索莫斯還補充說：我們可以利用目前已知的這些信息。“我們正在考慮訓練監獄官員，讓他們知道如何與精神病態囚犯交談，並且在交談的同時強制他們進行刻意觀點採擇，”她說，在發生監獄內部糾紛後，“監獄長官對他們說‘你做錯了’或者詢問‘這發生了什麼’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兒，而我們已掌握的數據表明，精神病態者無法回答這類問題。
除非你強制他們採取其他犯人的視角講述發生了什麼，否則他們無法理解你的問題。”往期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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