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04 茅海建｜康有為與進化論時政頭條網

07.04 茅海建｜康有為與進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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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康有為與進化論

主講：茅海建（澳門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

時間：7月8日（週日）14:30-16:30

地點：首都圖書館A座一層多功能廳（北京市朝陽區東三環南路88號）

主辦：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首都圖書館三聯生活週刊三聯中讀

戊戌變法是效法西方的改革。然其主要指導者康有為對西方的思想與制度沒有相應的知識，以往的論者多以“進化論”作為康有為接受西方思想的主要標誌。

本次演講以此展開，說明康有為在各個時期對“進化論”的迎拒。由此證明，康有為在戊戌時期並沒有接受“進化論”（天演論）。此後，雖使用“進化”一詞，只是當作進步說，對“進化論”並無真正的理解。康有為曾在達爾文的石像前宣稱，他與達爾文思想上“暗合”。到了其晚年，將“進化”與“天演”當作對立的概念，接受“進化”，反對“天演”，並在《大同書》中，稱達爾文“其妄謬而有一知半解”。

本次演講的內容是學術性的，但演講者將用通俗的語言來說理。

【主講人簡介】茅海建，澳門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主要教學與研究領域是中國近現代史。著有：《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苦命天子：咸豐帝奕詝》《近代的尺度：兩次鴉片戰爭軍事與外交》等。

康有為芝加哥留影

康有為的“大同三世說”（節選）

文︱茅海建

*本文系茅海建教授5月28日北大講座發言，節選發佈

康有為的“大同三世說”，是我最近講的比較多的題目，是近幾年最為關注者。我寫了幾篇非常學術性的論文，字數加起來大約有三十萬字，十分繁瑣。我在這裡儘可能講得不那麼學術，儘可能簡要明白一些。

大約在五年前（2013），我準備寫一篇關於康有為戊戌時期政治思想與政策設計的論文。這項研究的起因是，既然臺北的史語所研究員黃彰健院士已經證明康有為《戊戌奏稿》作偽，既然中國人民大學孔祥吉教授等人已經發現《傑士上書匯錄》和許多康有為的原始奏摺（其中一部分是代他人所擬的），稱戊戌變法是“君主立憲式的改良主義運動”，失去了基本史料根據；那麼，戊戌變法的性質究竟是什麼？我想以可靠的檔案與文獻為基礎，重新梳理一遍，得出新的結論來。為此，我制定了一個計劃，申請了一個項目，準備用一年半的時間，寫一篇五到十萬字長篇論文。我得到了一筆小的資金支持。

可是，研究進行沒多久，就卡殼了。我遇到了兩個難題。

一、1898年（戊戌）之前，康有為完成了兩部重要的著作《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這兩部書的內容大約是：儒家的《六經》皆存世，即“今文經”，秦始皇並未焚盡；所謂“古文經”，皆是偽經，是西漢時領校“中秘書”（皇家藏書）的官員劉歆所偽造，目的是為王莽的“新朝”服務。此即“新學偽經說”。中國的早期歷史“茫昧無稽”，堯、舜、文王等“文教之盛”，皆是孔子“託古”的創造，其目的是以民間“素王”身份來“改制立教”。不僅《春秋》為孔子所創，《詩》《書》《禮》（《儀禮》）《樂》《易》，也都是孔子自我創造出來的。此即“孔子改制說”。

“新學偽經說”“孔子改制說”雖然非常大膽，也非常極端——按照康有為的說法，古文經是劉歆偽造的，服務於“新朝”，今文經是孔子創造的，以能“改制”，中國的傳統經典皆是孔子和劉歆兩人偽造出來的，中國的早期歷史也是由他們兩人偽造出來的——但若從學術思想與政治思想來看，兩說皆是思考與探索的過程，而非為最終的結論。用今天的說法，屬於“中期研究成果”。如果僅僅用“新學偽經說”“孔子改制說”去解釋當時的康有為，那麼，他只是一個比廖平更極端的學者，不會那麼熱衷於政治活動：不會去自辦萬木草堂，不會去自辦各類報刊，如《強學報》《時務報》《知新報》，不會到廣西去講學，也沒有必要去辦強學會、聖學會、保國會之類的政治性組織，更沒有必要再三再四地給光緒帝上書。他當時的政治思想與政治目標究竟是什麼？

二、從康有為在戊戌時期所上奏摺來看，向光緒帝提出的政策設計大體上是西方式的，或用西方的歷史來說事；但從康有為的著述來看，如前面提到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從康有為的講學內容來看，如《長興學記》《桂學問答》和上世紀八十年代發現的萬木草堂門生筆記，卻很少有西方思想與制度的內容，基本上是中國傳統的思想，相當多的部分屬經學。他的著述中最接近西方的，是《實法公理全書》，談的是人的權利與民主制度，然其根據也不是西方思想與制度，而是西方數學中的“幾何公理”。1891年，康有為與廣東大儒朱一新有一場論爭，康在信中說：

……緣學者不知西學，則愚闇而不達時變；稍知西學，則尊奉太過，而化為西人。故僕以為必有宋學義理之體，而講西學政藝之用，然後收其用也。故僕課門人，以身心義理為先，待其將成學，然後許其讀西書也。然此為當時也，非僕今學也。

“必有宋學義理之體，而講西學政藝之用”，這是我看到的最早的“中體西用”的說法，不僅早於孫家鼐（見其奏摺，1897），更早於張之洞（《勸學篇》，1898）。

康有為是戊戌變法的主要推動者，戊戌變法的基本方向是西方化的，但這個推動者卻不太懂得西方的思想與制度。他不懂任何一門外國語，也沒有去過外國，他能得到的外部資料主要是江南製造局等機構、西方傳教士等人翻譯的西書，其中以聲光化電、機器製造為主，關於西方思想、制度、經濟與社會學說的書籍相當有限。他可能也看過一些日本譯書，從目前的研究來看，若真讀書，數量也是相當有限的，且有自我的理解。

如果從更寬泛的角度來看，上面說的兩個問題，實際是一個問題：康有為是如何用特殊的中學知識（“新學偽經”“孔子改制”）與有限的西學知識來推動中國的改革？如果再深入一步，又可提出這樣的問題：即康有為作為一名晚近的進士，其官位僅是工部候補主事，在京城地面中儘管大聲說話，也無人聽得見。他能進入政治舞臺的中心，純屬偶然，不是由他來決定的。如果不能進入政治舞臺的話，他的政治抱負又是什麼呢？

光緒、康有為、梁啟超合成圖

我由此被卡住了，研究進入了瓶頸。2015年7月，我到京都住了一個月，試圖開一點思路，結果毫無效果。歷史學是以史料為基礎的，沒有史料的突破，思路又有什麼意義呢？歷史學是不那麼浪漫的。

恰在這個時候，我發現了梁啟超《變法通議》的進呈本（現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便轉過頭來研究梁啟超的著述。正是在梁的著述中，我看到了光明——康有為在戊戌時期的“大同三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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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三世說”的主要內容

在萬木草堂講學時，康有為稱“堯、舜如今之滇、黔土司頭人也”；又稱：“堯、舜皆孔子創議。”（黎祖健：《萬木草堂口說》）此處說“堯、舜為民主，為太平世”，即孔子創造出堯、舜，聖意在於“太平之治”；孔子又創造出文王，是為“撥亂之治”，“以行君主之仁政”。以“孔子改制”講“大同三世”，這裡面的意思，若不加解釋，不易察覺。我仔細查看《孔子改制考》，與“大同三世說”相關的內容，僅僅找到六條。在《春秋董氏學》中，康有為稱：

三世為孔子非常大義，託之《春秋》以明之。所傳聞世為據亂，所聞世託昇平，所見世託太平。亂世者，文教未明也。昇平者，漸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遠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備也。大義多屬小康，微言多屬太平。

康的這一說法，是對《公羊》派“三科九旨”的擴展，加上《禮運篇》中“小康”“大同”的內容。我仔細查看《春秋董氏學》，與“大同三世說”相關的內容，僅僅找到五條。《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講的是“孔子改制”的內容，“大同三世說”不是兩書的主題。若不是特別的挑選，這十一條內容，稍不注意就可能放過去了，且僅看此十一條內容亦難窺全豹。

康有為的“大同三世說”，是對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一種普世性解說。按照康的說法，這一學說是由孔子創造，口傳其弟子，藏於儒家諸經典和相關史傳之中，主要是《春秋》及《公羊傳》《禮記》（尤其是《禮運篇》《中庸篇》和《大學篇》）《易》《孟子》《論語》等文獻，以留待“後聖”之發現。泰西各國對此學說亦有所體會，亦有所施行。

從1900年夏天起，康有為先後旅居南洋檳榔嶼、印度大吉嶺，至1903年春夏之交時才離開。在此兩年多中，他遍注群經——《〈禮運〉注》《〈孟子〉微》《〈中庸〉注》《〈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論語〉注》《〈大學〉注》等，由此完成其“大同三世說”的著述。

《大同書》，長興書局，1919年版

如果用最為簡約的方式來說明“大同三世說”的基本概念，可謂：一、據亂世，多君世，尚無文明；二、昇平世，一君世，小康之道，行禮運，削臣權；三、太平世，民主世，大同之道，行仁運，削君權。“大同”雖是孔子創造出來的理想世界，但其時不可行，只能以“小康”來治世，只能待之於後人來實現。對此，康在《〈禮運〉注》中稱言：

孔子以大同之道不行，乃至夏、殷、週三代之道皆無徵而可傷。小康亦不可得，生民不被其澤，久積於心乃觸緒大發，而生哀也。孔子於民主之治，祖述堯、舜，君主之治，憲章文、武……其志雖在大同，而其事祇在小康也。

需要注意的是，康有為在檳榔嶼、大吉嶺精心著述時，閱歷與見識已經有了較大的變化。1898年9月他離開北京南下，在上海由英國軍艦接往香港，然後去了日本、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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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制立教

對康有為來說，從“新學偽經說”到“孔子改制說”，是一個思考的過程，其最終的結論，應當是“大同三世說”。從“大同三世說”再到《大同書》，是康有為思想發展的又一個階段。兩者之間的聯接性是比較明顯的，而兩者之間的最大差別在於：康不再宣稱該學說由孔子原創，藏於經、傳、史等典籍之中，是他通過“微言”而發現的“大義”；而是自由奔放地直接說明他對未來社會的設計，那種歷史命定論的色彩也有所淡化。

“新學偽經說”“孔子改制說”“大同三世說”皆是學理，不太可能直接運用於政治。康有為雖然有參與高層政治的企圖，但他唯一的辦法是上書。通過上書而獲得皇帝青睞的機率是很低的；而“新學偽經說”“孔子改制說”“大同三世說”這類學理在高層政治是不可能通過的，尤其是“大同三世說”，其目標是改皇帝為民主，最終要消亡國家，實現世界大同。清朝的皇帝又怎麼可能對此認同呢？

錢定安校本《大同書》 1935年出版

康有為創造這些學理，目的是“創制立教”。在萬木草堂，他對其門徒直白地說：

孔子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可得見乎？書者，六經也；言者，口說也；意者，聖人所未著之經，未傳諸口說者也。然則，聖人之意一層，猶待今日學者推補之。（黎祖健：《萬木草堂口說》）

康多次說明，孔子最重要的著作是《春秋》和《易》。《春秋》記事，其主旨不在事而在於義，其義理由孔子口說而由弟子相傳，《公羊》是最主要的一支；但《春秋》中的許多義理，《公羊》未能明，甚至董仲舒、何休都未有解。至於《易》，全是義理。此即“猶待今日學者推補之”。康此處所稱“今日學者”，即是康本人。這種不見於經、傳，甚至不見於董說何注的孔子思想，可以說是康的自我理解、自我體會，也可以說是康的自我發揮。康可以將其思想附託孔子的名下，“託孔改制”。他又對其門徒說：

地球數千年來，凡二大變，一為春秋時，一為今時，皆人才蔚起，創制立教。（張伯楨：《康南海先生講學記》）

此處的“春秋時”主要是指孔子，而“今時”又可見康的自期，他要仿效孔子“創制立教”。康常引用《中庸》“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公羊傳》“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頗有自許之意（見《〈中庸〉注》《〈孟子〉微》）。康還在《孔子改制考》的序言中稱：

天哀生民，默牖其明，白日流光，煥炳瑩晶。予小子夢執禮器而西行，乃睹此廣樂鈞天，復見宗廟百官之美富……

他這些話講得很明白，他是受命於天的。

《大同書題辭》

當時的文士章太炎，對康有為創教的設想有所揭示。1897年，他寫信給老師譚獻的信中稱：“康黨諸大賢，以長素為教皇，又目為南海聖人，謂不及十年，當有符命。”他在《自訂年譜》稱：1897年“春時在上海，梁卓如等倡言孔教，餘甚非之”。而馮自由後來記錄章太炎對梁鼎芬的談話稱：“只聞康欲作教主，未聞欲作皇帝。實則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異；惟欲作教主，則未免想入非非。”（《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而梁鼎芬在前面談到的《康有為事實》中又稱：

康有為羨慕泰西羅馬教王之尊貴，意欲自為教王，因創立一教，謂合孔教、佛教、耶蘇、希臘教四教而為一，自命為創教之聖人，其徒皆以聖人稱之。其徒黨有能推衍其說者，則許為通天人之故，聞者齒冷。康所著書內有《孔子為改制之王考》一卷（上海有刻本），稱孔子為教王，諷其徒謂康學直接孔子，康即今之教王也。

梁鼎芬的說法也是相當肯定。即便從康有為這方面的材料來看，也是相當清楚的。他在《孔子改制考》一書起首便稱：

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艱，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為神明，為聖王，為萬世作師，為民作保，為大地教主。生於亂世，乃據亂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國，而立三界之義，而注意於大地遠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統。

其中“黑帝乃降精”，見《春秋演孔圖》，屬緯書，稱孔子的母親在夢中與黑帝相交而生孔子。康引緯書言“黑帝降精”，否認孔子的人間生父，有意模仿基督教的“聖誕說”。康辦《強學報》，用的是孔子紀年；又命梁啟超在《時務報》上也用孔子紀年，梁因阻力太大而未能辦到。這也是模仿基督教的。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上奏光緒帝，要求建立孔教會。

根據《孔子改制考》，孔子“創制立教”的工作主要是兩項：一是創制經典，二是傳教於門徒。《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再加上“大同三世說”，“小康”“大同”之制，經典的創制已初步完成。康主持的萬木草堂，已有相當的規模，其門徒張伯楨稱：“同學凡百餘人。”（《康南海先生講學記》）康又到廣西去講學，梁啟超等人去湖南主辦時務學堂，亦可視之為“傳教”。

保救大清皇帝會加拿大成員，康有為在其中

根據《孔子改制考》，從春秋到漢武帝獨尊儒術，即孔子創制立教至改制成功，經歷了數百年的時間，並規範了“百世之後”的政教禮儀。基督以十二使徒傳教於天下，孔門有十哲七十二賢人，都不是一代人的事業。康此時若真心有意於“創制立教”，也不會太注重於當下。大約在1897年春，梁啟超在上海寫信給康有為：

……尚有一法於此，我輩以教為主，國之存亡，於教無與。或一切不問，專以講學、授徒為事。俟吾黨俱有成就之後，乃始出而傳教，是亦一道也。弟子自思所學未足，大有入山數年之志，但一切已辦之事，又未能拋撇耳。近學算、讀史，又讀內典（讀小乘經得舊教甚多，又讀律、論），所見似視疇昔有進，歸依佛法，甚至竊見吾教太平大同之學，皆婆羅門舊教所有、佛吐棄不屑道者，覺平生所學失所憑依，奈何。（《覺迷要錄》，錄四）

梁此中談到的“教”，是超越國家的，即“國之存亡，於教無與”，說的就是“大同三世說”。梁讓康“專以講學、授徒”，當萬木草堂學生學成後，出而傳“大同三世說”之教。梁對其掌握的“教”義仍不滿足，想通過“入山數年”以補足。梁又通過數學、歷史和佛教經典的學習，自覺“歸依佛法”，甚至對“吾教太平大同之學”一度產生懷疑，覺得“所學失所憑依”。梁的這一封信，是戊戌政變後從康有為家中抄出來的。內容大體相近的梁信，還有一封。

康有為“創制立教”，是想當教主；當然，如果有可能，也想當帝師。今天的人們看到了歷史的結局，他沒有當成教主，也沒有當成帝師，而是在戊戌變法的高潮期當了光緒帝的重要謀士。由此再來看看他自己的說法。1898年冬，康在日本寫《我史》，這是他第一部人生總結，也正處在人生的低谷期。康稱，百日維新的關鍵時刻，其弟康廣仁勸其“不如歸去”，回鄉授學，用康廣仁的話來言其志：

伯兄生平言教，以救地球，區區中國，殺身無益。

根據梁啟超在湖南時務學堂的批語：“目前則以小康之道先救中國，他日則以大同之道兼救全球”；康的志向不僅僅是“救中國”，而在於“地球”。康又稱，戊戌政變前他從北京到天津、煙臺至上海，一路上多次逢救。大難不死，必有其因：

……凡此十一死，得救其一二，亦無所濟。而曲線巧奇，曲曲生之，留吾身以有待來茲。中國不亡，而大道未絕耶？“聚散成毀，皆客感客形”，深閱死生，順天俟命，但行吾“不忍”之心，以救此方民耳……此四十年乎，當地球文明之運、中外相通之時，諸教並出，新理大發之日，吾以一身備中原師友之傳，當中國政變之事，為四千年未有之會，而窮理創義，立事變法，吾皆遭逢其會，而自為之。學道愛人，足為一世，生本無涯，道終未濟……

我以前每讀至此，總覺得康在造作；然讀到梁啟超等人關於“大同三世說”的諸多著述，才隱約地感到，康也未必矯情，或真以為自己天降大任、使命在身呢。

紀念戊戌變法120年

大量檔案材料的披露

重大史實的精心考證與重要場景的細密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