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隻能逮到老鼠的好貓”
改革開放以來，為了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小平同志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並發表了著名的"貓論":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我真正理解“貓論”的偉大和想做一個“好貓"時，已進入了不惑之年。
1998年，我被授於少尉軍尉，走進雪山邊防，戍守帕米爾邊關。那個時候，我曾定下“發展目標”：30歲前成為青年作家。我瘋狂的寫了不少詩歌、散文和公文，出版了詩集，寫了報告文學集《風雪帕米爾》.....這些耗費我大量的精力，稿費收入卻不多。文字雖給我帶來了精神上的快樂，但卻在物質上不能讓我成為富翁，我甚至談得上窮。這說明，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我沒逮到錢這個"老鼠"，沒能讓自已致富，並不是"一隻好貓"。
我不是“一隻能逮到老鼠的好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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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一度認為，自己的窮是因為選擇了寫作這條路。因為，我縱觀歷史，文人常常和物質無關，從歷史來看大多文人是窮困潦倒之人：老子西出函谷關，騎一青牛和帶一行囊，留下了後人用之不竭的哲學思想，但當時的他是一個窮人；莊子寧願做池塘裡的烏龜而不願意做被人供奉的牛羊，所以也一生貧困；大思想家王充，小時候“貧無一畝庇身”，“賤無鬥石之秩”，“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大詩人李白31歲時窮愁潦倒於長安，後構石室於安陸白兆山桃花巖，也一直在半飢半飽中度過了一生；大詩人杜甫窮得連小兒子都餓死了，他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形象的寫出了他的窮愁困境；超級文豪曹雪芹半生潦倒,“滿徑蓬蒿老不華，舉家食粥酒常賒。”......
這些文人因為過著不類於常人的生活，因而形成了超越的作品和人品。在金錢面前，文人幾乎莫名其妙就淪為社會的最下層人士，到底是啥原因了？歸根結底是社會終究是勢利的社會，需要違情違性去經營；或者大多文化人壓根兒就不懂得經營和管理財富，也可能是他們任情任性甚至於越過常理，自然難以和靠理性滋長的財富同行了。從另一方面說，在錢和物質面前，文人總是清心寡慾，不適應社會的大趨勢，這個世界是弱肉強食的，你不去拼去爭，坐而論道，只有受窮。
在部隊時，我不抽菸，喝酒少，對部隊給我每月發的3000多塊工資已經很滿足了，總為自已是一個有文化的尉官而驕傲。為國為民守邊防嘛，就是奉獻，思想很純潔。我自己本身也沒在掙錢上下功夫，回報當然少，一直以來，日子也就剛剛過得去的樣子。
我不是“一隻能逮到老鼠的好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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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時，我受家族的影響，想做一個文化人，有過作家夢。
我5歲開始讀《說岳通俗演義》等大部頭著作。高中時，我選擇了文科班，喜歡古詩詞和歷史地理，對散文詩很是痴迷。
當兵後，我任連隊文書，為連隊寫個材料，辦個板報，代戰友寫個情書等，更在不知不覺中磨練了自己的文筆。我的文學才華從上軍校時開始顯現，還記得《一步一個腳窩，一個腳窩一首歌》那篇演講稿，引起了全校的轟動，辦的板報多次得了獎，當時被學校領導和同學們稱為“鄧才子”。正是這個稱號，讓我不務“掙錢”的正業。
軍校畢業後，我被分配到高原邊防，到團部那天，受領的第一項任務便是為團隊書學“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六九二二部隊”這個牌匾。我在師機關工作時，是專門為師機關寫會標的，寫個牌匾是小兒科，牌匾寫起後，得到了團長的讚許，掛在大門口，一直掛了5年。團長讓我留在了組織股，專門寫材料。
從此，我與文字不離不棄，後來因為材料寫得好，調到軍區織處，但我與追逐金錢卻漸行漸遠，我雖無錢，但也不愛錢，環境和思想決定我不能成為“抓老鼠的好貓”了。
我不是“一隻能逮到老鼠的好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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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觀念變了，不以思想的修為為中心，而是以追逐金錢為中心，加之時代不同了，大環境變了，文化人多了，文化人在人們眼中，重量在減輕。時間進入2000年以後，我還是固步自封，醉心於文字，感到寫文章比做一些掙錢的事快樂。但我那“文字板斧”卻不能為我帶來物質上的豐裕，生活一直很窘迫。
與社會人打交道，一次次地感到我“捨本逐末”，與社會格格不入，這讓我開始反思。我意識到只有文字，人生會很輕飄。真正的文化人，不是隻在紙上寫文章，不只是讀書才做學問，任何事做好了都是學問，都是文章。所以，我提醒自已，不要認為自己會寫幾篇文章，而看不起不會寫文章的人，能讓自己賺錢的文化才是真文化、真學問。自己寫的情愛之類的東西，只是自己的一種心情，人們關注更多的是物質，而不是我的心情。
文人怎麼賺錢？賺錢的套路和方法多，雖然寫文章也可是一個職業，但自己好像沒多少好的路子。
想起那些和超級文豪曹雪芹一樣“酒常賒”的日子，我記住了三點：一是會寫文章，不代表有能力賺錢。當下，不為物質而文，一分錢不值；二是多一些算計，量入為出，是每一個富翁的成功之道，富人的文化才是文化的精髓；三是走出文字的誘惑，學會投資，並要讓行業的勞動力回報率超過資本的回報率。只有做好這三點，我才會融入這個社會的主流，才能實現自身的價值，才不是一個迂腐的文化人。
如果說文人固窮，我已年過四十，已經沒有窮的權利。因為我是男人，必須對更多的人負責。餘生，不長也不短，我需要做的，就是必須用筆和自已的文化穿行在這個城市乃至全中國，努力跑到社會食物鏈的前面，做小平同志“貓論”的踐行者，讓自己也富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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